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参事室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今年已60华诞，由省委书记周强，省长徐守盛任编委会顾问，由常务副省长于来山作序的《湖南省参事室传略》已由湖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现正由湖南省参事室人事处发放，请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后裔到长沙市五一大道492号粮油大厦13楼领书。

    这套书记录了从50年到90年一千多位参事的个人传记,很多都是名人,有很高的历史和收藏价值,目前是免费发放给参事后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参事室联系电话;84441842 82231301找人事处联系. 

         老参事多数己离世,后裔又无法联系,参事子女下乡当知青的很多,受参事室领导委托,在湖知网告之大家,请相互传告,看到书后,你会惊奇的发现,父辈们光辉的历史.

回复 4# 象子

        谢谢象子兄提供的信息，我一定去。我的外公袁绍先原是省参事室参事，他和埋在岳麓山的烈士黄爱、庞人铨都是当年长沙泥木工人闹罢工的领导者，1985年去世，享年93岁。

    袁绍先,1893年5月出生,袁生性刚毅直言,为人颇具侠义精神,加入辛亥革命退伍军人社,与北洋军阀作斗争,......在京期间,与毛泽东,蔡加森经常会晤,并经毛泽东介绍加入新民学会,.....1985年去逝,享年93岁.

谢谢象子提供的信息,今天已去领回了!

我祖父刘通叔,伯伯刘季文都曾任过参事!

    刘季文老前辈中医世家,历任华容县,宁乡县,长沙县县长等职,参加程潜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任国立中医院院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几十年义务为群众看病,不计报酬,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深受高极干部和普通群众爱戴. 71年我在沅江当知青,劳累过度,患重病回长治疗,我父亲带我去刘老家看了几次病,吃了很多中药病好后返回沅江,四十多年前刘老闭目潜心探脉看病的情景历历在目,刘老和蔼可亲,那次是我父亲唯一的一次带儿子看病,深感父爱,更感刘老的博爱.

谢谢象子版主发的领书信息！

   我今天拿我家老头子的身份证到你告之的粮贸大厦领了这一套书。

   尽管这三册书上没有我那未见过面的公公的传略，只是在名单三中有一个排在最后的名字。作为后裔，也可略感安慰。

请公公在天之灵安息！

回复 9# 合意人

回复 10# 朵朵

附老兄雨后斜阳之旧作《城南旧事---外公其人》

           外公袁绍先与毛泽东是同庚，都是一八九三年生人，外公生日古历四月初三，比毛大月份。按当时的说法外公是一个天生的激进派，前半生一直探索追求一个永恒救世之真理，先是空想社会主义，继而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曾一度认同马列主义，身子骨里始终奔腾着一腔热血，为那个“沉沉一线穿南北”时代的每一处闪光而鼓舞呐喊。终其半辈子，自嘲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新中国诞生后，先是鼓舞振奋，后目睹一系列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终陷入一派迷茫。所幸晚年三缄其口，这对生性刚毅直言的他抑或说是一种痛苦，还不如说是一种幸运。
    外公和田汉是至交，小时候老妈对我说，田汉当年从昆明、广州北上，都要在老家长沙停留几天，一般就住在外公家。田汉最喜欢老妈和娟姨，每次都说要把她们带去延安学艺，外公倒开通，老妈也极兴奋，外婆却死活不松口，最终没有去成。老妈曾半开玩笑的说，如果那时去了延安，我如今就是高级干部了，哪会搞得咯样凄苦，不过那也就不会有你们啦！
    外公年轻时当过学徒，学过会计，后来经商，赶上湖南的银行钞票贬值，他采用低价进钞归还银行贷款的方法，由此发了一笔财，掌握着一家实力雄厚的面粉公司经营大权。虽说是经商，外公却一直广交游，好侠义，有着湘人与生惧来的特点——血性和群体忧患意识。听老妈讲，那年月外公常常把生意、妻小丢在一边，也不管族里人有什么看法，一出门就是几个月，和时下湖南的仁人志士一样，“倒袁（袁世凯）”、“驱张（张敬尧）”，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视为己任。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了旧中国长期被禁锢的思想闸门，各种社会思潮一涌而入，纷至沓来，五光十色，恰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无所不包。外公被这些新思潮、新观念深深吸引，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对旧官僚军阀嫉恶如仇，对劳苦大众的痛苦深表关切，频繁地与进步人士广泛交往和接触。当时有鲁哀鸣创办的刊物“极乐地”，宣传的就是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为外公等所接受，视为拯救中国之良方，因而极力奔走呼号，并为首于笠年与黄醒、李惠迪创办了“体育周刊”，鼓吹其精神，甚为轰动。陈独秀、蔡元培专门为其撰文，陈独秀一篇“湖南人的精神”高度赞扬“体育周刊”鼓动新思潮所作的贡献。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长沙，湖湘民众立即举行了“五七”国耻日纪念游行，省长张敬尧派军警镇压，激起民众更大的义愤。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柳直荀为代表发起赴京“驱张”运动，外公对张残酷迫害湘人极为愤慨，星夜托赵运文交给毛泽东三百块大洋作为赴京活动经费，终将张逆赶出湖南。
    湖南可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策源地，来年在湖南无政府主义领袖黄爱、庞人诠领导下,“湖南劳工会”成立，外公和毛泽东等也归于其门下。曾组织属下的“长沙泥木工会”举行罢工，抗议新军阀赵恒惕的暴政，后黄、庞二人被赵诱杀，庞妻孤苦无依，被外公收留做小。外公欲谋行刺赵为黄、庞复仇，交三十余枚炸弹与何叔衡，先令李泰阶、李鸿盛、易子奇投弹未果，改令易在东牌楼对面药铺投弹，死伤一百多人，赵恒惕侥幸走脱，李泰阶被捕惨死，外公作为“匪首”遭通辑，与李鸿盛等被迫先后逃亡上海。
    一九二零年，外公被推选为“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董事，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青年协会代表大会，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接见了他，他斗胆向黎元洪陈叙了国家之现状，要求减轻民众之负担，黎未置可否。同时见到了毛泽东、蔡和森、肖子璋、杨庚陶、李子思等人，谈到了中国农村之改革，与先一步接受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等人观点趋于一致，毛即写函托他交给陈书农，介绍外公参加了“新民学会”。
    毛泽东参加“一大”回长后，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和提供活动场所，和易礼容在望麓园开办了一家织布厂，外公获此消息，慨然投资五百光洋。其间外公潜回长沙，与妹夫立子思曾多方筹划留法勤工俭学，终因妹夫家极力阻扰未能成行，李忧愤而死。赵恒惕再算旧帐辑拿谋炸他的“匪首”，外公只好再次远走上海。
    到上海后，外公即与上海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夏丐尊、匡五生等人发起成立了“立达学会”，并将保存在长沙健康书社和湖南印书馆的两千五百余册珍稀书刊相赠。毛泽东曾去上海同济大学找他，欲商谈入党事宜，被外公婉言推托，道是不参加任何党派，凡是进步向上的事物必鼎力相持。后毛再次找他，外公已出差南京，两人从此失之交臂。毛留一便条说：“前次文化书社借的五百元，尚不能归还，望能一晤。”外公返回后，毛已离开上海，外公遂将此便条一直珍藏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外公与周野荪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国电讯社”，上海、北京、重庆设分社，宣传抗日救国。其时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大会，庆祝“天长节”，朝鲜志士尹奉吉乘日本军民起立唱国歌之际，往主席台投炸弹，当场将日酋大将、中将炸成重伤，日侨民会长毙命，国民无不振奋，尹奉吉壮烈而死。外公与“朝鲜爱国团”领袖金九交往甚密，尹奉吉就是该组织要人，因而“中国电讯社”率先报道此事，并向上海各媒体提供消息和照片，遭到日方迫害，外公只好将电讯社停办，退隐南京中山门外。
    外公除了与朝鲜志士联络外，还同王亚樵往来密切。王是安徽人，老同盟会员，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自成一派，主张“劫富济贫”，且胆识过人，先后暗杀凇沪警察署长，招商局总办等，虹口一案他也有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丁家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正当全体中央委员集体摄影时，一个身着西装，披着灰大衣的青年记者闪出人群，突然向站在头排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当即应声倒地，场面大乱，行刺策划者便是王亚樵。
    汪案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大肆搜捕，外公有一同乡陆船如，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此时仍向人宣传他的一套理论，因而被捕，从他身上搜出的记事簿中有外公的地址，于是外公也相期被抓。此案牵涉面广，关杀了一批人，幸而外公身上未搜出任何证据，同案中亦无人与他相识，只好作为嫌疑犯关押在宪兵司令部。吉人自有天相，外婆善治跌打损伤，曾为内政部某次长的妻子治病见效，经次长竭力相救，历尽磨难，终得以保释出狱返湘。
    外公回湘后，担任“力报”社会部、电讯部负责工作，仍极力宣传抗日救国，一九四一年应国民党“正派”领袖刘岳厚之邀任“开明日报”经理，因该报屡发“过激”言论而再次被抓，同年秋，经刘厚岳及故交国民党元老黄少谷极力营救出狱。
   外公秉性仗义疏财，一生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做生意的盈余也是随手进出，大多用于活动交游、扶危解困之上了。以至历经湘桂战役后，在外颠沛流离，到头来两手空空。
    长沙解放后，外公忽然想起毛泽东留下的那张便条，便找到在北京的老友易礼容，易得到毛泽东首肯，向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袁任远传达意思，安排外公出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从此结束了半生的传奇生涯，租住在天心阁下古稻田一栋老式洋楼里，怡花弄草，过起了安定的平民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舅舅（为庞人诠遗孀所生）从四川剿匪返长，外公即搬往太平街舅舅处，后因儿媳不容于他，只好找女儿，一度和我们住在文庙坪学校里，给困难时期的我家周济不少。可到老年外公仍改不了疏财的习惯，一到发薪，任何人编造个理由都能从他这里得到帮助，往往那几天乡里的亲戚就一群群来了，东家要修屋，西家要嫁女，外公是来者不拒，不出几天又是两手空空。
    外公一辈子爱打抱不平，遇事也极认真。自从当了参议后反而渐渐麻木了，每次省里发函开会能推则推，看不惯的事不说为好，说了也无用，只有一回破天荒发了一次大脾气。
    那是文革开始不久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身材魁梧的“军代表”。寒喧之后，坐下来扯谈。先问起了外公的生平，外公如实作答，说着说着双方的语气就不对了。“军代表”时不时的打断外公的话，“你说的是事实吗？”一副审问的口气。要么就是，“你为什么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润之兄？”外公不耐烦地反驳，“是不是真的你去查资料，就不要找我！”“我和润之兄共事时你还冒出世咧，甚么东西！”外公和“军代表”都拍起了桌子，我站在他们中间，妹妹们全吓得跑出了屋外。最后“军代表”话锋一转，终于透出了此行的目的，硬要外公交代和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长）过去的关系。外公气得全身颤抖，感觉自己受了侮辱，扯起拐棍一顿乱扑，把“军代表”打出了门。
    外公私下曾对我说起过文革，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和毛泽东早年都在湖南无政府主义领袖黄爱、庞人诠手下的“长沙泥木工会”共过事，毛受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极深，而自己又通读古书，有严重的帝王集权观念，所以毛的内心世界一直包含着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最终释放出来，酿成了文革的悲剧，令人扼腕。
    外公一九八五年四月作古于长沙，享年九十二岁。如果他在世，看到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所经历的路程，可能又有一番感慨。但愿我们的国家今后的路能越走越好，对他老人家毕生不断探索追求的灵魂也是一种安慰吧。

回复 11# 朵朵

外公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