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她在湘乡二中读高三，我在外地读高二。

　　初中，我们俩毕业于同一所民办中学－－学生戏称“饭铺”。“饭铺”当年的生源，大部分来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正式中学拒绝接纳这些孩子；另一部分学生。则多半因为个人学习竞争能力较差，被正式学校筛出来的。我和她，分别属于上面两种情况而走进了同一间教室。

　　其实，我们小学也是校友，只是她比我低一届。那年，县城二初小来了几位湘乡师范的实习老师，他们热情地为庆祝“六.一”准备节目，其中一位女老师，每天专门抓着我们四个女生和四个男生练刀棍舞，于是我和她认识了。

　　“六.一”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按老师要求，吃过早饭就到学校作最后的排练。从来守时的她，那天久不见来。老师叫我们三个女生，赶快到上路口她家去叫她。当跑到她家的大门口时，我们三个女孩都不敢进去了：她双手抱着又哭又闹的弟弟，正在费力地使劲摇，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叫骂声。她的奶奶在天井边洗衣服，看到我们后，摇着小脚走到她身边，一边接过她手中的小弟弟，一边示意她赶快跟我们走。路上，不管我们怎么问她，她就是什么也不说。知道她家里的事情，是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以后，她老家是浏阳的，因他父亲在部队，她的亲生母亲去世后，她和妹妹就到湘乡跟奶奶一起生活。不久，后妈生了小弟弟，也搬到湘乡来了。

　　我高小毕业时，刚好碰上父亲成了“右派”，正式学校不能进，在打了近一年的流后，我进了“饭铺”，和本来低一级的她成了同桌。
　　有一天早上，她跛着脚，费力地跳进了教室。坐下来后，我发现她的脚背上全是发亮的水泡。原来，早上她过暖水瓶时，水瓶胆炸了，滚烫的开水几乎全倒在她的脚背上。从北门外的上路口，到学校，少说也有五、六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跳过来的。下午散学回家时，我邀请她到我家住（当时家里没大人），从我家西城门到学校，比从她家走要近一半的路，一路上，我还可以让她扶着肩膀跳，帮她拿个东西，她说要回去和奶奶商量。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吃饭，她提着自己的衣服，满脸笑容地站到了我面前。

　　从这天开始，我们俩朝夕相处了半个多月，虽然粗茶淡饭还得自己弄，但是我知道她很快乐。她比我只大一岁，我却感觉她像个大姐姐一样，管理着我们这个没有大人的家。她非常爱整洁，我用过的东西，常常顺手就丢在不应该放的地方，她来后，把我们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洗衣、折被、扫地、擦桌子，一件也不肯马虎。当她的烫伤渐渐收敛后，上学路上，她就坚持要自己走，再不肯让我当拐棍了。

　　就是在这时，她发现我走路时右脚向内拐，鞋面子一半在地下当底踩。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坏毛病，却没想过要纠正，久而久之就成了撇脚。自从被她发现后，我就再不能像平时那样，风一样的走路了。前晌她坚持要走在我前面，如今她总是走在我后面，时不时盯着我的脚，只要发现我有一点点向内撇，就会让我停下来，把脚摆正再走......终于，我的撇脚纠正过来了，她脚上的泡也全部结了痂，她又要回到那个在后妈的淫威下过日子的地方去了。

　　我还有个坏毛病，作业“涂”得飞快，涂完了往课桌上一丢，谁爱抄谁抄去，顾自抱本小说或者别的课外书，蹲外面窗子下看去了。她却恰恰相反，作业写得工工整整，虽然很费力又费时。但是，她从来不会要求我帮她做作业，或者把我的本子拿过去抄。有时候，我想到她回家还有那么多家务要做，也想帮帮她，但是我不敢开口说这话，我知道她会拒绝的。三年的初中生活，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高中，她有幸进入了县直二中学习，我却再次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一年里，为了能继续读书，我到过洞庭湖，翻过雪峰山。不久遇上老蒋要反攻大陆，我又失学了。回到湘乡，下了决心不读书，但母亲和她都坚持让我再去饭铺里读高一，我接受了。因为从心里说，我最爱读书也最想读书将来能进大学。不久，我去外地插班。只有寒暑假回来。64年寒假，我们在镇湘楼河边邂逅，不约而同地走进务门前街口的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照片。她鼓励我，一定要去考大学！我只能苦笑，因为1964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拉得很紧了，我也早就做好了下乡的准备，但我没告诉她，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她是军人子女，极有可能进大学，但她却说只希望毕业后能准备找到一份工作，让妹妹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半年后，我写信向她询问高考的结果，却没收到她的回信，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

　　谁曾料到，1969年，当我以黑人黑户屈居在家乡时，有一天，居然在南门十字街口又碰上了她，此时的她，又黑又瘦，人也憔悴得很，似乎是大病一场之后。如果是别人可能一下子会认不出来了，但当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马上叫了她的名字，并且朝她跑过去。她激动地拿着我的手，嘴唇不停地颤抖，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可她什么也没说，我看她这落魄的样子，也没敢多问，只问她现在去哪儿，还能在湘乡呆多久？她说她现在就是和丈夫去赶汽车回浏阳。乡下还有孩子！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她身边那个木纳高大的乡下人，我搞不清她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了。莫非高中毕业后，她没有考上大学？我读书的学校，64届里。只要出身好，留级的学生都进了大学，以她这么好的政治条件，以她的刻苦精神，怎么也可以进个专科学校。我默默地送她到车站，临分手时，她让丈夫把行李搬上车，自己却把我拉到车门后。非常冷静地告诉我，她父亲被部队上查出来，家庭成份是地主，已经从部队上转业回到了浏阳，分配在和平粮店；因为成份，她也就没有了进大学的资格，和妹妹一起都下乡了！姐妹俩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

　　我无言！难怪她春节看到我时，说只想找个好工作，原来那时候她正在经历着身份“转型”的痛苦！

　　从1969年到2011年，我们已经分别了42年！不知道她目前在何方？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常说事不过三，我希望什么时候，当我回到家乡时，还能第三次在街上与她邂逅！与她拉手！再和她一起照一张写着“真挚”的合影。

　　　　　　　2011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