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了，我们在新至善村48家玩各种游戏，并不是天天晚上玩，只是暑假时玩得多，平时玩的少些罢了。平时还是要做作业的，但作业不多，一下做完了，做完了也就玩。不知怎的，我读小学时，大部分家庭作业都是上同学家去做的，一个原因是，我家的两张书桌，父亲用了一张，哥哥占了一张，没我的份了；还一个原因是，与同学一道做作业可讨论，很少没做不出的，另外，相互间说说笑笑也有味些。但也有不利的因素，为求快，作业马虎潦草，字写的歪七咧八的，我的字至今都拿不出手来，就是那时的底子没打好，父母没在面前，无人监督造成的，现在后悔也迟了。
    48家还在建时，我常去康国奇家做作业的，48家建好后，一些同学搬到48家来了，我就上他们家去做作业，去得最多的是同学孙伟安家。他家是第25号（新编号22栋），他父亲孙希文是数学系的，瘦瘦高高的，为人和蔼，他家是邵阳人，说话带有邵阳口音。孙伟安的母亲蛮漂亮的，在株洲三中教书，每周六坐火车回新至善村，星期日晚就回株洲三中，孙伟安有个弟弟叫孙慧安的，只比他小一岁，妹妹孙美安刚进幼儿园，他们的奶奶也跟他们住一起，老人慈祥，料理家务，一口邵阳话，我听得不太懂，需请孙伟安做翻译。
    因孙伟安的母亲一星期只回来一天，他父亲晚上也经常去系里开会学习的，家里少有大人，他们兄弟单独有间房，所以，我常去他家做作业：另一个原因是孙伟安的成绩比我好些，我不会做的可以问他：再一个原因是我们班的班花郑凯南也住在这栋，就住在孙伟安的楼上27号，她父亲是教育系郑其龙教授，我去孙伟安家多少也有想接近郑凯南的意思。说也有趣，我们班的另一朵花董晓红，她住新至善村老20户的15号，她父亲是生物系系主任兼二级教授董爽秋，她每晚上也上郑凯南家做作业。她们两人在楼上，我和孙伟安在楼下，我异想天开她俩会喊我们上楼一块做作业，但这奇迹从没出现过，以致我常在楼下盯着天花板发呆。只是当听到董晓红出门道别、下楼的脚步声时，我也跟孙伟安再见了，跟随在董晓红后面，但总鼓不起勇气与她搭讪，一路无语回到各自的家中。
   郑凯南是郑其龙的养女，郑伯伯膝下无儿女，1949年，郑伯伯已四十多岁了，从南岳国立师范同事家将刚满月的郑凯南抱养过来，视她为掌上明珠，郑凯南还只四岁时就教她背“木兰辞”等古诗，对她管教较严，不许她晚上出来玩的，自然我们想上她家去玩也是空想。我印象中只在她刚搬来新至善村时去过她家一次，以后就再没上过她27号的这个家。我们常在那栋房子的楼梯间玩捉迷藏，就是将一人的眼睛蒙上去摸人，我们在楼梯护栏上攀上攀下的，个个身手矫健。郑家在门口放了一张旧八仙桌，上下堆置一些杂物，这也是我们躲藏的地方，尽管我们就在她家门口打闹喧天，郑凯南也不为所动，连头都不探，她父母也不出来干涉过。有一晚上我们玩完后，我受水浒梁山好汉的影响，在郑家的门口，安了一绊马索，用绳子一头拴住八仙桌的一条腿，一头绑在楼梯护栏的栏杆上。刚好那晚郑凯南去师院大礼堂排演节目，回来较晚，上楼就给绊倒，一头栽到门上。第二天自然就知道这恶作剧是我干的，郑伯伯没上我家告状，也没让郑凯南报告老师，只是和言细语的告诫我以后不要做这危险的事了，会害死人的，我才感到些后怕。
    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郑伯妈很少露面是因身体不好，患上肺癌，已到晚期，医院不肯收治，只得终日躺在床上捱日子。郑凯南一放学回来就服侍她母亲，在床边守侯着，陪着说些话，所以很少见她下楼出来玩。她母亲病发作时，痛得直呻吟，郑凯南束手无策，只能伸出她的小手让母亲握住，已求减轻她母亲的痛苦。等郑伯母的疼痛发作完后，她那双细嫩的手往往被捏的紫红紫红的，她一声也没吭过。
   话说回来，经常到孙伟安家做作业和玩的还有葛懋深、罗培深、解新民、李晚梅、朱求型等人，前三人都同他弟弟孙慧安同班的。我们中的L因与他父亲赌气，竟不回家睡觉，就躲在孙伟安家过了两晚。说是躲，其实就是瞒着孙伯伯和孙娭毑，得到孙家两兄弟的默许。是这样躲的，先是我们一行人在孙家玩，到该回家睡觉时，都离开孙家，L就趁孙娭毑不留神时，一下躲进孙伟安两兄弟的床下，等到孙家大人都睡下时，他才轻轻的从床下爬出来，在孙家两兄弟身边躺一下，天一亮，孙伟安早起开门放他出去。
    一年后，在孙伟安家做作业的同学又增加了几位，有杨迪、贝兴亚、李次衡等。杨迪是新搬到老至善村11号的，母亲汪季昆是师院教务处的，他姐姐杨康敏，妹妹杨小敏；贝兴亚家住29号，他母亲尹长民是师院生物系的，1958年时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弟弟贝华、妹妹贝樱；李次衡家也是后两年才搬到新至善村50号的，他父亲是附中校长李迪光。
   在他家做作业的一般只五六人，把一张八仙桌子都挤满了，做完作业后就是玩。我们还办了个小小图书馆，各人从家中带来几本书交孙伟安保管，他将书放在房里一衣柜的抽屉里，我们做完作业后就可阅读这些书，我记得杨迪带来的书是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自然科技丛书春、夏、秋、冬，是讲森林里四季的变化，很吸引人，我很爱看的。做完作业后的娱乐还有，玩一种旅游棋，这是贝兴亚的父亲贝效良给设计的，玩法如同现在电脑游戏大富翁，用丢骰子来决定走几格，格子里有奖励，也有惩罚的。贝伯伯是湖大土木系的，他用一张废弃的嗮图纸背面制成棋盘，画得规规矩矩，棋盘结实很大，我们很爱玩，乐此不疲。
   因孙伟安的母亲在株洲三中教书，每星期才回来一天，她把孙慧安也带到株洲读小学，放在身边好管教些。孙慧安去株洲读书后，每星期跟母亲一道回新至善村来，给我们讲株洲的许多见闻，使我这很少走出新至善村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还从株洲带来很多玻璃弹子球，但大都有缺陷，不是不规整，就是这里破一点，那边缺一块的，说是从株洲玻璃厂垃圾堆里捡来的。我们却把这些破玻璃球当宝贝样，经常在我家八号门前坪里打弹子玩，近百颗玻璃弹子散一坪的，一玩就是一下午，吸引不少围观者。我现在隔三四米远仍可将东西扔进垃圾桶里，就是那时打弹子练出来的功夫。          
   孙慧安每周对株洲的描述，使我们逐渐对株洲产生了兴趣，也羡慕他每周有火车坐，竟突发奇想，我们也去株洲玩一回，一是可试一下坐火车的味，二是看看株洲，开开眼界，三是去多捡些玻璃弹子回来。主意一定，得到大多数人赞同。我们挑选“六一”儿童节那天去，以为火车票那天会对儿童会打折，那时到株洲的火车票只八毛钱，其实“六一”没打折这回事，还是八毛。记得那是1961年的“六一”，我们读五年级快读完了，去的人有葛懋深、杨迪、李次衡、孙伟安和我5人，由孙伟安带队，他也去过株洲他妈妈那里。我们乘坐的是长沙至金竹山的慢车，我们多数人都没坐过火车，感到新鲜。到了田心站时，孙伟安叫我们下，说株洲三中距田心站近些。田心站是个小站，只一小侯车室，下车竟意外的见到孙伟安的母亲，她带着孙慧安在候车准备回长沙，才记起这天是星期六，该他们母子俩回长沙过礼拜了。
   孙慧安看到我们的到来也很高兴，孙妈妈把钥匙留给孙慧安就一人回长沙去了，我们由孙慧安带领去了株洲三中，孙妈妈住在三中的一间平房里，房内就两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靠门口的地上堆了两堆青草，几只兔子围着草堆转，那是给兔子准备的两天食粮。我们在房内稍作休息后，由孙慧安带着我们在学校四周转了一圈，没看到什么像样的房子，那一带显得比较荒凉。孙慧安指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说，这就是去株洲市里的马路，到市区要走五、六里路。我们一听都傻眼了，那天天气也较热，太阳嗮得厉害，都不想长途跋涉，纷纷打起退堂鼓，株洲不去了，也不去捡玻璃弹子了，只等下午的火车回长沙去。在田心车站附近的一供销社里，我们想买点东西当中饭充饥，店里空空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只饿着肚子去候车室里休息，回长沙的火车还得2个多小时后才有。我们在候车室里看来往通过的火车，研究火车时刻表，终于挨到火车到来。原清静得小站，一下塞满了乘车的人，这天是星期六，许多家在长沙的株洲职工要赶回家过礼拜。
   车上人满为患，上车后根本无座位，我们挨着站在车厢里的过道上。那时的京广铁路还只是单线，要避让车，走走停停的，停得长的有二三十分钟，车厢里闷热的很，我头上的汗不断往下流，头也发晕了，心想呕，到黑石铺时人就挺不住了，只得靠在杨迪身上。好不容易出了长沙火车站，他们给我找辆三轮车到轮渡码头，搀扶我过了河，坐公共汽车到六山门。下车后，整个人都瘫了，脚挪不动了，不敢睁眼睛，脸色惨白的，杨迪就将我背起，送到新至善村我家中，已是晚饭时分了。事后，有说我是中暑，也有说我是晕车，我自我感觉是两者兼有，可能还与饿着有关。儿童时期我们唯一一次的结伴远游，就以我的狼狈告终。
   可能这也是冥冥中注定的，我小时候那么想坐火车，那么想去株洲，我参加工作后，果真在铁路上工作，火车坐得不想坐；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在株洲安下家生活了十年整，现在回想起还真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学习小组，一直办到我们小学毕业，曾被附小评为优秀课外学习小组，孙伟安的父亲也得到一张由师院附小颁发的“优秀家庭辅导员”的奖状。1962年小学毕业，小组中的孙伟安，贝兴亚两人考上了一中，其余的都读附中，楼上的郑凯南也考上了一中，遗憾的是她从没下楼来我们学习小组过，那时男女界限太分明了。
   郑凯南去一中后不久，郑伯妈因肺癌在家里去世，丧事忒简单，只郑伯伯的一个胞弟从武汉赶来奔丧。棺木是放在楼下的楼梯间里，经草草装殓后，在简短的鞭炮声中，郑伯母的棺木匆匆的抬出了新至善村，只邻居中的几位家庭妇女来送丧，董小红陪着郑凯南走在棺木后面，我们这些小伙伴只远远的看着。郑伯伯是个不谙世事、老实忠厚的学者，循规蹈矩，不知道要给那些来办丧事的人意思意思。六十年代初，岳麓山不许埋人了，得送到十几里外的望城坡的山上埋。棺木是上午抬出新至善村的，中午就上了望城坡的坟山上，因没有打点这帮人，这些人就谎称时辰不早了，只能第二天下葬，不管郑伯伯如何苦苦哀求，一走了之。郑伯伯与他那位胞弟无法，只得守着郑伯母的那副棺木。郑伯伯回新至善村，将郑凯南安顿在董小红家，说明晚上不能回，就抱着一床棉被，赶到望城坡的坟山上。那年，郑伯伯已将近六十岁了，两位老人就裹着棉被靠着棺木在坟山上坐了一晚，那帮土夫子如此作弄知识分子真太可恶了。
    孙伟安的母亲一直呆在株洲三中，仍每星期回长沙一天，到文革开始，已往返跑了十年。1967年文革武斗期间，株洲三中的学生组织竟将他母亲和学校其他老师关押起来，随后宣告她母亲畏罪潜逃，株洲三中的通缉令竟贴到了新至善村里，至此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们母亲了。尽管文革后期，孙伟安不断的到株洲三中去要人，不断的申诉，但一直无结果，他们的母亲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永远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