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怀念

—忆挚友黄才幸

  

     前些日子，打开湖南知青网栏目，就看到一排醒目的红字《长沙下放江永知青名录 》（公社），我点击到红旗公社知青名单，其中一个名字—黄才幸跳入我的眼帘，我的心顿时悲凉。才幸遇难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一年了。看到这份当年下放江永的完整知青名录，回忆逝去的知青挚友，凄然而泪下，心里生出无尽的哀思和叹息。      

   1964年10月,随着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几千长沙知识青年经过火车、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都庞岭下的江永县插队落户。我们三十二个知青分配到红旗公社中桂大队的四个村子。

   我们插队中桂知青中包括黄才幸只有四名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多半是初中生或小学。才幸是长沙市一中64届高中毕业生，那一届的同学都公认她是一中品学兼优的才女。按她各科优异的成绩，升上大学理应是稳拿的事。但在贯彻阶级路线的1964年，由于她的家庭出身,（父亲黄克虎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建国后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虽然她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升大学的理想还是落空，在声声紧逼的运动狂潮下，她和我们一起走上了下乡这条道。

   我是到江永后才初识才幸，她高挑的身材，头发扎成辫子，眼睛大而有神，说话平和，给人文静的印象。

   初下乡，知青都要首先迈过农活这一道坎，只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从春插、除草、施肥、收割，干了个遍。到冬季也没闲着，男女知青都到窑上烧石灰。夜晚都是睡在窑上。知青们热情高涨,办乡村夜教扫盲(才幸是夜校老师),搞文艺宣传表演。知青们都清楚自己是来接受教育的，都有强烈的求上进的思想，要在农村这个天地里考验自己。尤其是象黄才幸及我等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知青，更是想要积极努力，想要干得更好。

   回忆在江永与才幸相处的日子，有些情节至今使我难于忘怀。  记得那时遇下雨的天生产队一般是不出工的，知青们正好趁此互相串串门。才幸的村子与我们村相对望，中间隔了一大片田，走小路十来分钟就到。我总喜欢跑她那里去，其中有一原因，是找她借小说书看。大队知青中数她的书最多，房间里桌子太小，摆不下她从长沙带来的书，她请木匠用几块木板在墙上钉了个书架。架上的书除了文学书籍外，多半是高中的课本。当时带着教材课本下乡的知青不多,可见她并没有放弃书本，心中那个读大学的梦还在。才幸的情趣爱好广泛，我看到她用毛笔在纸上书写唐宋诗词，她说这一来练了字，顺便又读了诗词，乃一举两得。（其实照我看她的字已经写得够好了。）她还经常找男知青下象棋，水平差的还不敢和她对阵。和好多女知青一样，才幸爱美、很喜爱花，三、四月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怒放，她会摘来一束束花插到瓶子里，简陋的房间里洋溢着春的气息。

   思绪的闸门一经打开，好多经历过的往事在我脑海里重现。

     还记得那年头抓阶级斗争，在位于四个村子之间的大田中间，是大队一废弃的学堂，每隔几天在这里就要开大队各种名目的会，每逢开会必唱那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把冤伸…..”点着煤气灯的土台上干部们在大声的嘶喊些什么我们全然不知,知青们逢开会机会能集结到一起，才幸和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

   还记得在那偏僻的小山村，一到夜晚,大地黑茫茫一片,寂静中只能听到几声狗叫。精神生活贫乏，一无报纸看，二无广播听，才幸和我们几个村的知青邀在一起，打着手电筒、打着松脂火把，来去走十来里山路，就为了去看一场电影。看一场电影，我们会兴奋地谈论好几天。

   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文革风暴打破了江永的宁静。1968年首先在山那边的道县发生了真真实实惨烈的屠杀、杀人场面惨不忍睹。血雨腥风的空气很快弥漫到江永县。凡是地、富、反、坏、右份子以及他们的子女，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都受到冲击，有的甚至于被捆绑、吊打。此时传来了知青王伯明在县城被无辜枪杀致死的骇人听闻惨案。知青们更是陷入惶恐悲愤中。记得当时我们大队年龄最小的男知青李君，回长沙探望七十多岁患病的外公外婆,从长沙刚返回江永，就被大队几个民兵头头捆绑，在村子边的土坡上连夜开批斗会。他们一口咬定他从长沙带回了枪，硬逼着他当场交出枪来。天啊!他哪里有枪？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可怜的李君哭喊着，满脸的汗水泪水，他哪经得住几个小时的捆吊折磨，终于晕倒过去。批斗会充满杀气，黑夜里在场的乡亲、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个个泪流满面，悲愤至极。李君晕倒在地，知青们一下拥了上去。看到李君情况危急，我记得是黄才幸首先站出来和大家迅即决定抬李君到县人民医院救治。（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们用竹睡椅做成担架，十来个知青黑夜里轮换抬着，走了几十里泥泞山路，天亮前终于把李君抬到了县城医院。那一夜如同恶梦的经历，那一夜知青们表现出来的齐心、团结和凝聚力让中桂大队的每个知青终生难忘。

    文革的龙卷风在江永肆虐，武斗成风。在这种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危险时时都可以降临的时刻，知青们茫然无措、情绪消沉。在愈来愈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江永知青纷纷投亲靠友，转点到其它地方，也有的暂时回城。我们大队的知青陆续离开江永，我和才幸也回到了长沙。

   

    那时文革造反风暴愈演愈烈，有一天才幸来我家，她脸色憔悴，眼睛里透出忧郁，她说她不想在长沙呆下去，想回江永，问我想和她一同回江永啵。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好，当时她父亲正受到冲击。她和我同住清水塘路，我出门上街要经过她家居住的省交通厅宿舍。我看见宿舍的围墙上贴着写有打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黄某某的标语。处于那样的环境，才幸在家里心情苦闷之极。她宁愿回江永乡下去。那时我母亲身体正患重病，我每日在家与医院间奔波，不可能与她同回江永。她很失落地告辞，我看着她渐渐走远，心情很是难受。

   

     1968年，我经朋友帮忙，从江永转点到了浏阳东乡插队落户。大约是1969年5月，在东乡我收到了才幸的信，在信中她欣喜地告知，她已经成功转点到弟弟、妹妹插队的浏阳北乡北盛公社马战大队。信中她说三姐弟到一个地方落户，相互能有个照应，家里父母亲也放心许多。信里她还说比起江永出一天农业工只值一.两毛钱，北盛这地方不知好了多少，这里田地肥沃，副业门类多，交通便利，离长沙家里近……  这是才幸给我的第一封信。

     69年7月，接到我的回信后,才幸寄来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她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说有了江永那几年的锻炼垫底，在这里干农活她不觉得累。她还说队长、社员待她很好，对她很肯定，大队可能培养她学习农机技术。她说下放马战的知青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她在知青中算是大姐姐。她还提到了江永，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江永生活的留恋。信的末尾她说如我国庆节回长沙，我们在长沙见面。谁曾想到，这竟成了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收到这信不久，突然间传来噩耗，才幸车祸遇难!我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才幸寄来的信还放在我的桌上，她不是和我相约国庆在长沙见么!怎么突然人就不在了呢！我止不住失声痛哭,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

       

        后来从才幸妹妹黄明对姐姐的痛苦回忆中得知：

   大队培养才幸学习开拖拉机，她初步掌握了驾驶技术  。1969年8月19 日清晨，才幸与主驾驶员老刘两人轮流驾驶着手扶拖拉机从长沙返回北盛，上午约9 时，车行至距永安两公里处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将会车时拖拉机失控。富有驾驶经验的主驾驶老刘慌忙中独自跳车脱险。而初学开车无驾驶经验的才幸虽然已意识到情况危急，但始终没有跳车，因为拖拉机是生产队的财产，所以她拼尽全力紧握操纵杆，试图控制拖拉机，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拼尽全力地挽救局面，会使她命丧黄泉。拖拉机避开了大货车，却一头撞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巨大的反冲力将她和拖拉机撞翻在路边的水田里，拖拉机的操纵杆压在她的脖子上，，致使她呼吸窒息，才幸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被这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噩耗传到马战，犹如晴天霹雳！妹妹黄明闻讯差点晕倒。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傍晚时，男知青用门板抬着才幸的遗体放在晒谷坪上，才幸头发散乱，全身满是泥水，脸色发青。乡亲们、全体知青怀着沉痛的心情赶来悼念，他们眼中噙满泪水。

    追悼会上，才幸的亲人们悲痛欲绝，才幸父亲讲话时喉咙哽咽，在遭受了如此巨大打击的情况下，老人仍然表现了很高的姿态，既没有向驾驶员老刘提出责难，也没有对当地负责人提出任何要求。老人尊重公社领导的意见，同意将女儿安葬在马战生产队的山坡上。

  

    悲哉！挚友才幸，你如花的生命在1969年8月19日这天嘎然而止，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二岁。

    悲哉！挚友才幸，你没有等到拨乱反正、阳光灿烂这一天，你没有等到恢复高考这一天！你的大学梦本是可以实现的呀！

    不是说时光的流逝能冲淡一切么，在才幸离开我们整整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提笔写这篇文字，悲伤竟几度使我写不下去，眼泪止不住地流。在下放江永知青名册中，才幸的名字和我们在一起，我在心中大声呼唤：才幸，我们大家想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