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当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涌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我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他又瘦又高，肤色黎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嗤嗤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

　　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

　　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2001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

　　去年年底，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愣住，不禁泪流满面。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

　　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两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极积”，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青岛是一个仙境般迷人的海滨城市，我于1955年2月8日幸运地出生在那里。但是，我的小学生活却不幸运。

　　在生活极为困难的1962年，我进入青岛市四方区鞍山路小学读书。那是一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紧靠着农田。我家住在某染织厂的工人宿舍，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个不太大的水库，再穿过长长的田间小路。

　　童年时的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孩子。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我5岁。我母亲因疾病和饥饿年仅29岁就去世了。31岁的父亲带着我和9岁的哥哥还有1岁的妹妹，生活的窘迫和混乱可想而知。第二年，继母来了。继母是手艺人，会做衣服，又心地善良，待我们如亲娘一样。但是，家境清贫如旧。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谋生的劳动。譬如，为工厂加工纸盒、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饲养长毛兔等。最难忘的是寒冬里，长毛兔没草吃了，家里又买不起菜，只好让我去各处的垃圾站捡白菜疙瘩。我便成了一个捡垃圾的孩子，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哪儿脏去哪儿。当我与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相遇，迎着他们投来惊讶和鄙夷的目光时，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

　　相比之下，上课是快乐的。一年级班主任解玉竹老师的和蔼可亲，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唯有语文和音乐。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一些形象而有趣的课文，如《小猫钓鱼》、《寒号鸟》、《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等。记住了《寒号鸟》中的句子，如“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这种朗朗上口的句子，既幽默风趣又耐人寻味，让我感觉快乐无比。我后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这或许是最早的启蒙。

　　我喜欢音乐课与崇拜教音乐的吕老师有关。吕老师是位中年女教师，牙齿很白，脸颊红红的，戴一副白色近视镜，一脸灿烂的微笑，给人圣洁的感觉。每次上音乐课，我都争着帮她抬风琴。记得有一回梦见有人向吕老师开枪，我便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挡住了子弹……梦醒之后，我都为自己感动。这样的梦境有好几次，平日里却不敢与吕老师讲一句话。

　　我在小学时代是一个灰色儿童，即默默无闻的被忽视的毫不起眼的学生，如果引起注意则一般不会是什么好事。我大约在三年级加入了少先队，可是记忆最深的竟是被老师当众摘掉红领巾。作为淘气的野男孩，在夏天时我们最喜欢游泳，而老师担心发生意外不许学生到水库游泳。可是，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便继续在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泳。不料，被两个女同学告发了，让我们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于是，我们怀恨在心，就捉来许多癞蛤蟆，埋在女生上学的路上，把她们吓得鬼哭狼嚎。老师知道后怒不可遏，喝令我们站在讲台上，以极为粗鲁的动作摘掉了我们的红领巾。尽管红领巾给我留下压抑的记忆，我却对中队长格外崇拜。记得夏日里，我经常只穿一条短裤，像泥猴子一样与伙伴玩赢杏核的游戏。一天下午，我们照旧玩耍，忽有人惊叫：“杨霞（化名）来了！”“来检查学习小组呢。”文静、秀丽的中队长杨霞是班里一号明星人物，她肯到一个野男孩家里来，我非常激动，却又慌得不知所措，竟冲进一间小黑屋子躲了起来。有一回，亲戚送了一套十分难得的画片，我的脑子连个弯儿也没打，理所当然知道它属于谁。第二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鼓起勇气冲到杨霞面前，将全套画片塞进她手里，却什么话也没说就跑开了。假如杨霞拒绝或询问，我真不知该有多么尴尬，谢天谢地，她什么话也没说，笑眯眯地接受了，那一刻，我觉得世界很明亮。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细节我一直难忘，后来才渐渐悟出来：从杨霞身上，我头一回感到了女孩子的魅力。

　　对我这样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小学课堂是我童年充满阳光的神圣殿堂。可惜好景不长，三年级没结束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居然也“停课闹革命”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我对闹什么革命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加上父母家教严格，总让我有干不完的活儿。我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也成了我疯玩的最好理由。

　　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去赶海。每逢大潮的夜晚，我们便步行十几里，到落潮的海滩上挖蛤蜊。披星戴月归来，在父母欣慰的目光注视下，我将成堆的蛤蜊泡进水盆里，让它们吐净泥土。

　　有时，我还一手提着哧哧喷火的嘎斯灯，一手握紧锋利无比的钢叉，踏着没膝的海水叉螃蟹和鱼。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的上等食品，也成了我童年生活少有的骄傲。我也常常与伙伴们上山。选择雨后的日子，挎上小竹篮，翻过姑姑庙后的山冈，钻进茂密的松树林。啊，那一朵朵蘑菇，金黄肥嫩，诱人至极。采完了蘑菇，又在溪水边采足了鲜红的野草莓，再逮上几只绿莹莹的大肚子蝈蝈，便开始爬山。我们像壁虎那样，贴着一块块陡峭的岩石，向浮山顶峰爬去。浮山岗是著名仙境崂山的余脉，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巨大碑心花岗岩，便是从这里采集的。我们历经生死之险，征服了顶峰，豪气顿生，美美地野餐起来。

　　当我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巅之上，竟萌发了生出双翅飞向远方的梦想。那种强烈的欲望，决定了我后来浪迹天涯的选择。

　　我不熟悉上帝，却信仰大自然，因为在那泯灭人性的岁月里，大自然保护了我，给我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恰巧在那如饥似渴的季节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痴痴地做起了不合时宜的文学梦！

　　1966年的冬天，在染织厂技校学习的哥哥，见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觉得非常可惜。15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

　　我们那个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的家，第一次有了这么多书。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我们哥俩扑上去狼吞虎咽。父母不识几个字，辨不清好书坏书，以为爱看书总是好事，从不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知道保护孩子的眼睛，晚上瞧见我们躺在床上看书，便不由分说强令熄灯。哥哥懂点技术，弄来电池、电线和灯泡，做了一个人工手电，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躲在被窝里看书了。

      阴差阳错的日子里，11岁的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烈火金刚》、《风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读这么多书呢，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

　　那时间，结结巴巴的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水浒传》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也许，这是我童年最值得骄傲的成功体验。自那时候起，书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处寻寻觅觅，凡是带字的纸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自然，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于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兼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我的文学梦40余年依然未醒。因为文学梦，我从15岁开始写日记，坚持至今早已成为习惯。自1993年因为写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全国教育大讨论，我转向教育研究，童年的生活始终是我最丰富的营养之源。

　　从我的切身体验中，我觉得小学生太需要自由快乐的生活了，他们半天上课足矣，另外半天适宜参加各种兴趣活动。小孩子需要充分的运动，需要拥抱大自然，需要体验深厚的亲情和友情，而应当拒绝成年人的政治。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