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前不久获得“潇湘风尚大典”“十年风尚学人”称号

6月13日，晴空万里。因前一晚整理资料凌晨3时才睡，所以醒来时已是7时20分，来不及吃早饭，就急忙往矿四工区跑。8时整，见到了四工区工会的欧阳师傅，他告诉我陈书记在调度室等我下井，于是我便同欧阳师傅一起到调度室。可见到陈书记后，他告诉我，根据矿里的规定，外来人员不经特别批准不许下井。他认为，根据我这样的情况，起码要得到矿领导的批准才可以。听此言，我连忙跑到矿党委办向孙正风主任讲明了下井的想法。他一听说我要下井，很紧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博士下过井，一个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么安全事故，那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啊。”但我说，我是来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如果没有真实的体验，就不能真切知道工人们的世界。特别是对于矿区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井下生活的体验，就根本不能真正认识这些长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们，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并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贵。如果因为我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体验工人的生活，那么我就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里研究工人。

孙主任见我要求下井的态度很坚决，只得给主管矿长打电话，并向主管矿长陈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矿长说，这样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约15分钟，主管矿长来电话说，经研究可以让于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区跑跑，不要到四工区去，因为四工区的生产条件最艰苦，路途最远。我说，要去就去四工区，工人能去，我也可以做到。孙主任只得将我的要求和矿领导的意见通知四工区，并给矿安全检查科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为我办理有关下井的手续。

在等办手续时，我到了总平巷，见到上次调查时访问过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师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区的工作面上去，感到很惊讶。他很风趣地说：“毛泽东当年到安源煤矿来，只是在总平巷转了转，你却要到目前安源煤矿最远最苦的采区去，你想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8时46分，我同四工区的陈书记一道来到专供下井人员换衣服和领矿灯的大楼，凭矿领导的批示，领到了矿灯和下井服。我们从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约800米的大巷，接着就坐交通车往下走。我当时坐的交通车有6节车厢，像过山车一样，每节车厢可坐10人。只觉得车厢上有一些字迹，用头上的矿灯照上去，原来是个女人的画像，是用白色的东西画上去的。在这阴黑的矿井里，有这么一幅美人画也的确让人感到轻松了很多。陈看我在认真研究这幅美人画，便开玩笑地说：“这画也不知道是我们哪位工人画家在下井前画的，这叫画像解渴啊！”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交通车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让人有种往下扎的感觉，可能由于我早上没有吃饭，加上第一次下到这么深的矿井，所以脑袋感觉天昏地暗。

交通车往下行驶了大约700米就停了。陈告诉我，我们已经到了目前安源煤矿最深的一级采煤层，大约距地面有1000米。要到四工区的工作面，还需步行约2000米。他建议到这里看一下就回去，也算下了井，因为到工作面实在太危险了，也很远。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陈在前面带路，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四工区的工作面走去。整个巷道黑黑的，偶尔有矿工头上的灯显现。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走了大约200米，我们走进了一条更窄的巷道。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显地感到温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水中移动，全身开始流汗。一个在中学就学过的词语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水深火热”，也许我在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含义。

走过这200来米的巷道，我们又进入到了一条更矮更窄的巷道。尽管陈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头”，但我还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头抬起来，因此，头几次重重地撞到了巷道顶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不然肯定会是头破血流了。陈见状便对我说，你现在知道煤矿工人为什么总低着头走路了吧。我突然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能抬起头来呢？

接着我们又到了一条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这条巷道与前面的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小得多，而且支撑巷道的支架也由原来的木头变成了铁架。之前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支架是由石头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火热”的那几百米看到的是由木头架起来的。我将这种不同告诉了陈，他告诉我，现在快到工作面了。因为工作面是采煤点，用这种能移动的铁架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成本。没走多远，我终于看到上方有许多矿灯在闪烁，也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和其他一些声音。我心想终于到了工作面。

我是差不多手脚并用才从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便看到10多个工人在狭窄的铁架子下面工作。由于电机出了点问题，还有几个工人在一个较宽的地方修理电机。当我经过一个工人时，他为了侧身让我过去，将矿灯直接照到了我的脸前，并突然惊叫了起来：“你是于师傅吗？”我感到很奇怪，忙问他是谁。他说：“是你昨天谈过话的王都华啊。”我这才记起了这声音。因为我已无法将面前这个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与我昨天所见过的人联系起来。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现在也是满脸的煤灰，他如何能够认出我呢？他笑着说，认你很容易的啊，因为你戴了眼镜，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戴眼镜的人呢。

经他这样一说，那几个正在修理电机的工人也围了过来。他们说应该到了休息时间，于是，我就同他们聊了起来。我先问了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井下工作了多少时间。一位姓何的老工人（48岁）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岁开始下井，现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采煤工人告诉我，他们都来自江西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其中有一位已转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农民协议工或轮换工。

由于陈的声音较小，那些从农村来的工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甚至还一个劲地点头，表现出一副我在农村经常可以见到的表情。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在早上6时下井，要到下午2时才能下班，加上路上来回2个小时的路程和近1个小时的清洗，他们实际的工作时间都在10 小时以上。他们中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对我说：“我们这些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只有这一身死力气，到外面也找不到工作。能够进安源煤矿来找工，已经不错了。只是这里的工作的确太危险，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点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刘的农民工说：“井下干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头干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麻烦。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脸的黑，也分不出富贵贫贱，命也一样值钱，所以也觉得蛮好的。”他这一说，就有人附和：“对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气，反而下了井，心里气就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一位年龄较小的工人说：“道理很简单啊，在矿井里大家都只有一条命，这条命都是土地爷的，如果发生事故，无论是你这个博士，还是我这个文盲，都一样是死。”他还没有说完，何师傅就向他身上吐了口口水，大声说：“你这个乌鸦嘴！！你在这里放屁啊！”接着在场有的工人也往这位工人身上吐口水，骂他是乌鸦嘴。那位被骂的工人一句话也不敢再说，坐在煤地里，用那双全是煤的手擦着脸上的口水。

我听着这些陈述，看着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们，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真的不能想象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地出卖着自己的力气，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当许多经济学者高调讨论“知识经济”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国产业工人，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最基本的物质创造。很遗憾，我们却在一点一点地遗忘他们，牺牲着他们最基本的利益。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

——摘自于建嵘新作《安源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