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袜子。与母亲和姿英姐并肩“战斗”的，其实还有我。

 母亲先是不允，她不相信我能缝好。我趁她不注意，缝了一只。果然“塌”了许多针，要返工。母亲生了气。过不久，我再缝一只，合格！从此继续缝，而且后来居上，速度超过了母亲和姿英姐。每天完成2打散早工。遇货源充足，还能完成2打半。

 祠堂里有个“文建补习学校”。中学生摸样的哥哥姐姐每天上下学必经我家门前。他们围着看“把戏”，指指点点，快乐得像是到了动物园。有个胖胖的姐姐特地送给我一块打磨得十分光滑的“铜牌”。（缝袜时夹在两排线脚之间的工具，一般用硬纸皮。）老妹出生后，母亲终止了这一活计。我就开始撑板车。

 穷巷里过剩的劳动力总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冲动。

 拆烂布子。记得那是在老火车站附近，巷子里许多人都去了。是将旧军服拆成一片片。一把剪刀，一把割线刀就是工具。大襟，后背容易弄。衣领，口袋，袖口，线脚密实，拆起来艰难。遇到线脚霉变的，拆开线头，两手一撕，很容易；线脚牢固的，则需一针针慢慢割，细细剪。军服脏，灰尘大，我们不带口罩，从没考虑过病菌的传染。拆好的布片以重量计酬。

 糊衬壳子。（长沙讲“被”衬壳子）是金兰姐介绍的活计。将门板平搁在两个凳子上，便是操作平台。糊八层。最底最上两层用整布，中间六层用碎布。碎布层必须拼接完整，不能有漏洞，不得有重叠，这才能使整张衬壳厚薄均匀。

 选（拣）猪毛。是陈姐联系的活计。将原始的黑白杂陈的猪毛分拣成纯白和纯黑，不需体力和技艺，谁都可做，蛮有趣的。记得那个住南二里牌的猪毛老板拖欠过我们的工薪，我们十几个猪毛“选”手（都是少年儿童）去讨薪，老板的家人，一个娭毑摸样的，连忙说对不起，很快结清了欠款。那时的中小老板（大老板我没见过），好像不牛B，不凶险，蛮和谐的。

 卖冰棒。我将肥皂箱里面衬以棉絮，毛巾钉成一个冰棒箱。几次跃跃欲试，终于没有实行。一是没有本钱，二是怕卖不出，冰棒溶化亏本。

 随着社会进步，这些稀奇古怪的劳动密集型“职业”消失了。自小我就宁当雇佣劳动者，怕做生意人（卖冰棒）。从缝袜子算起，我的一般“工龄”怕是很长很长的了。

 我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困境，做点活计大都贴补家用。长大后也想通过拼搏让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我不大知道现在的社情民意，有人告诉我，80后，90后的少数人，经常抱怨父母职务太低，权利太小；指责父母手段不高，财产太少。对比他们，我真是蠢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