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告诉我：“一个胆子小的人并不是坏人，也不是坏事，他是为了自卫。”

  大哥的这些话还是有点道理的，解放到现在，他在机关单位工作，就因胆小怕事、办事稳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他把我们三娘崽喊在一起坐下，听他分析目前的一些形势：“贺龙已经被打倒，长沙到处贴着“打倒大土匪贺龙”的标语，父亲解放前任湘西统领，1949年起义，1950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旧社会他与贺龙有一段“交情”，1952年父亲去世后，贺龙和我们没有任何交往，他当他的元帅，我们当我们的老百姓。可刚才有两位中央军委派来的解放军找到我家，他们问我知不知道到贺龙的一些情况。我回答父亲当湘西统领时我才几岁，后来我们长大一直在外地读书，父亲从来不要我们挨政界的边。我们甚么都不知道。”

  听大哥说完，我心里想，这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我生新社会，长在在红旗下，哪里会晓得旧社会的事情，万一来问我的话，我会一口清：不知道。
  
  大哥说完又对着我母亲说：“梅姨，这两位解放军可能会来问你，你就照我这样说，什么都不知道，旧社会你只管陈渠珍的生活，其它什么事都不管。”

    母亲听后点点头。七哥也嘱咐母亲："妈，这就不是讲直话的时候了，没讲得好命都会保不住。"

  读了高中毕业的七哥，好像把整个社会都看透了。他同母亲生活的时间长，近几个月又在母亲厂里做零时工，他了解母亲有个爱讲直话的习惯，所以，他要一再嘱咐母亲。

  大哥也一再嘱咐母亲决不能讲直话，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七哥到同学家去了，那两位解放军真的来了。他们问我母亲是否知道一位叫“覃甫臣”的人的情况，我母亲回答不知道此人。

  他们还问好多人的名字，母亲一一回答不晓得，她说自己是文盲，嫁到陈家只管招扶陈渠珍的生活，只进厨房，没进过厅堂。那两位解放军没有问到一点情况，又转过身来问我 ：“你听家里人说过有关贺龙的事么？”

  早有准备的我只这样回答：“我是1950出生的，父亲死的时候我才一岁零四个月，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他找了9个老婆，有6个我还没见过面。我们共父异母哥哥姐姐有15个，我排行十五，最小。到现在我还有4个姐姐没见过面，有两个姐姐，我还没搞清是第几个妈妈生的？我刚满15岁就下了农村，下去两年多刚回来。”

  我这么一说那两解放军笑了起来。最后，他们拿出笔记本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都记了下来,连我下放的生产队都记了下来。

   晚上，七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母亲说了些什么，我说母亲没有乱说一句话，这一次她做了一回不老实的人。

  七哥听后笑了笑说：“现在讲老实话会惹祸上身，会害自己还会害别人，像调查贺龙这样的大人物的情况，你只要讲出一点小事，他们就会大做文章，就会跟他增加一条罪状，而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七哥这一席话讲得有些道理。

  后来，母亲和我们讲了实话，她说解放军问的那位叫“覃甫臣”的人，她听父亲说过，好像是红军的联络员，当年贺龙派他来与父亲联络......她讲到这里时七哥打断了她的话：“搭帮你冒讲出实话，不然的话贺龙又增加一条‘通匪”的罪状。”

  七哥说完再三嘱咐母亲，这话就讲到这里打止，从此以后再不要提了（后来听说：父亲的一位部下在省参事室被那两位解放军逼得自杀身亡。他们那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一家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林彪事件成功，我们这些名字肯怕都要遭殃。）”

   有关贺捷生的事，我听家里的人提得很少，只在九十年代在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摇篮里的红军》提到过先父的名字。我还听我三哥说过，1950年6月他陪先父到北京开会，见到了贺龙，贺龙要求先父莫回湘西了，留在北京住，他在中南海给先父安排住处，听说是什么“潇湘馆”吧，（不知是否正确）但先父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