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二十三）

      父亲去昆明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母亲所在的139医院也从安化西迁到邻县溆浦的大江口。到大江口后，母亲升了一级，当上了中尉，津贴也增加些了。当时的139医院院长对我母亲说，你一个人生活没负担，津贴花不完，放在身边不安全，医院给你保管，就每月扣去我母亲三分之一的津贴，被扣去的不止我母亲一人。院长扣这笔钱明为保管，暗地里是拿去入股做生意去了。
      父亲去了昆明后，两人多了份牵挂，父亲的信像雪片般的飞来，平均每星期一封，诉说离别之苦，仍是父亲写得多、写的勤，母亲写的少，回的稀。通过这一年多的书信，母亲正式同意接受我父亲。 
      1940年，日本打到云南腾冲，昆明成前方重镇，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经过考察，西南联大决定在川南的叙永县建立分校，父亲也去了叙永分校，为的是离母亲近点。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大本营在叙永城内文庙和关帝庙内，一年级的新生全去了叙永分校，一座庙住女生，一座庙住男生，条件相当的苦。
       原清华大学的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杨振声被委任为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杨振声在五四运动期间，火烧赵家楼而被捕过的，是位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吴晗、李广田等也在分校执教，吴晗时任讲师、李广田时任助教。父亲当时是物理助教，负责一部无线电台，专门与昆明总校保存联系，是用英语通话的，父亲的声音柔和，以致昆明那边总以为是我父亲是位女士。
      父亲去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他想要母亲也上四川来，两人相距近点，母亲也有这个意思。父亲通过原修业农校的同事打听到，原在安化修业农校的教师曹克勋也早到重庆来了，在战时儿童直属第五保育院当院长。父亲打听到这消息后，很高兴，一面去信找第五保育院曹克勋院长接受我母亲，一面写信要我母亲来重庆。
      母亲接到父亲的信后，就辞职离开了139医院，只身一人前往重庆。为路上方便，母亲带的行李不多，但她把父亲寄来的信件全都带走了，厚厚的一大叠，精心的用油纸包好，与行李一道随身携带。她先搭乘过往的卡车到长江边，然后坐帆船到涪陵，再乘车去重庆的。
      母亲到重庆后，父亲还远在叙永分校，叙永离重庆有五百多里路，不能前来迎接，他委托一位远方亲戚来接我母亲，将我母亲送到他的一位堂姐家，暂时将母亲安置在那里。父亲的这位堂姐夫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经理，是从上海迁来重庆的，他们无子女，他们的家也就是书店，母亲就住在书库里。
      母亲在我堂姑妈家住了一个来月，等待着曹克勋院长的消息，她天天与书为伴，闷了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这段期间，父亲多次去信请曹克勋院长聘用我母亲，因曹院长在安化酉州呆过，也认识我母亲的，但在接受我母亲的事上颇费了些番周折。为什么呢？我在写这篇东西时查找了有关直属第五保育院和曹克勋院长的一些资料，似乎找到了解释。
      这里先介绍一下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机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全称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宋美龄为保育会理事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为副理事长、邓颖超、史良等为常务理事，并在各省建有分会，管理着全国五十多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每所保有院有儿童五百多人。这些儿童是烈士遗孤和战时难童，按当时入园儿童的资格必须是:1.阵亡将士之子女。2.抗战将士之子女。3.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4.做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5.战区灾童。学童年龄四五岁至十几岁的都有，儿童的吃穿住都由保育院供给。保育院除工作人员外还配有多名教师，将儿童按年龄分班，进行文化教育等。
      而这直属第三和第五保育院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都关系密切，在重庆附近合川县的第三保育院是由中共南方局组建的，并委派赵君陶任院长，赵君陶是李鹏的母亲，是位中共党员。直属第五保育院的骨干是邓颖超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挑选出来的，院长曹克勋虽由保育会总会派来的，但他是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还是曹孟君（王昆仑夫人）的内侄，曹孟君也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委员之一。第五保育院正因为由中共控制的，而我母亲却是从国民党军队里来的，不得不慎重考虑，可能也调查过我母亲，无政治倾向，是纯粹的医务人员，加之曹克勋院长认识我母亲父亲，这才同意聘用我的母亲，所以让我母亲等了段时间才到第五保育院的。
       战时直属第五保育院，地点在重庆西边的璧山县的大路场。1940年，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陪都＂，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周围８０公里范围划为重庆市区和重庆卫戌区，璧山县在这卫戌区范围内，因此，迁建到璧山的部队、机关和学校较多，壁山成为“陪都迁建区”。迁来的单位有70多个，还新建创立了几十个单位（多数为学校，第五保育院就是新建的），璧山县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我母亲是1941年来到第五保育院的，那时保育院有儿童五六百人，男女儿童都有，男童都剃平头，女孩一色短发。曹克勋院长当时也只二十来岁，对儿童呵护有加，那些十几岁的儿童都不叫他院长，都亲切的喊他曹哥曹哥的。       
      当时的保育院因经费困难，条件都较差。保育院的儿童虽一天食三餐，但只中餐一餐是干饭，其他两餐都是吃稀饭，菜很少，经常是以盐水煮蚕豆代替，儿童普遍营养不良，有拉痢疾的、打摆子的，大部分儿童都患有夜盲症。母亲是负责儿童保健卫生的，见此情况，便提议需加强营养，改善儿童生活。因院里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全体儿童的需要，可先照顾少数病症较重的儿童。于是，母亲将病较重的二十多名儿童集中住到医务室隔壁的一间房里，称隔离室，给他们开病号灶，经常有点荤菜，也就是让他们吃上些猪肝，治夜盲症的最好法子就是吃动物的肝脏。
       战时璧山供应也紧张，保育院除自己种点菜外，其他的菜需场上买，买菜的是位中年妇女，是位长沙人，大家都叫她欧阳妈妈，欧阳是她丈夫的姓，她本人叫陶承，大家都熟悉一本名叫《我的一家》的书，书作者陶承就是她。她是地下党员，我母亲当时并不知晓，还是解放后看了那本《我的一家》的书才知道的。陶承负责保育院的总务工作，我母亲负责医务工作，母亲请陶承赶场时多买些猪肝来给孩子吃。
       壁山那地方是三天赶一次场，陶承与保育院那场上的屠夫讲好了，猪肝全给保育院留着，所以每次赶场她都能买到猪肝，买回后交我母亲处理。母亲把猪肝炒到菜里或煮成汤给病童们吃，只一个多星期，他们的夜盲症就治好了。院方看到花费不大却能治好病，很高兴，要我母亲继续将这个隔离班继续办下去，于是，十来天就换一批儿童接受治疗，戏称为猪肝疗法，只半年的时间，全院的儿童都享受了一次这猪肝疗法，患夜盲症的儿童基本痊愈了。
       隔段时间，保育院的药品快用完了，母亲就去重庆领药品。据母亲回忆，是到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那里领药的，来去都坐滑杆，一天打个来回。具体是去重庆什么地方，母亲记不请了，她只记得陶行知那人，因那时陶行知已是大名人了。我又查了下资料，“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市附近的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主要招收抗日前方与父母离散而逃亡到后方的难童和抗日烈士的子女，李鹏幼时也曾在这育才学校读书学习 ”。母亲可能就是去那里给保育院领药品的。
      保育院里还有二十多位老师给儿童上课，杨荣国的夫人当时也是第五保育院的一位教师。保育院还来过许多的名人，母亲特别记得的是一位高挑漂亮的年轻女士前来教儿童唱歌，这位女士是安娥，安娥是电影《渔光曲》中的主题曲《渔光曲》的词作者。抗日战争初期，安娥参与发起和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养等工作，她当时已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诗人，名声在外。安娥创作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这首歌，从难童被抢救进入保育院后，被要求天天唱。前面提到过，我母亲在长沙看过唯一一场电影就是《渔光曲》，所以她对安娥特别崇拜，是安娥的粉丝，见到安娥，母亲很高兴的，至今还津津乐道。
       母亲在第五保育院遇到过断粮的事，因璧山战时一下涌来许多外来单位，人口猛增，粮食相应紧张，保育院也一度闹粮荒，连一干两稀都快吃不上了。在当地买不到大米，要到外县去买，买了又运不回来，没有人力和运输工具，咋办？保育院就发动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以及院里十二三岁以上的儿童去邻县背粮。没有米袋，每人带一条罩裤，把两裤腿扎起，盛上米后，把裤腰一扎，就成两条米袋了，再往脖子上一套，胸前一边一条米袋，比较好背。母亲他们是清早去的，很晚回，那晚月亮当头，他们行走在群山峻岭之中，母亲望着月亮，默诵着苏东坡的後赤壁賦，这刻她领会到了赋中“山高月小”这句的意思了，周围是高山，衬托出的月亮就顯得小了。
       叙永县虽然在四川，但离重庆仍有五百多里路，虽然与母亲相距近了点，但父亲仍难与母亲见面。1941年7月，西南时局缓和，西南联大校方决定叙永分校不再续办，人员全部返回昆明，这样母亲刚到重庆第五保育院不久，父亲便回昆明去了，他们又相隔了千里。

回复 1# 去西奇

   岂只是至善村故事，乃名人荟萃之故事！不知去西奇父母是否下篇团聚？

谢谢老灯火版主的关心，我母亲随后也去了昆明与父亲团聚，我将在下篇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