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园 随 想
平生到过许多公园,如果问对哪个公园最熟悉,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长沙烈士公园”。
据说长沙烈士公园从1950年开始建设,1953年开园,那它与我的年纪差不多大,但我对有关烈士公园的最早记忆是1957年的烈士塔奠基。我那时不过是才七八岁的小屁孩,挥挥铲子摆个POS拍照登报上电视肯定没我的份,但我记得当时在准备建塔的大土堆上放过一夜庆祝焰火。当年的放焰火不同于现在每周末在橘子洲燃放的炮竹烟花,而是在一个高高的木架子上悬挂一个巨大的纸糊圆筒,由几位手持长篙的工人操作。引线点燃后,一层层的彩色发光图案依次从圆筒里垮塌落下,各种花卉、福字、图画燃烧绽放、五彩缤纷。观看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在人群后看得不过瘾,我们兄弟几个从大人的腿缝间钻到最前面瞧个亲切。不料最后从圆筒里掉下的是一组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炮口朝着四面八方喷射火花,落到围观人群的头上身上,慌得我们连滚带爬喊娘叫伢地从人群腿缝中钻逃。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焰火表演了,大约已经失传了吧。
当年的烈士公园似乎只有南门和西门,东边是无人涉足的湖泊,北边是动物园连在一起,从小学到中学,学校和班级少不了组织到烈士公园开展活动。那时候的家庭都不富裕且习惯于节俭,没有谁家像现在一样给孩子多少多少零花钱还有各种饮料、零食,那时带的午餐都是用饭碗或搪瓷缸盛着简单的饭菜,但吃着比什么都香。玩的游戏也就是丢手巾、击鼓传花、打游击一类,中学时期划过船,因为嬉戏打水仗,下巴磕在船板上,磕开一个大口子,给我留下终身的纪念。人工湖畔的那颗大雪松当年刚栽种不久,现在已经郁郁葱葱、亭亭如盖。“文革”开始以后,人们热衷于文斗武斗,烈士公园冷清了许多,我常常邀几个玩伴溜进公园到后湖游泳,有次还逮到一条大鱼,从省委后门溜出来,兴高采烈地饱餐了一顿“水煮活鱼”。少年的烈士公园留给我快乐的回忆。
后来便上山下乡了,梦里除了梦见家和母亲,也多次梦见烈士公园,波光粼粼的湖水、绿树成荫的山坡、松柏掩映的烈士塔、热闹的儿童乐园,公园成了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
我喜爱烈士公园的四时美景,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我爱它的每一处景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最美的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长廊,三月樱花开,满目春光,欢声笑语。还有湖东岸的林荫道,一路合抱的大樟树为游人撑起亭亭如盖的阳伞遮蔽烈日,据说那是古代遗存的一段官道,古人乘渡船从湖渍渡过浏阳河,沿着林荫官道经过五里牌,看见如今蓉园路口那颗大樟树,离城门就不远了。为纪念彭德怀率领红军攻打长沙,“湖渍渡”已改名为“红军渡”,渡船也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这一段古道留给今人追想。
我喜欢公园的休闲气氛,老人在这里信步,中年人在这里唱歌跳舞健身,情侣在这里约会留影,孩子在这里开心玩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尤其爱在夏雨中挽起裤腿赤脚环湖走,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雨伞上,空气格外清新,雨雾中的湖心岛朦朦胧胧像一幅水墨画,细小的沙粒硌着光脚板像是脚底按摩,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心情被雨水洗刷得宁静恬适。
烈士公园原本是购票入园的,一道围墙把它与市民隔开,“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直到某位新来的领导顺应民意,拍板决定取消门票,烈士公园才真正成为“天下为公”对外开放的市民休闲娱乐场所,连民俗村的白寨、瑶寨、鼓楼也成为了我们退休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园收费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原来公园是可以而且应该免费向民众开放的。当年为是否取消门票曾引起过一场争论,反对意见认为,市民素质差,如果取消购票入园的规定,公共秩序无法保证,卫生状况难以保持,公共设施容易损坏,管理成本大大增加。但从取消门票的情况来看,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么糟。到公园游玩的人多了,市民的素质也在提高,爱护公物的意识在增强。这就和公交车无人售票一样,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在过去是想象不到的。过去每台公交车上都有售票员,公交的成本高得多,售票员少不了与乘客吵架,但还是不能杜绝打溜票的。这也让我联想到“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人民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会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行使民主权利的素质,民主并不可怕,没有必要把民主当作洪水猛兽。民主也是一种好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于进入公园无须购票,如果谁要恢复购票入园的规定,甚至把烈士公园的门票价“合理地”一涨再涨,市民是不会同意的。再如果是有人打公园里土地的主意,建宿舍、盖商品房,像《焦点访谈》和《潇湘晨报》披露的长沙森林植物园那样,当初以每亩8元钱征收村民土地,现在用每平方米7000元的价格销售商品房,拿公众资源为私人和小团体牟利,那市民更是不会同意的。
人民是公园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民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我有理由相信烈士公园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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