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十六）
1956年新至善村48家建好后，加上原有的20家，一共有68家，那时家里要买菜得到湖大棉花厂去买，师大（那时称湖南师范学院）还在岳麓学院，还没迁到二里半来，二里半没菜店，所以买菜较远。
大概是第二年的冬天，村子里一老师家的望城籍保姆，从她乡里来了一熟人，说他们乡下农民喂了好多的鸡鸭，也熏了不少腊肉，如果你们城里人要，她可以帮忙买一些带过来，价钱比城里便宜些。不过，一点点就不好带，要买就多买点，担一箩筐来。
见来来了这么多人，那个乡里人便有声有色的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特别强调，她乡下人没钱垫，要先付钱，她从乡下给大家买来后，再算总账，多退少补。大家一听合情合理，又是这家老师家介绍的，还有什么不信？纷纷掏钱，有三四元、也有五六元钱，这家要一只鸡一只鸭；那家要一只鸡几斤腊肉的。主人家一五一十的替她记下列好清单，连同各家交来的五十多元钱，慎重的交给那乡下人手里，她收下钱后，许诺小年下午定送东西过来，要大家到二里半去接她。
小年那个下午，我们村里的十多位主妇和保姆早早的就聚集到二里半那石牌坊下，翘首望着荣湾镇方向，我家是保姆去的。但等来等去，没见那乡下人半点人影，鸡毛鸭毛也没见一根，倒是个个冻得瑟瑟的，灌了一肚子西北风，天色晚了才气鼓鼓的回村来。
第二天一早，还抱着一丝希望，跑到那户老师家，看那人昨晚上来了没有？那老师也正在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不断的埋怨他家保姆，看到这情景，大家都知道被骗了。后来还是这家老师主动赔钱给各家才完事。五十多元钱在现在看来不算多，但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大款，那时保姆的月工资只十五元，还是算高的，低的只十一二元。都是高智商的人，反而被低智商的人骗了，真难以置信。
过苦日子时，村里也发生一件大跌眼镜的事。那是盛夏的一个夜晚，人们正在熟睡时，突然被一“抓贼”的吼叫声惊醒，接着又是几个女孩子的尖叫声，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从P家发出来的，他家全是女孩，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栋楼房里。人们都把头探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只见P家楼上楼下都亮着灯，P老师一人在吼“出来、出来，躲在那间房里哒”，这时有人出来帮P老师捉贼，奇怪的是，搜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见人影，便怀疑是不是看错了，P老师说他听到厨房里有响声，起来又看哒一个黑影上哒楼，哪会有假？这时站在外面的人突然叫起，楼上窗下有人，就是大门上的那个窗户。P老师他们探身一看，在门厅上方半尺宽的地方果真蹲有一个人，那里离地面有三米高，刚好容一人，怕那人掉了下去，喝令他爬进窗户来，那人哆哆嗦嗦爬上来，一看还是个小孩，再一看觉得面熟，P的二女麻起胆子来辨认，竟是她的同学，住新至善村48家的小S。
过后师院保卫科的人来了，将这小孩送回S家了。小S比我们高一届，比较调皮，他父亲脾气暴燥，哥巴兄在他的回忆中也写道：“小S同我打过一架，他把我的衣服撕破了。在同学的怂恿下，我到他家要‘赔衣服’，结果他老爸冲出来抓着他就打……。”
两天后我们听到了小S去P家的详情，小S又在外面顽皮，被父亲赶出家门了，两天没吃饭，白天就躲在新至善村后面的山上，晚上就下到村子里四处转，看能从菜地里找到什么吃的。那晚转到P家，见他家楼上窗户是开的，没有护栏，楼下大门外有一根酒杯粗细的竹晾衣杠，他就利用这根没固定的竹杠攀登到三米高的门厅上方狭窄地带，再从那里翻进窗户，下楼摸到P家厨房找吃的，因响声过大，惊醒了P老师，才被抓，这才得以回家，那场打是免不了的。话又说回来，他居然用一根不太粗、又没有固定的竹竿爬上楼，算有功夫的，也令我们佩服得咂舌。
在我们新至善村出过一件政治案件，就是有人书写反动标语，因此，被列为“特嫌村”，案子至今没破。
那是春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小伙伴在村里追打着玩，跑累了就在20号那户的东面窗下休息，窗下是一条通往48家的路，路的坡下二十多米处就是郎公庙，我们站在路上，或靠着墙围着一圈在嬉闹。突然，站在路上的L结结巴巴的指着墙说“反动标语”，我们以为他是开玩笑，都没理会，L把靠墙站的人扒开点，用手指着那地方叫我们看，果真在窗台下影约有5个直着写的白粉笔字“打倒XXX”，饭碗大的一个字，五个字约莫有两尺长，席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很长。因房子都是清水墙，砖缝也是白色的，笔迹浅，所以不用心看是看不出的，可能已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没人注意，偏偏被我们遇上了。
我们那时受过学校的教育，知道要保护好现场，就成半圆形的守在那里。L喊了细毛一道去村子下面的教工食堂打电话给派出所报案，打完电话回来后，L很兴奋，是他发现的，准会受表扬。我们左等右盼，不见警察来，到吃晚饭后，都各自回家去了，第二天听说警察是晚上来的，用闪光灯拍了照后，用抹布把标语擦掉就走了，听后我们很泄气，全无一点惊险刺激，根本不像电影里放的那样。
一连几天都没动静，大概是一个多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居委会主任戴妈妈突然喊L上她家去，说派出所来了两个人要问他点情况。
戴妈妈家住24栋，我们在她家屋后的石阶上就可看到她家里，我们好奇的偷窥，只见靠窗边有张桌子，L坐中间，一边坐一个公安的在问话、作记录。因窗户是关着的，声音传不出来，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大概两个小时后，L才垂头丧气的回家来，我们向他打听问了些什么？L说：“他们要我承认是自己写的，自己报的案，我不承认是我写的，他们就逼我。” 说是别人都没看见，只你一个人看见，不是你还是谁？还说承认了会替L保密，不会让人知道等。事情竟是这样？都出乎我们意外， L的父亲是位老革命，听说怀疑到他儿子头上，也放出话来，“如果是我儿子写的，我会打死他”。
事情并没有完，我那时在附中读初一，小L他们还在附小上六年级，我们的作业本都被公安的拿去对过笔迹。
接着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中饭，两个住在新至善村的学姐就来找我了，说是校长办公室有请，我父亲猜到是那回事，叮嘱我不知道的就莫讲。我匆匆扒完两口饭，跟着学姐回到学校，她俩把我带进办公室就离去了。办公室里坐有两公安，开门见山就问我发现那标语的经过，我照实的说了。他们就一个一个细节的反复问，我又如实回答，其实他们从L那里早就了解清楚了，只是看我们两人的话对得上不？一直到下午的上课铃响了许久后，还在问我。终于问完了，让我回教室上课，临走时嘱咐我要保密。这事我在班上没对同学讲过，但回到村子里后，与我们这些伙伴在一块时相互大发牢骚，特别是L，说下次再看见反动标语了，死都不会去报告了，我们都有同感。
新至善村的治安算好的，除上面讲的两个案子外，基本上没发生过别的案子，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就乱套了，抄家打人是家常便饭，倒成了合法的，被盗的现象多起来来了，嗮在外面的衣服，挂在墙上的腊鱼腊肉，稍不注意就被人偷走了，都是外来的贼。
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年末，村子里也发生过一件执枪抢劫的案子。抢劫的对象是我们前面那栋平房G老师的家，他家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比我高一届，小女比我低一届，儿子读小学。
案子是这样的，晚上十点多钟时，G家都睡下了，突然有一个年轻女人急切的喊G老师，G老师，还伴随着阵阵的敲门声。G老师不知什么事？披衣起来开门，大门刚一打开，一支手枪就顶着G老师的胸膛，一个戴大口罩，帽檐压的低低的男人恶狠狠的说不许作声，用枪将G老师逼到大门左边的一间小房里，紧跟着又擂进来一男一女，男的拿着手枪，都戴着帽子口罩，进来后迅速的将大门关闭，冲到右别的两间大房里，喝令床上的人躺着别动，由那女的握枪看守，那男的就翻箱倒柜的找钱找粮票，折腾十多分钟后，找到五十多元钱后三人才离开，临走前还威胁G老师一家不许报案，否则小心吃子弹。
天亮后，G老师还是报了案，报给当时的群众组织治安指挥部。G夫人惊魂未定，将此事告诉了隔壁邻居，不一会儿整个新至善村都给震惊了，居然上门打劫了，连我们这住在附近的都没听到半点声响，这还住得安全？人心惶惶的。
好在这个案子很快的破了，这三个劫匪都是附中的学生，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那女的还是G大姑娘的同学，她尽管化了妆、百般隐饰自己，还是给G大姑娘认出来了，怪不的他们对G家那么熟悉。
也就在那个冬季的，村子里还发生过“湘江风雷”偷竹子的闹剧。13号梁至匡家西头有一小竹林，是水竹，长有一丈多高，郁郁葱葱的。有天半夜时分，有人偷偷来砍竹子，梁至匡的弟弟毛坨首先听到，打开窗户高喊抓贼啊，喊抓贼啊。那偷竹子的见人惊醒了，拖着数根砍倒的竹子就走，边走边喊我们是湘江风雷的，以为能吓住人。梁至匡在梦里听到喊有人偷竹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外衣都没穿，摸起一根木棒就开门冲出来就追，在我家后面的路上将那贼截住了，是两个年轻人，那两人还逞强说是湘江风雷的。梁至匡吼道，你们是郎公庙的，还冒充湘江风雷，你怕我不认得？那两人见被识破了，又见李朝也跑来助威了，丢下竹子就走了，梁也放他们一马，因对方手里拿的是刀，把竹子要回来就行了。那两个郎公庙的菜农是想趁这治安混乱之际，浑水摸鱼，偷梁家的竹子去围他们家的菜地，以为打湘江风雷的牌子就可以吓住新至善村的人，脑壳也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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