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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坪

我脑中久存的书目

作者：陈铁健    文章来源：2004年3月22日《北京日报》    点击数： 444    更新时间：2009-5-9

读书至乐，唯心趣相通者才能达致至乐境界。除精读外，大量浏览，一知半解未尝不可。脑中存有书目，用时方有寻处。下面是影响我做学问，与我心趣相通的书。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文革”后期，中国书店时有“内部售书”之举，多为“破四旧”抄家之书。手掌大小开本的《人间词话》就在那里买得。常常随我出差，伴读于车船飞机中。我幼年时，由外祖父亲授诗词开蒙。大学时，浏览诗话、词话，众多书中惟《人间词话》以其言简意赅，思维辩证，切中要点，启人思索，最合我心。观堂先生（即王国维。编者注）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在词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史上开一代新风，至今影响不衰，乃人文学者不可不读的美文佳作。其“境界论”对我设计文章，运用文字，尤具指导意义。 　　《黎澍集外集》（黎澍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黎澍是当代少有的思想家、历史家之一。书中记其晚年反思：“我们过去以为只要宣布革命的胜利，理想就得以实现，错了。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敌人已被打倒，理想未必因敌人被打倒而实现。”黎澍认为，文学艺术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凡文艺佳作，都能激起不同阶级、阶层人们审美的愉悦，其感觉只有个人风格的不同，而鲜有阶级间的差异。“文革”时期，有人提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所被改称“革命历史所”，近代史所改为“近代革命史所”，以为“为革命”就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黎澍指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事实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历史学曾经不止一次被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每次却只能做到了一条，就是歪曲历史，或因影射现实、指桑骂槐而歪曲，或因强使历史为现实辩护而歪曲。总之，都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以致不成为科学。”本书半数为未刊手稿书信，原味醇厚，见解独到，其思想之深刻紧贴现实更洞察历史。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胡绳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胡绳八十自寿联语：“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从40岁到70岁，三十年间备受心灵煎熬，自我反省、自我质疑，终于走出茫然困惑，达致大彻大悟的晚年觉醒。他以求真破惑叩问天命的胆识，写出和留下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近代史与党史……的论著和谈话。《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次谈话中，以下几点振聋发聩：“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大规模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府主义偏向是必然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六十多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胡绳逝前没有据此写成一本新书，但他的构思纲要，足令后之来者得到深刻启示。其重大意义更在于他的不盲从旧说，不迷信定论，求真求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的厄运源于教条、迷信，而非源于怀疑、思考。胡绳现象的出现，必将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载入中国学术史册。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吴江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这是年已86岁的理论家吴江的论文集。内中《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访谈录，令人耳目一新。其精彩之处在于：既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继承关系，又区别两个主义的不同。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是企图将主观上设想的在资本主义胚胎中已经成熟的“新社会因素”（社会主义因素）解放出来（事实证明是犯了急性病）。而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首先要在经济文化落后、内部没有多少合格的“新社会因素”存在的国家，运用政权和其他手段，将应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创造出来。苏式社会主义虽也为国家创造出一个强盛局面，但其本身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都应“不间断”，直到阶级彻底消灭为止。恩格斯后来觉察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放弃他和马克思原先提出过的不断革命理论。列宁、托洛茨基强调“不断革命”，除指民主革命应当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外，还包括发动世界革命在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错估了当时世界革命形势。中国人饱受“不断革命论”之苦。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理论意义胜过整部帝国主义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是开始重建社会主义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人们感到中国有希望，社会主义不会成为绝响。本书关于“马列的国家学说应予修正”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的论述，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令人信服。此书昭示人们：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学派存在。人们应当切记恩格斯的话：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不是教条，它只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其他号称主义、思想、理论者，也应当作如是观。 　　《鲁迅全集》中的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自大学时代起读鲁迅著作，经历诸多人为灾祸，尤嗜读《二心》、《三闲》、《华盖》、《南腔北调》诸集。鲁迅面对暴君的专制和愚民的伎俩，“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令我钦敬。目睹种种“动乱”、“浩劫”，更理解鲁迅的品格。鲁迅杂文中的尖锐、苛刻、凌厉、健朗，是优点抑或是缺憾，都曾影响过我的写作。 　　《多余的话》（中央档案馆藏档，1990年版《瞿秋白文集》作为附录收入） 　　瞿秋白临刑前夕所写遗言，长期备受非议，并被其生前战友们视为“叛徒自白书”。其实，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缺憾，瞿氏有权利在与世长辞时写下他作为人的真实告白，不管他曾属于何种政治派别。这是一介书生卷入政治斗争漩涡而不改书生本色所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白，作者坦然承认虚负最高领袖名分，却少有领袖才资。一生执著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遭遇无休止的党内争斗和残酷迫害，从而引起内心质疑和反思，呼吁后死者总结历史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它引发我为瞿氏辩诬，并研究瞿氏生平思想。 　　《随想录》（巴金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 　　对于“文革”的反思，以《随想录》最为深刻。与众多反思者的乔装伪饰大异其趣，巴金把自己可憎的缺点赤裸裸地公布于世，写出人性的真实复杂：“文革”中曾经由人变成动物，现在又由动物变成人。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灵魂良知！上世纪，中国有反专制反独裁的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大革命，亦有反文化反人性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反得不彻底，政治文明不健全，导致史无前例的浩劫，以致民主政治建设依然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重大而艰巨的课题。近20年间，我的研究工作多半以此为观照。 　　《柳河东集》（柳宗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962年做研究生，导师李新先生开列古文书目，尤嘱精读唐宋八大家文集。浏览一遍，以《柳河东集》最喜读，其中尤喜寓情于山水的《永州八记》，反复精读揣摩。其澄鲜与凄清之美，是以洞察幽微的细致刻画而表现出来的。字凝语炼，多短句而含义深刻，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 　　《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美〗威廉·曼彻斯特著，朱协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书中讲述的是1932年—1972年的美国史。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时尚、精神面貌、生活质量、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广播、时髦语言、服饰、玩具等等都有生动的描述。不为尊者讳，美国领导人的丑闻种种都在揭露之列。不美己之丑、隐恶扬善，而以实例实证揭示历史原貌，引人入胜，不忍释卷。窃以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此书，可为一证。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思索，在当今社会，尤其重要。 　　陈铁健，笔名陈石之、石之等，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代表作：《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绿竹水南集》等。右为作者手迹。

柳树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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