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部是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一个专用名词。因为一个特殊原因,我当知青时住在公社,隔壁是五七干部老姚。老姚是刚从北方一个大城市来的下放干部,分管知青。这个人面目严厉,平时一张脸板得铁紧,很少看见他的笑容。他来得恰逢其时,全国上下正在抓前几年屡见不鲜的女知青受迫害问题,逮了一批,判了一批,杀了一批,其中难免矫枉过正。老姚对蹂躏女知青者尤为深恶痛绝,他手中的分寸掌握得比其它地方严格。当地人跟女知青谈恋爱,只要在未正式领结婚证之前两人上了床,男方均视做破坏上山下乡分子,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刑。有个生产队长儿子,跟队里一个女知青确定了关系,挨不过青春热血,提前住在了一起。这件事女知青家里人不同意,从城里赶过来告发,生产队长儿子立即被逮捕。有人出面说情,说这两个人是谈恋爱。老姚不松口,说,这是谈恋爱吗,绝对是破坏上山下乡,必须严惩不贷。老姚领着专案人员先审了生产队长儿子,弄清了若干细节,又找女知青作证。那个女孩子性格柔弱,问什么答什么,没有问的地方也讲……这一下捅出了天大娄子,那个生产队长儿子不但属于破坏上山下乡,而且定为情节极其恶劣,案子报到上面,又恰好撞在了运动的“浪头”上,需要杀一个人以儆效尤,这个生产队长儿子竟然被判了死刑,开过公判大会,立即拉去执行枪决了。这件事在当地起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慑作用,老姚在整个知青队伍,尤其是知青家长那里,赢得了极大口碑。
老姚每天起床很早,公社广播站机器刚刚发动,他便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公社广播员是从下面抽调上来的一个男知青,来自南方城市,吹一口好笛子,代表作是《扬鞭催马送粮忙》。每天清晨喇叭一响,就是一阵悠悠扬扬的挥动鞭子驾驭马儿的笛声。有一段时间,广播喇叭里笛声不再像以前那般悦耳嘹亮,变得有些低哑嘲哳。原来这个男知青跟同队一个仰慕自己笛声的女知青好上了,每星期六连夜赶回去,星期一天没亮回公社,精力有些不济。这对男女每周相聚,日子一长弄出了麻烦,女的肚子大了。那个女知青请假回城做了堕胎手术,事情再也瞒不住,一下子捅到了老姚这里。在老姚来此地之前,男女知青之间出事时有发生,干部们一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既不处罚也不提倡。但是老姚是个非常较真的人,他翻阅了一大堆文件,结合个人的理解和体会,认定这也属于破坏上山下乡行为。他就这样对这件事定了性。那个男知青随即被停了职,关在一间空屋里,只等一应罪证材料齐备,立刻上报判刑。
就在男知青押送上县城的头一天,女知青到公社来了。她敲开了老姚的宿舍门,老姚以为她是来揭发控诉对方的,然而不是。女知青请求老姚放了男知青,她的理由很充分,说跟男知青来自同一座城市,自小同学,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且还是她主动跟他好上的。老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说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情况,只要在正式领取结婚证书之前跟女知青发生关系,就属于破坏上山下乡。女知青再三恳求,老姚坚决不同意。两个人争论起来,女知青见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老姚,火了。她的语气倏地一变,告诉老姚说,跟自己发生关系的不止是男知青,另外还有一个人。老姚问是谁,女知青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的意思是指老姚本人。老姚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女知青一口咬定是他。女知青掼门而去,临末搁下一句话,说,放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条是立即放人,另一条嘛,就是你跟他背着同样的罪名一道坐牢。
老姚一宿未眠,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他拿主意,将男知青放了。从那天以后,他似乎换了一个人,那张板得铁紧的脸变得苍白,后来又有些发黄。他整个人开始瘦下去,越来越瘦,看上去简直不成人样了。在我离开那儿不久,传来了老姚溘然辞世的消息。
一把手不是这个人的职务,也不是绰号,而是他的形体特征。这个人是我家乡小镇镇郊的菜农户口,吃商品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先是知青,再是小镇街道青年,往下是菜农。于是他到附近农村插队落户。队里买了一台半敞式脱粒机,农民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望着遍布齿牙的轮轴飞速旋转,心里害怕,站在远处拿眼悄悄看着。这个人胆大,抓了一把割下来的稻禾,试着塞进去,稻粒飞扬,众人欢呼着围拢过去。他很能吃苦,干农活起早贪黑。正是抢收季节,夜间脱粒三班倒,这个人值头班,干了几个小时,第二班的人连日辛苦,睡过头没来接班,这个人继续干。到了第三班,也没有来,他又继续干。他确实有些犯困了,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手臂连同稻草一起塞进了脱粒机内,一声凄厉惨叫,撕裂夜空,人们抬他进医院抢救,做了截肢手术,命保住了,只剩下左胳膊,从此,成了“一把手”。
一把手成了英雄。正是沸腾的年代,人们簇拥着他,在小镇上走来走去,作报告,谈体会,说动机。街上墙报栏内红纸金字,写着他的名字。镇上一所完全中学和两所五年制小学,宣誓词,决心书,命题作文,说的都是学习这个人。
谁知一把手忽然成了罪犯。当地有个新婚不久的年轻媳妇,丈夫在部队,她独自在家。一天半夜,有人无意中看见一个黑影,翻过她家墙头而去。第二天晚上,这个黑影再度出现,越墙而入。但是人们已是有备而来,将院子团团围住,张网捕捉。屏神定息等了好久,不见黑影出来。众人一声呐喊,撞开院门,冲进里屋,正要搜寻,从年轻媳妇的热被窝里,蹿出一个赤条条的男人。人们一拥而上,横拖竖拽,将这该死的家伙揪住,先拧翻一只手臂,吩咐拿绳索来,要捆绑他。可另一只手臂怎么也找不到,仔细看时,明白了:肇事人原来是只剩了一条胳膊的一把手。
一把手的罪名是“破坏军婚,毁我长城”,全镇上下大会小会,揭发批判这个人的罪恶行径。这种罪犯照例要押在小镇上游行示众,一把手跌跌撞撞走在最前头,后面是几根红白棍子,无数张愤怒的脸庞,此起彼伏的口号。他戴上了手铐,不过只能是象征性的,这个人只有一条胳膊,手铐的一头铐在左手腕,另一头晃晃悠悠,悬在半空。
我正读初中,放学回家,迎面街巷阵阵噪声鼎沸,人群漫拥而来,于是看见了最前面的那张依稀熟悉的脸。这个人的动人事迹,曾经令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无限仰慕,他茁壮成长的生命历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他竟然成了罪犯!他怎么一下子堕落到这种地步?站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怅然抬头望天,空中彤云弥乱,不可测度。
爱情故事
作者:陈源斌
这个人是我初中同学。我们上初中正逢“文革”流行主席像章阶段,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铜的铝的塑料的木刻的,应有尽有,层出不穷。有一天,有个学生弄来一枚,说能发夜光。将教室窗户封堵上,门关严实,无数双眼睛盯过去,果然在一片黑暗中熠熠生辉。全校轰动起来,同班级看过了,其他班级看过了,连老师员工都看过了,只有我这同学没有看。那个学生与他座位前后排,两人积有夙怨,平时碰面不讲话,就像不认识似的。但是能发夜光的像章诱惑力太大了,他忍不住,站在近前转来转去。也有两边都要好的同学愿意从中搭桥,推拥着他过去,劝说了几句,他本人也说了无数软话。但是,那个学生不肯,就是不肯,坚决不肯。他断了指望,恼了,甩头就走,临走往地下啐了一口,撂下一句话,说:什么鸟玩意儿,送我还不看呢!
这句话惹下了天大灾祸。他成了现行犯,每天押在台上,胸挂木牌,低头认罪。念他年纪还小,又是脱口而出,从轻发落,就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很快初中毕业,两个去向,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升高中,他都没有资格,只能留在家里游荡。时间长了,父母心里焦急。他父亲是供销社主任,场面上的人,有心让儿子先做临时工。可近处太招眼了,就把他派到在当地被称作“西伯利亚”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供销点。
偏僻供销点是由一座大通道仓房改成的,他站的是日杂柜台,从这边一眼望到头,是棉布柜台。站棉布柜台的是个女的,姓戚,人们当面叫小戚,背后叫戚姑娘,其中有些意味。戚姑娘是老三届,下放在邻近公社。她长得细皮白肉,一笑两个酒涡。朝别人笑笑倒也罢了,有一天跟公社书记笑,把对方魂笑掉了,丢在了她的身上。公社书记把持不住,有一天硬上了戚姑娘的床。有一次就有二次三次四次五次,次数多了露出马脚。书记犯了两桩罪,一桩是破坏上山下乡,戚姑娘是下放知青,通称触高压线,依例判处七年;一桩是破坏军婚,戚姑娘正跟一个当兵的亲密通信,当时属军婚范畴,通称触低压线,依例判处三年。公社书记合计判了十年。戚姑娘是受害者,当地呆不住了,便让她招工到供销系统,分到偏僻地点来卖棉布。偏僻供销点生意不多,常有闲暇时光,两个站柜台的这头望到那头,那头望到这头,两道目光偶尔会碰到一起。这座仓房两端各搭有一间偏厦,是值夜班用的,我这同学睡这头偏厦,戚姑娘睡那头偏厦,天黑夜静,大门一关,偌大仓房里只有这对孤男寡女。终于有一天,两个人睡到了一起。
他父母慌成一团。倒不是担心儿子触高低压线,戚姑娘已经招工,不算知青了;她跟当兵的也早断了联系,不算军婚了。父母慌的是,他提出要跟戚姑娘正式结婚。一家人坐在一起谈判,谈来谈去谈不拢:
——她一档子丑事百里千里万里皆知哟!
——我不管,就认她了。
——她堕胎不能生育,咱家断了香火哟!
——我不管,就认她了。
——长你七岁,女的先老,夫妻过不到白头的呀!
——我就认她了!
他威胁说,不让结婚他就死。父母不愿意儿子结婚,更不愿意儿子死。两难之中百般无奈让了步,他如愿以偿,跟戚姑娘结成了夫妻。
很多年过去了,我回故乡探亲,初中同学聚会,能来的都来了,只等这位同学。他在偏僻供销点当临时工直到“文革”结束,后来商品买卖放开,供销系统不景气,他自己做生意,从一间小店慢慢做大,几条街的门面都是他的了。这种聚会绝对是不能缺了他的。有电话来,说已经推掉一切应酬,夫妻俩一道,正往这边赶。
他来了,依稀旧时模样,身边偎着一个细皮嫩肉娇小女子,双方至少要悬殊一二十岁年纪,握手,介绍,他说,这是他的爱人小伍。
当年的戚姑娘呢?
“粪坑县长”
陈源斌
乔连成17岁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有次生产队派他和几个青年清理粪坑,粪坑很大,很深,必须有一个人跳到下面粪水里。大家商量好轮流来做。乔连成跳下粪坑时,从远处走来了一群人,到跟前停住。其中一个老者,问站在地面上的这几个是什么人,回答是农村青年。老者以为站在粪坑里的这个人也是农村青年,回答说不是,是从城里下来的知青。老者记下名字,没有多说话,走了。
当天晚上,乔连成听到有线广播喇叭里叫他的名字,通知去大队。到了那里,是填一张表格。回去一觉睡到天亮,又听到有线喇叭喊叫乔连成。这次是通知去公社。到了公社,乔连成吓了一跳,原来他已被批准担任了公社头头,连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乔连成走进办公室,一张椅子还没有坐热,又接到通知,这次是县里来的电话通知,叫他立即赶往县城。乔连成紧赶慢赶过去,这次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被结合进县领导班子,担任副县长了。
乔连成当了一个月副县长,社会急剧变动,一个时期结束,另一个时期开始。新时期伊始,着手清理“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一律免官免职,发回原地。乔连成离开县城,重当知青。过了没多久,有个老干部提起了他的名字,就是那次在粪坑前停步询问的老者,当时刚恢复工作,新时期后升任了更高职务。老干部得知乔连成近况,表态说,这个人是我当年在粪坑前发现,亲自推荐后提干的,这是个实干家,应该区别对待。
乔连成回到县城,官复原职。他的背景故事也流传开去,从此多了一个绰号:“粪坑县长”。时常有人在远处朝他指指点点,到了近前,便把嘴闭住,不说话。乔连成心里有数,这些人刚才在议论他的绰号。有那么几次,下基层,老百姓说漏了嘴,当面喊道:“粪坑县长来喽!”
乔连成当副县长有些吃力。他觉得自己水平不够,不是个当官的料。有了这个自知之明,他对升职的事情,倒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在副县长位置上耽搁了很长时间,跟他同级别的,比他低一级的,比他低几个级别的,都升到他上面去了。再后来,有一次,那位老干部想起了这个人,乔连成终于得到提升,由副挪正,当了县长。又后来,那位老干部再度想起这个人,乔连成职务随之升迁,到省城当了副职。再后来,他的年龄也到了,就在这个位置上退休。
过了十几年,乔连成检查身体,发现了不太好的东西。他把心静了一静,决定办两件事情。一件是看望当年提携自己的伯乐。那位老干部多年前逝世,乔连成去了墓地,趁四下无人,点燃三炷香火,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家里,他做第二件事:把子女召集到身边。乔连成三儿两女,分布在不同城市不同岗位,都很成功。有人戏谑他五个子女是“五子登科”,钱、权、名、房、车,一应俱全。乔连成心里有数,除了儿女自身努力,他这个当爹的官位,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乔连成带着五个儿女,重返他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故地。他在一个乱草蓬松的地方停住,举手指了一指,说这堆乱草底下,是一个很大的粪坑。
乔连成站着,开始向子女交代后事。他嘱咐,自己死后,骨灰海葬,但要留下一小部分,撒在眼前这堆乱草底下,就是当年的那个偌大粪坑里。
(选自2011年9月23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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