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茸茸的鸭子，羞答答地卖

                —读天尘《贩鸭营生》有感

1970春季，队上开办了一个“孢行”，专门孵小鸭出售，以此增加生产队的副业收入。

与此同时，下放在另一个生产队的父母传来消息：“队里的口粮只够吃到五月份”。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恐慌和焦虑。

我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新粮要到七月份才开镰收割，意味着父母和弟妹一家七口，由于青黄不接将缺粮两个月。这对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下放户来说将面临告借无门的困境，更何况农民兄弟自身也不宽裕啊！

我心急如焚，正当一筹莫展时，听队长说，凡外出卖鸭苗的人按队上最高劳力记工分，每一百只小鸭可配发两斤大米当鸭饲料。

我暗自盘算，领300鸭苗，可得6斤大米，争取在两天内卖完，(刚出壳的小鸭头两天不吃食)节约的大米可资助父母。

万般无奈之下，我自告奋勇报名去贩小鸭。简单地咨询学习了照料、饲养、贩卖小鸭的基本知识后，我到孢行领取了300只鸭苗，用六只扁圆形，貌似卡车轮胎的竹笼装着，再到队上预领了一个月的口粮--稻谷70斤，送到父母手里，告诉他们这是我一个月的口粮，队上安排我外出抓副业，吃别人的，有钱也可以买到高价粮，不要耽心我被饿倒……。母亲喜中有忧，含着眼泪目送我匆匆离去。

回到生产队，我带上几件衣服、斗笠及生产配发的6斤大米，挑着六笼鸭苗上路，临行前队长交待：“鸭苗卖一元钱三只，最低价一元钱四只，死了的要砍鸭脚带回报损，亏了要赔”。

挑着一担鸭笼，约有三尺高，笼子较大，而我个子较小，戴着斗笠，那模样象武大郎挑着烧饼担子，自己都觉得好笑，农民兄弟也以诧异的目光望着我。

为六斤米折腰，我也想不到。

为了减少竞争对手，使鸭苗尽快销售脱手，多节约一点“饲料”，我改变了其他贩鸭社员两人一组的做法，一人独自行动，走村串户，高声叫卖。

渴了捧一口路边的井水，饿了吃点自带的点心，或用一两只小鸭换一碗社员的“半饭”，象流浪的吉普赛人，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固定的行程和归宿，只有到了傍晚时分，才刻意到有知青点的地方逗留，以谈生意为由，透露自己的知青身世，联络感情，一般都能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留我住宿、搭伙，运气好时还能享受免费招待。我也正是仰仗着“天下知青是一家”，依靠知青情结这个底气，才敢于独自一人从事贩鸭营生的。当然我也会知恩图报，帮他们挑选鸭苗、以优惠价结算，或送几只母鸭给他们饲养。

贩鸭苗的辛苦劳累算不了什么，我都能承受，怕的是遇到熟人，特别是城里有头脸有工作的熟人，他们开口就问，你怎么干这一行？口气带有鄙视和不肖。因此我不敢到城郊附近贩卖，最多也只敢到距县城30华里的舖口、横江桥集市上赶场，并且散场后马上往回赶路，因为城市早已注销了我的户口，父母也已“不在城里吃闲饭”，哪里已经没有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