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新至善村虽只六十八家，但先后出了一位中央委员，二位省政协副主席，一位两院院士，二位全国人大代表。
邹教授住新至善村9号，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民进湖南省第一、第二届副主委，省政协委员。在第七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邹声扬教授等32名人大代表提出162号议案，建议从速制定“教育投资法”、“教师法”和“教育（基本）法”，该议案在1990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早在1983年3月时，我因读电大一事向他反映过情况，那年我上了电大的录取线，而当时所在的单位不同意我脱产去读，找了上级部门也是白搭。我就突发奇想，邹伯伯不是上北京开人大去了，找他帮我在北京说话不更有效些？就直接写了封信寄人民大会堂湖南代表团邹声扬代表收，这事连我母亲也不知道，好多天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我以为又泡汤了。直到半个月后一个星期天我回新至善村来，一进门，我母亲就告诉我，邹伯伯来过了，他说你写给他的信收到了，他已转交上去了。说我把事搞复杂了，其实找他家要他在北京的地址，将信寄到他住的宾馆就可以了。他们是闭幕式时才去人民大会堂的，平时都在宾馆里开分组会和讨论，我那封寄人民大会堂的信，绕了一个好大的圈才到他手里，说得我连不好意思的。我当时也脑壳简单，满以为捅到上面去了，事情会得到解决，人大也只给了邹伯伯一个回复，仍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还是不脱产读完三年电大的。
邹教授是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教研室主任，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们夫妇都是平江人氏。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期，凡他家乡有人考上湖南师范学院的，他都给予生活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有一个来自他老家的贫困学生，虽在数学系学习，但邹教授仍时常关心他，勉励他好好学习，在经济上不时的给予他帮助。当邹教授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时，谁料到这学生为了标榜自己是革命的，竟“写了一张批判曾经有恩于我、在经济上帮助过我的邹声扬教授的大字报，要和他划清了界限，”。这位学生多年来对这件事一直有着很强的负罪感，现在他已出家为僧，他曾忏悔道“扪心自问我是昧着良心落井下石。”
我上邹家玩是很随便的，他家的大门常敞开的，我径直入他家门就是，有时佗面不在家，就与邹伯伯或邹伯母聊，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尝。过苦日子时，有一回上他们家，邹伯母做了甜酒，盛一大碗给我吃，我不能喝酒的，竟吃醉了，赶紧回家睡在床上去了。
晚归提到佗面时是这么说的：“邹老师的儿子和我初中、高中都同班，又都下放靖县，可就是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那时我们两栋住户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水龙头安在我家门前。一天，班上很多女同学在我家门前聊天，佗面出来一晃又进屋了。不一会，李阿姨出来了，大声说，‘佗面（他父母也叫他佗面）出来洗菜，又原样端回去了，搞半天还是你们咯些鬼妹子在这里喔！’”
佗面是跟他们高63班的同学一道下放靖县铺口的林源大队的。一年后，他妹妹小胖也下放了，她下到老家平江县。佗面父母都觉得他离家太远了，三年后，终于将他转点去了平江他妹妹小胖那里。后来他被招工到长沙市二轻系统下属的一个厂子里，厂子在坡子街上，厂子尽管不大，但他工作还安心。参加工作后，他仍住在新至善村父母家里，为方便上班，他买了一辆单车，二十六七岁哒，才学骑单车，学了两天后，就摇摇晃晃的骑过河去上班，那几天，他父母每天都给他捏把汗，生怕他出交通事故。上班几个月后，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一双皮鞋，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回穿皮鞋，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把皮鞋擦得锃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整个二轻系统的厂子都不景气，他是属于较早一批下岗的，下岗后他找了份临时工作做，因常接触冷水，手关节常红肿疼痛。他也一直住在新至善村，去年才离开，用毕生的积蓄住上了新房。
邹伯伯和邹伯母也只是六年前搬出新至善村的，搬去不远，就在下面新建的新华村里。搬走后不久，邹伯伯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于2005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0岁。
邹伯母的脚不太方便，但她看我母亲行走困难，就经常上新至善村来找我母亲说话，说是就只她们几位新至善村的老人了，相互要多走走，看我母亲还没请保姆，就派她家的保姆到我家帮忙。现在邹伯母也行动不方便了，不能出门了，就常给我母亲打电话问寒问暖，我母亲也隔三岔五的打电话问候她，互相祝贺，相互叮嘱多多保重。她们是新至善村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这些晚辈也都衷心的祝她们老人家健康长寿。
附老照片一张，摄于1961年爱晚亭旁。前排左邹雅君、魏觉；后排左李次衡、金小波、葛懋琛。
回复 2# 去西奇
新至善村高级知识份子云集,是人才济济的地方,去西奇能把他们故事挖掘出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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