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附中，我、杨迪、李次衡三人分在同一个班上，开始我们还感到很幸运的，小学同班，中学又同班，这机遇难得，后来得知是李次衡的父亲——李迪光校长安排的，不久，我们三人又一块进入附中航模组，不用说，又是李校长的一句话。
    李迪光校长是1956年夏从第一师范调来附中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他主持学校工作期间，附中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的先进单位、被确定为省重点中学。1960年他曾被打成右倾，调离附中到师院工作，他家也从附中搬出来，住进新至善村28栋的50号。李次衡是家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李地、李林和一个妹妹，他母亲易老师在长沙市二中教书，每星期回新至善村一次，家中有一个娭毑在操持。
    李校长被打成右倾后，曾被罚到益阳农村里劳动，那时正值过苦日子，农村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李校长常时间处于饥饿状态。易老师休假去看望他时，只买到一个南瓜，她就抱着那个南瓜，在益阳乡里走了几十里路，送到李校长那里，煮了一大锅，一餐吃光。
    他家搬来后，我们村里的小伙伴都常去他家玩，除我和杨迪外，还有有葛懋琛、罗培深、孙慧安、付明等，李校长都熟悉我们。1962年9月，李校长平反回到附中，恢复校长职务，但他家仍住在新至善村。正好那年李次衡、杨迪和我都小学毕业，同考上了附中，所以，李校长将我们三人安排在同一个班上。
    读附中后，我们仍保持晚上在同学家做作业的习惯，常去的是李次衡家。在他家里，我们很少能见到李校长，他刚恢复校长职务，工作特别忙，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去附中，不是开会，就是检查学生晚自习的，很晚才能回家。有几次他回来早点，见我们还在做作业，有时也勉励几句，要我们认真学习，争取拿到奖学金。附中的奖学金制度，就是在李校长重当校长后提出来的，标准是每学期20元，用学校勤工俭学的收入支付。别看只20元，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只要十多元钱，高中的学费也不到二十元，也就是说，得奖学金那一个学期的学费就可全免了，还有赚头。对拿奖学金，我觉得很难，李校长说这有什么？只要门门上八十分就行。天啊，我们初一就有十门课，门门上八十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五音不全，至少音乐就难上八十，还有语文，也是我最怕的。
    我们去李次衡家做作业，并不完全因他父亲是校长的原因，还一个原因是方便偷桔子。他家28栋的附近有处小桔园，只有十棵左右的南桔树，这处桔园呈三角形，处在新至善村、北村、朗公庙三地的结合部，是属师院的。国庆节左右，桔子开始变黄了，这也是我们偷桔子的最好时期，偷早了，桔子皮还是青的、硬的，吃起来酸掉牙：等熟了就轮不到我们偷了，觊觎那桔子的大有人在。
    晚上，我们在李次衡家做作业做到八点多钟，就放下作业去偷桔子，派一人站在北村公厕前的那棵大樟树下放哨，其余两三人就溜进桔园里摘桔子，随后可听到攀断树枝的声音。如见有人上新至善村来，放哨的就念“鸡蛋白回来不得”，好像在玩躲摸子的。听到这个暗号，我们偷桔子的就屏住呼吸，藏在树上一丝也不敢动，因桔林里较黑，路过的人是看不到我们的。等那人走远了，放哨的就念“鸡蛋黄调地方”，我们又继续摘桔子，虽然在黑暗中，但可分辨出桔子和叶子来，一个个的小黑球就是桔子，用手去摸，较软的就是快熟的，赶紧摘下来，硬邦邦的就不要摘。等身上的衣口袋装满后，就撤回到李次衡家，将青桔子摊得一桌的，就毫不客气的大啖起来，那酸桔子的气味满屋都是，还飘出窗外，路过的人闻到后都吞口水，李校长回家也一定会闻到屋内残留的桔子气，但没听他说什么的。第二年李家搬回附中，我们都留念他家，一方面是少了个伙伴，另一方面偷桔子的根据地也没有了。
    住这28栋的四户人家都不简单，李家对面的49号，是住着师院卫生科戴守信医生一家，戴医生至今还住在49号。李家楼上的52号，住着生物系的刘筠老师 ，也就是现今大名鼎鼎的刘院士，那时他还只是讲师，而今，他早已搬出新至善村，住到师大上游村校领导的住宅楼里去了。
    住李家楼上的另一户，51号的陈叔时先生是户神秘人家，他们家是1961年从北京外交系统搬来的，陈先生和他的妻子楼韵午女士都是外语系的，两个女儿陈智儿和 陈夏蒂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在我记忆中陈叔时先生是一个年纪较大，个子小的斯文人，我只是去李次衡家时偶尔见过他几面，印象不深。只是文革初期，传说他是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的亲弟弟，曾在国民党驻美大使馆里任过职，令我们这些初谙社会的中学生大为吃惊，这才留有好奇。    
    在我写到新至善村48家时，我曾想写写陈叔时先生，像这般有显赫家世和经历的人家，在新至善村也屈指可数，但苦于对他们家不甚了解，知情人又少，无法下笔。在上月（七月）中，转机突来，在湖知网上，有位自称“学习着”的人发短信与我联系，说她是陈叔时先生的小女，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喜出望外，忙与她取得联系。在双方的邮件交流中，得知陈女士现在家住杭州，刚退休，打听到我正在写新至善村，特找到我，她支持我写新至善村，也同意我写他们的家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以下是陈女士的简叙。
    她父亲陈叔时先生确是陈布雷的七弟，浙江人，陈先生当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的一秘，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远东委员会做过秘书工作，解放前夕被国民政府派驻日本任横滨总领事。陈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年纪轻轻，就倾向共产党，只身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曾加入过共青团，还当过左联浙江省的头。当时他哥哥陈布雷已是国民党的高官了，怕他在外面闹事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把他关在家里，不许他出去闹革命，他想法跑出来，继续参加革命。直至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抗日，他才加入到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在国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四处奔波。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当即脱离国民政府，从日本去了美国，他隐名埋姓，在美国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办了座不大的养鸡场养家糊口。在美国他非常关心新中国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陈先生于1954年携妻女经瑞士绕道回到了大陆，受到新中国的热烈欢迎，给安排在外交部的对外关系研究所工作，1961年他家从北京下放到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
    文革时期他家毫无例外的受到冲击，按陈女士的说法就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家里先是被抄，那些学生将家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还顺手牵羊，拿走我最心爱的很大的像章，家里的照片都被剪得稀巴烂。”随后那些学生将陈先生关进牛棚，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在批斗会上，那些学生想方设法折磨他，强迫他跪在一方凳上，凳面和膝盖间放有一根竹棍，膝盖跪在竹棍上，逼他承认是反革命，不承认就不让陈先生站起来。批斗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普通人用这种姿势长时间的跪着都受不住，何况陈先生是上六十岁的人，但他咬着牙不吭一声，全身大汗淋漓，气得那些学生用鞭子抽他，他始终不承认。到批斗会结束，陈先生的膝盖已都跪肿了，痛得不行，站都站不起来了，膝盖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紫瘢。回到牛棚里，他与难友们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没有罪。我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从牛棚后，他也反复的对两位女儿说“爸爸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反对过共产党，你们要相信爸爸。”
    就是这样一位正直的爱国老人，在文革期间，他的身心、家庭遭到严重的摧残，为此，陈先生过早的含冤去世，死后也是连追悼会没开，草草火化了。陈先生去世后两个多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但他仍没能平反，一直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得以彻底平反。
    陈女士还谈到她姐姐的悲惨遭遇，文革时期，她姐姐陈智儿是湖南师院物理系的学生，工宣队进校后，因受父亲的牵连，她毕业分配被罚到湘西一个偏远的小县教书。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解放军的年轻干部，双方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部队派人来师范学院了解陈智儿的父母情况，师院说她父亲是“历史反革命”，部队命令那干部立即断绝与陈智儿的关系，那军人遵命照办了。这给沉浸在热恋中的陈智儿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她神经错乱、精神失常。她后来虽回到了新至善村51号，但精神一直没能恢复过来，至今仍孓然一身，孤灯伴白发。他们家中遭到如此灭顶之灾，她母亲经受不住连连打击，病倒在床，后回到浙江老家投亲靠友，身体才有所好转，陈母于前年去世，享年90岁。陈女士本人也在16岁时下放去了益阳南县的北州子农场，回长沙工作后，为照看母亲，去了杭州，但她经常回新至善村来看望姐姐。
请允许我引用陈女士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近年来每回一次长沙就伤感一次。上次回长沙我突然想到要联络新至善村的全体做子女的人，把师大大抄家的那个晚上的经历也就是所见所闻都以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所大学的家属宿舍，在一个晚上几乎家家都被抄家，这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恐怖事情应该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警示后人。老一代的反右，文革亲历者已经先后离世了，我们应该接下这一棒，把亲身经历的历史记录下来，我们做这一些不是要清算，只是不要让这样的惨剧再发生！否则，我们的父辈，兄弟姐妹我们自己吃的苦就白吃了。历史不能让苏铁山之流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