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新至善村（四）中曾提到李祜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就双双上吊自杀，是他们屋后的那副没挖走的棺木在作怪，这并不是凭空臆想的，因为处在这棺木后面的那栋房子里，有三小孩在同一天被淹死，这前后的两栋房子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内竟有5人不正常死亡，这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还有，在文革前的1965年，后面那栋房子里就有位中学女教师在家自杀了，说她上吊自尽是精神有问题，这只是当时的说法。
    这栋房子是属48家的，住有四户，L家、B家都有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常去这栋玩。那位中学女教师是Y家的主妇，她的小女儿还是我小学同学，她的一个哥哥虽然比我们大了五六岁，但也常带我们玩，Y哥很活跃，他教我们唱流行的苏联歌曲，还告诉我们怎样打桥牌。
    学打桥牌蛮有意思的，那时我还只小学四年级，认为桥牌很神秘，扑克牌百分都打不好就学打桥牌，真异想天开。Y哥也有拔苗助长之意，晚饭后他就从家里搬出两张骨牌凳子放在坪里，并排放着权当牌桌，又拿出四张小凳子给我、李畹梅、孙伟安坐，一般他要我与他打对，李畹梅和孙伟安一对。我们是在打牌中学会打牌，他教我们打桥牌也很有耐心，从不动粗口，即使出错了牌也不责备人，总是给予鼓励和表扬的，每次都是打到夜色浓看不清牌才收场。这样边打边学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打桥牌的要领，所以，我们村里小伙伴大部分都会打桥牌，得感谢Y哥。
    Y哥的小妹妹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上中学后，她去了英语班，我分到俄语班。她去英语班还是她母亲强烈要求的，她母亲是位英语教师，还是年级教研组组长，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学的俄语。所以，她母亲一定要有一个子女学英语，就摊到她头上了。从文革后看来，学英语的确比我们学俄语的强十倍，她母亲是有远见的，像这卓有远见的人怎么会精神有问题呢？我怀疑是与那时的政治气氛紧张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对她的死因，她的家人都沉默不语，三缄其口。在那个年代，家里出了这种的事，好像很没面子的，连追悼会都没开，就简单的埋了，什么时候抬出新至善村的，很少有人知道。只所以说是埋葬，而不是火葬，是因为我看到她俩姐妹在丧事完后，将抬棺的杆子和粗麻绳送还给学校，当时还纳闷，这东西应由学校派去料理丧事的工友自己带回的，怎么要死者的家人拿来？可见她家当时说不起话来。
    Y家的楼上住着Z家，Z家对门是L家，因门对门的，Z老师和L老师常站在门口聊天，还聊的很投机。也就在1965年，Z老师因犯错误被停职反省，他在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还揭发了L老师谈话聊天的一些消极内容，以表明自己是要求进步的。这原本都不知道的，但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L老师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黑鬼，Z老师揭发出来材料发挥作用了，看到这些揭发出来的东西，L老师明白了，是对门的邻居揭发的。L老师在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两个学生在跟着，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跟到他家里守着，我们这些小伙伴就戏称L伯伯配了两个警卫员。
    L家的楼下是B家，B伯伯是湖大的，运动初期也受到冲击，B伯伯对湖大学生乱批、乱斗、乱戴帽子、乱抄家的作法很不满，向中央写信汇报湖大的运动偏离了方向，不符合党的政策。这封信还没写完就被湖大学生抄家抄了出来，这下捅了马蜂窝，说B伯伯污蔑湖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在文革初期这是蛮大的罪名，立即将他关进湖大牛棚。那时B家的两兄弟都在长沙市内读中学，只星期天回家，他们的母亲在师大也受到冲击，只有读小学六年级的小妹一人在家。
    B家的对门原是Y家，Y家自从他们的母亲去世后就搬走了，搬来一户Z家，之前，楼上的Z家也搬走了，搬来X家。新搬来的Z老师是从大连海军学院转业来湖南师范学院的，Z老师是湖南湘潭人，说一口流利的长沙话。他妻子C女士却是北方人，他们有四个子女，两男两女，全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老大是女儿，读高三；老二是男孩，读高一；弟弟妹妹在读初一、初二，四姊弟都转学到了附中，老二转到我的班上，因我们同住在新至善村里，一下就熟起来了，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他们的妈妈C女士是家庭妇女，因她家是从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来的，就让她在新至善村里当上居民小组长，正好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新至善村的居民小组的工作也跟上了形势，在村里组织家庭妇女学毛著；还在“黑鬼”家门口张贴标语。当时的居委会还组织放了暑假的小学生监视“黑鬼”家的一举一动。
    我们隔壁陈孝禅家的小孙子是从东北来的，还只四五岁，就有人向居委会报告说他家的小孙子“要打毛主席像”，于是居委会把陈伯妈叫去交代问题，整整搞了一个礼拜什么都没查到才罢休，其实他家小孙子是说“要大毛主席像”，普通话的“大”，长沙人听成了“打”，好在是从幼儿口里出来的，如是大人，岂不又成一冤案？    
    话又回到那栋房子来，1966年的暑假，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规定中学初三以上的年级不放暑假，留校闹革命；小学生和初一、初二的可放暑假回家闹革命。他们那栋四家里有三家的小孩放假在家里了，Z家的弟妹是初一的，L家的妹妹是初二的，B家的小妹还在读小学，所以他们四人都不用去学校，就玩在一块了。
    7月23日那天下午，他们四人结伴去湘江游泳，却有三位被湘江水吞没了，永远不能回到新至善村了，这也是新至善村里首次有人被淹死，而且还一次淹死三人，当时在附中，在师院、在湖大，以至在整个河西，都震动了。
    这段悲惨的事故有多人在湖知网上披露过，我就不重复了，只作点补充。当天同去的还有北村T家两兄弟共六人，他们六人中只Z家两兄妹会游泳，Z家兄妹生长在海军家庭里，又是大连海边上长大的，岂有不会游泳？正因为他兄妹俩会游泳，他们才跟着Z家兄妹去学游泳的。Z家兄妹水性虽好，但对湘江河里的情况不熟悉，刚下水，小L和小B就掉入河底深坑里，立刻没顶，她们俩都不会游泳，在水里挣扎。T家兄弟带了个吹气的蓝球胆，立刻扔给小L，小L抱住球胆才得一救；在此同时，Z小兄妹两人飞快的朝小B游过去救她，因他俩年幼无救人经验，加上体力不支，三人抱住一团沉没水中，不远处有驾划子的，岸上的三人呼喊他们来救人，被置之不理。
    当噩耗传来时，我正在附中教室里，同学们简直不相信，我们找Z同学，不见踪影了，我带几位同学去新至善村Z家看他。他们那栋房子的前坪已聚了好些人了，大部分都是村里的家属和小孩。Z家的大姐和母亲在家里，见这么多人围在她家门口，Z姐悲痛之余有些愤概，把大门“砰”的一声给关了。B家的门也是紧闭的，他家里本只留有小妹一人的；楼上L家那两个看守L老师的师院学生却笑嘻嘻的，站在窗口指指点点对别人说，这家淹死两个，那家淹死一个，他们家的女儿也好险被淹死了，怕别人不明白，还用手指了指身后。
    他们三人的尸体在晚饭后才被我们附中的学生打捞上来的，抬到师院生物系里，我们班的女同学给Z小妹换了衣服。第二天就送去火葬了，三人的骨灰都一块埋在火葬场，一字排开，身前是好伙伴，死后仍在一起。三人中最大的只14岁，小的还只12岁，两个秀丽聪慧的小女孩和一个聪明活泼的男孩都还刚刚步入花季人生就夭折了，太悲惨了，算来Z家小兄妹来长沙还只半年多点。
    Z家的厄运随着接踵而来，第二年的1967年，“六.六”惨案的第二天，高司的学生在河西四处寻找造反派报复，Z老师夫妇是支持造反派的，准备去河东避难，走到师院二里半时被学生认出，截住后遭毒打，Z老师双腿骨头当场被打断，C女士被打的浑身是伤，学生还在她伤口上洒石灰。河东的造反派得知消息后，曾派救护车来接他们夫妇去医院治疗，遭高司学生拒绝。两天后C女士伤重不治身亡，高司怕这一罪行暴露，偷偷的将尸体掩埋在在师院卫生科下面的桔园里。
    高司倒台后，造反派夺权，两个月后才将尸体挖了出来，已成一具干尸，面目全非，真惨不忍睹。造反派给她穿上军装，用棺木盛好后，放在师范学院的小礼堂里，供人悼念一星期，后也埋葬在金盆岭，陪伴着她心爱的的小女儿和小儿子。
    Z家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不久后搬出了新至善村，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没有下放当知青，被照顾安排在民政局下辖的一个厂里工作，他是我们班同学中唯一没下放农村的。两年后他为了便于照顾他父亲，与他姐姐的同学，也是姐姐的好友结婚了，这也是我们班同学中第一位结婚的。他姐姐却下放多年，后被招到湘潭一街办厂里，与江麓工厂的一技术员成了家。
    Z老师一家六口是1966年初来长沙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一半的亲人留在金盆岭的黄土中，Z老师自己的双腿因没得到及时医治，没能接好，造成终身行动不便，真可谓是家破人亡。如他不回湖南的话，这悲剧是不会发生的，如不是这文化大革命，他家的悲剧更不会发生，但这一切都由不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