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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钟老在《品味楼》的讲话稿（之一）

注：为了让不少因故无法来听钟老讲座的朋友也能欣赏钟老的精彩讲演，我曾承诺对钟老讲话进行整理，将于近日发到网上。今日花了一天功夫，我将钟老讲话稿用手写板抄写（我不会拼音打字）出来并发上网了，因老眼昏花，如有错字别字系抄者笔误。

钟老的讲话主要是讲为什么他划为右派？因为他有思想。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四十八条。现在看来这四十八条仍闪耀着钟老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尽管他结局很惨，社会对他不公，但他无所畏惧。

钟老饱读群书，强闻博记，思维活跃，才学过人。钟老的讲话并未完全照稿子讲，很多时后是随口道来旁征博引娓娓动人，钟老睿智的思想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常常使会场或雅雀无声或笑声—片或掌声连连。

八十二岁高龄的钟老侃侃而谈近三小时。因我没有录音，望有录音者的朋友补充钟老精彩的稿外之音。以下是钟老的讲话稿：

错就错在有思想（讲稿原文）

报社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是孟树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在全社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这时的孟，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归属六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分子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人某人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其实上级文件，在第一种处分的“送劳动教养”之下，本来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民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孟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幸亏我在事先知道有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们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他年已七十几，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状态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不过几千人，总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性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好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已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帐，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李长恭和朱正。李说他在此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朱正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个大肚子，身不由已，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告诉了父亲（父母亲未和我们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若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么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子。”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无冤无仇，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和孟树德他们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送去报告后，我又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自谋生活”，最多把几个小孩子分开放到父母到岳父母处住些时。

当然情况不能许我久拖，眼看便到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期限了，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了。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的湛长庚便来找我说：“老孟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孟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官、孟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这时也已被官、孟打成右派）的邓、苏亦如此。现在孟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湛长庚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孟让湛长庚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宣布处分时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余兴了。 “是的。”我决定尽量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到驳回申请的借口。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孟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么？”但我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即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作出这种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孟讲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孟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组织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真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为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孟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真正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本书递着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封面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新湖南反右办公室印1957年10月”。接着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个人有所不满，是当了邓、苏的骨干，反对省委领导。你倒不是邓、苏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点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邓、苏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邓、苏。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邓、苏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了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官和我老孟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孟树德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本就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缘份，他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湛长庚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孟树德拿给我的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八零年，北京的李锐同志拿去看过以后，对我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于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由朱正写入《述往事，思来者》一文，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的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虽然孟树德说“这还了得”，我却完全认帐，至今仍然认帐。

附：钟淑河先生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一）关于自由
1、自由的定义，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个人都只服从他自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这叫做自由。
2、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自由，这要发展生产，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产出来的财富，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这要开放思想，让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任何的统治。
3、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自由。
4、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纪律约束。纪律总是限制个人自由，妨碍个性发展的。
5、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只要真正在物质上精神都创造了绝对自由的条件，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满的发展，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纪委之类带强制性的东西了。
7、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消灭剥削，保证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而对人们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视，那就还是不够的。
8、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9、强调领导就必然减少自由。有领导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由。
（二）关于民主
1、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作主的意思，那么政治就应当完全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够有任何更高的权力机构，不能够有权威。
2、民主不应该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让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极端民主的。
3、理想的政治的标志是：

（1）一切政治问题，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主管方面出主意；

（2）政治机构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人民提出来的，合乎人民当前要求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机构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从的；

（3）政治机构的人员，完全由人民决定，向人民负责，他们除了人民以外再没有任何“领导”需要听从。而最理想的政治，则更进一步，根本不需要政治机构，一切政治都由人民直接管理，只设必要的办事机构执行具体事务就行了。
4、民主就是人民对政治的要求，就是目的。把民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必然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高度民主。
5、民主的基础是个人。集中当然需要，但如果强调集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
6、民主的政治形式是自治，自治的单位越小越好，这样才便于人民直接作主，避免集中带来的矛盾。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阻碍民主的。
7、政治决定由领导上作，作出后再自上而下贯彻，推动群众实行，这不是民主的方式。即使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方式毕竟不是群众说了算。
8、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夺取政权的时候，专政是必要的。革命胜利以后，就应当一步步扩大民主，一步步缩小专政。
2、强调专政，势必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免享受更多的权利。
3、强调专政，政权就很难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相反的，若是不强调专政，只强调民主，把政权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会马上被消灭掉。
4、现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成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5、镇压、暴力、强制，总是不好的。进行革命的时候，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必须以暴力对付暴力，这倒可以理解。革命以后就应该尽理少用这类办法，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6、一定要在专政结束，一切专政机构全部消失之后，才能出现理想的社会——真正民主自由、个人彻底解放的社会，也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7、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家都是劳动人民了，何必单单提无产阶级专政呢？专政的对象只剩下了少数残余反革命，提“革命专政”还准确一些。
（四）关于党的领导
1、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要实现自己的纲领，贯彻自己的路线，应该靠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人民群众，影响政府政策。这样的领导，才是不带强制性的，合理的。
2、党不应该成为决定国家方针大计，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政治机构。因为如果这样，党就不是处于一个政党的地位，就变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不合乎民主的原则。
3、政党的活动，主要应该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党没有必要领导一切，干预一切，这样反而会削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
4、党员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应当和普通人完全相同。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一定要由党员来贯彻、执行领导，是不合理的。
5、无论在哪一方面，领导者都应该由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来充当。如果党员不是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就不应该充当领导者。
6、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这是党的任务。但这也只能通过宣传，通过教育，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使群众自然地接受党的思想影响，赞同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再通过人民群众，影响政府的政策，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在国家范围内实现。不应该首先就肯定党的领导地位，要求群众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7、太看重党的一切方面的领导地位，要由党员在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实行领导，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
8、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党的主张人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接受，如果非叫人民百分之百地接受，就会发生矛盾。
（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
1、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政治观念，在共产党出现以前早就产生了，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党不过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已。
2、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派。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派，像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它们也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但也是真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出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把它们说成反社会主义的是不合理的。
3、就是马列主义，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的路线、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不同。
4、究竟哪一派理论更正确，哪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正确，现在还很难作结论。比如说，苏联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确。
5、应该让一切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能够充分宣传发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即使是共产党绝对正确，也应该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
6、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7、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8、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9、只要赞成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理论则应该随人们去建立，去创造。不应当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存在，这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教条主义的统治。
（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问题
1、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能够看出历史发展前途，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可以超过同时代的千百万人。
2、历史上一切的重大事件，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农民领导的也有，但那样的工人、农民也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
3、劳动人民的确是基本的政治力量，但只是“自发的力量”，而不是“自觉的力量”，他们需要知识阶层的启发和引导。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4、阶级斗争的过程，往往也是受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德国、法国的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印度、日本的大，但是俄国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革命得早些，这就是启蒙者的作用。
5、知识界——知识阶层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人也好，资产阶级的人也好，工人阶级的人也好，当他成为了依靠自己的知识生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活动的人以后，他就不再属于自己出身的阶级，而是知识界的一员了。当然，好与坏、善与恶、先知与后知、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区别在知识分子中是有的，但也是知识界内部的区别。
6、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自己，那样就会没有知识界。相反的，倒是要使所有的工人、农民都成为知识分子，形成全民知识界。问题只是在于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进步这方面来，这也要通过知识分子自己去进行。
7、进步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劳动群众有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要了解他们，愿意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得到彻底的解放，另一方面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努力提高知识水平（这是人类要彻底解放，特别是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前提）。至于向劳动群众去学习，那是学不到什么的。

谢谢火土版主把钟老的讲话转到江永版来.钟老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真切回忆见证了那个荒唐的年代,钟老是一位有思想的人,是我们敬仰的人。

听钟老讲课，八十二岁高龄侃侃而谈近三小时。（我因急事11:45提前离场）我才知道为什么古人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只记得钟老他说过一段话，为什么他划为右派？因为他有思想。而从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四十八条。现在看来不都是国家认可的现实吗？

历史怎样前进？长河中总有这样的思想先行者。他们也许是小人物，但他们凭自己的知识、天分、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而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他们结局很惨，社会对他不公。但他们也无所畏惧。历史证明：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心声！

钟老是不幸的，（开除公职还劳教），但又是幸运的，等到了平反（又叫“改正”）复职、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我父亲同年打成“右派”，也开除公职，贫病交加，于七一年去世，杯具。

三月二十日钟淑河先生在《品味楼》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