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来19号的时师院党委副书记李葆荣，他大儿子李国庆，比我们低了两届，但一下就与李朝，梁至匡，刘力匡和我玩熟了。他家原住院本部上游村的，但李国庆的母亲在湖大上班，照顾她路程近些，从新至善村到二里办和湖大自卑亭距离都是相同的，所以，公平所见，他家就搬到新至善村来了，还有是他们家人口多，他有四个弟弟妹妹，这19号楼房房间多，够他们家住了。
   还补充谢德风教授的二三事。1968年时，文革第三年了，师院革委会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和干部关集中关在二舍一楼所谓的牛棚里，并扣发他们的工资，只按人平15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费。谢德风教授也被关到牛棚里，只发给他家5人的生活费75元，存款也被收走。那时，谢克平因所下放的零陵地区不安宁，就暂时住在家里，但师院不给他发生活费，说他下放了，不算谢家人。75元6个人生活，不抵以前的一半，只过了两个月生活就困难起来了，家里除开书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些书大都是外文的，他们兄弟又看不懂，就和母亲商量，买掉一些书，换几个钱来，并将此事带信给牛棚里的谢教授。谢教授身陷囹圄，自身难保，哪能还顾及那些书？也就违心的同意卖掉部分书，但工具书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谢克平兄弟借来一部板车，将谢教授收藏的上百册书籍，堆到扳车上，装了整整一扳车的，堆得高高地，谢克平、谢克安、谢克和三兄弟一人拉，两人推，把这些书送到荣湾镇废品店当费废纸卖掉，那时的废纸七八分钱一斤，也卖了三十多元钱，相当如一个二级工人的月工资。但回到家中后，这三十多元竟不翼而飞，各人翻遍口袋都找不着，估计是被小偷盯住了，什么时候被偷的，谁也不清楚。谢教授听到此事心痛得很，卖书本就是舍不得卖的，卖了等于白卖，一分钱都没得到，还花费那么大得气力，真不该走这步棋的。
   谢教授平反后，学院里安排他从荣湾镇搬回师院来，并寻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只提出一点要求，要靠近院图书馆，因收藏的书在文革期丢失完了，他讲课，搞学术都离不开书，要经常上图书馆借。学院满足了他得要求，在院本部里的上游村给了他一户，这里原来都住院领导的，那时的图书馆也在院本部里，谢伯母已去世了，只女儿谢日新和他住一起。搬过来后，他整天是笑眯米的，更勤于翻译，精心校阅、热情帮别人改稿，在家里时，整天就是查资料，写东西的。他知道自己心脏不好，血压高，达230毫米，为预防不测，他将装救心丸的小瓶放在书桌上右手可拿得到的地方。1980年12月3日中午，女儿谢日新上班时还见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下班回来后，看见他还伏在书桌上，但右手朝前伸，她觉得不对劲，跑到跟前呼唤父亲时，已经无知觉了，那右手是朝那瓶救心丸的方向伸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