[一种视角] 沉重的“不知”（外两篇）

艾木地

 

沉重的“不知”

    
        对于今天青年一代的某些“无知”，我是劝过扼腕之士的，不必过于叹息，也不必忧天将倾——比如说现代的粉丝，只知发人一笑的周立波，而不知50年前写下《山乡巨变》的大作家周立波，那是属于一代自有一代的偶像吧！又比如留美长美的郎朗，在白宫弹《我的祖国》，他只知道旋律之优美，而不知道这原来是《上甘岭》——一部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的主题歌，这又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知”吧。所以可以理解，也应当释怀的。
    
      但有一类“不知”，就似乎很难“释怀”了。比如沈阳的青年，不知道“九一八”那天汽笛长鸣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比如北京的影星，惊问“卢沟桥在哪里？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再比如南海的学子，人人都知道家乡出过一个拳打天下的黄飞鸿黄大侠，却不知道他那里更出过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思想家康有为“康圣人”……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教授陪同一位出自名校的法学博士参观北京的宋园美术馆，始料未及的是，在新落成的遇罗克烈士雕像前，这位法学才俊却迷茫地发问：遇罗克是谁？人们为什么给他献花……
   
       遇罗克是谁？40年前的浩劫中，这位年仅27岁的青年，因为一篇《出身论》直指横行一时的封建专制主义，结果被宣判死刑。遇罗克之死，是十年动乱“无法无天”的一个典型，我们不应当忘记他，就像不应当忘记张志新一样。一般的人，“不知遇罗克”也罢了，但一位“法学博士”，却不能“不知”——不知，他怎么铭记中国法制史的血的教训，怎么理解今天法制建设的极端必要性？这位法学博士，也许精通《汉摩拉比法典》和《拿破仑法典》，然而他连遇罗克案都“不知”，那就很难说他读懂了一部中国宪法……
   
      当然类似的“不知”，并非孤例。两年之前，笔者有幸与一位财经类的青年副教授相聚。因为是“财经类”，所以特地提到了顾准。未料这位经济学者，同样是一片茫然，差一点要问出“顾准是谁”来。
   
      顾准是谁——同样的，一般的芸芸众生，也许可以不知道，但唯独一位“财经类副教授”，他却不可以“不知顾准”——不知，他怎么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和来之不易，更如何知道为了要坚持一个哪怕是经济学的真理，那是不但要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更是要有为之牺牲生命的铮铮铁骨的呀！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应该的“不知”可谓比比皆是。我所供职的报社，近年以来，来了两位北大的才女，都是中文系的美眉。因为是中文系，所以近日之间与她们聊天，就聊到中文系出过一个林昭，那可是北大“最美丽的女人”啊。然而两位中文系的美眉，双双瞪大了美丽的眼睛，反问“林昭是谁”？怎么没听说过？又因为是北大，又提到聂元梓这个曾经倒行逆施的女人，两位北大美眉，更是一头雾水，说从来不知道北大有这个人……
   
      北大的才女，不知道中文系有过林昭，更不知道浩劫中有个聂元梓，她们怎样理解北大的历史，怎样了然北大的精神？这就轮到我之“不知”了——难怪清华的百年校庆，当年“井冈山造反兵团”的蒯司令也来了，照样被围堵，被合影，被“签名留念”，今天的清华学子，“不知”这人是谁，还以为他“也是一个杰出校友”，甚至是“一任校领导”呢！
   
      但这，能怪北大的美眉和清华的学子么？

 ——摘自《新民晚报》作者  司马心 

艾木地

 

 

大团圆

 

鲁迅分析了中国写才子佳人故事的戏曲：开始可能有一点不幸，小小的不幸，然后才子考试中举了，奉旨完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大团圆”了：鲁迅因此给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以很高评价，因为他“敢于实写”，说出世事的真相，但高鹗写的后续，结尾也落入了“大团圆”的窠臼，贾府虽然被抄了家，最后还是“家业再振”，连宝玉也“入圣超凡”了。

 

鲁迅还考察过一个民间传统故事的演变过程故事的原初，是一个女子自愿服侍病危的丈夫，最后治疗无效，两人感情太深，就一起自杀了。

 

这本是令因爱殉情的动人故事，但还是有一个缺陷，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都死了。于是就有人把它改编了，说妻子如此尽力照顾丈夫，就感动了神仙，变成一条小蛇，跑到药罐子里，丈夫把药吃了就痊愈了，终于皆大欢喜。鲁迅因此发出感慨：在中国，“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读者因此而陷入迷误，“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这是很能说明瞒和骗的本质的，就是要粉饰太平，制造一派光明的假象一而这样的粉饰太平的文学是代代相传的。

 

如果有些事情无法回避，又怎么办呢？比如岳飞死了，关公死了，这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中国人还是有办法，就说岳飞是前世命中注定要死的，死了也是一种圆满；关公就更简单，他死了干脆把他变成神，供起来，就更圆满了。

 

——摘自《名作欣赏》 作者  钱理群

 

 

艾木地

 

 

成功的代价

 

被英国媒体称为“东方之星”的斯诺克选手丁俊晖，从8岁开始，就在父亲严历督促下，进行着与世隔绝近似残酷的“封闭式训练”。在这种训练下，加上他的悟性，丁俊晖的台球技艺进步很快。13岁时他就获得了亚洲邀请赛季军。从此，“神童”称号不胫而走。

   

丁俊晖的成功，让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打台球，成为“丁俊晖第二”，于是，他们想复制丁俊晖成长的模式，让自己的孩子从小练习打台球。一时，台球热在青少年中成为一种时尚。

   

丁俊晖在回答记者时，目光闪烁着一丝晶莹，他说道，如果让我从重新选择人生的话，我是决不会打台球的。因为打台球，我失去了童年应有的快乐和童趣，我甚至一个童年的小伙伴也没有，在那种单调、乏味的封闭训练中，我成了不会说话的木偶，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这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不幸。这是我人生最后悔的事。

   

——摘自《羊城晚报》  作者 李良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