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走投无路的求助家书           

                                                乐 乎

     陪同八旬老母回到她阔别近70年的故乡—广西恭城浦沅村，是今年春节的一件大事，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为亲人团聚而感到无比高兴。然而，当表侄郑重地递给我一封信时，我的情绪一下跌落到冰点，那是父亲在43年前写给浦沅村亲戚的，这封信让我回忆起十年浩劫中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不幸遭遇。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好心情，我藏起了这封信，回到广州才向母亲和弟妹公开这封信的内容。

这是一封悲凉的、走投无路的求助信，是父亲以母亲的名义和口气，写给母亲的表哥及侄子的，信写于1968年12月10日，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之际。当时父亲的处境非常困难，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进“牛棚”，遭到无休止的批斗甚至侮辱。1968年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但父亲的身份特殊，他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中的一员——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连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资格也没有。

母亲回忆说，当时单位要将我们全家强制遣送回原籍梅州兴宁老家，但老家人多田少，生产队人均耕地不足三分，再加上住房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根本无法安置我们一家七口人。母亲说最根本的是老家不愿意接收一个五类分子，一是没面子，人家都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你倒好，混成了一个反革命回来了，让众亲戚的脸往哪儿搁；二是生产队本来就有几个五类分子，已经够烦的了，如果再接收一个有文化的右派，就更难管理了。

老家拒绝接收，单位说那就在湖南乡下找个地方安插，并限定在年底前一定要离开长沙，不得借故拖延。父亲考虑到“在湖南农村没有亲人，什么都不方便，又不是一年半载，是长期下放（信中语）”，落户在湖南也不是办法。走投无路之下，母亲想到广西恭城老家，就要父亲以她的口气和名义给浦沅生产队写信求助，希望老家能接纳我们一家。其实在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因局势险恶，难以预测，父母亲就曾写信给浦沅的亲戚，希望在那个偏僻的深山老林安家落户，躲避接踵而来的残酷阶级斗争。

为什么要回老家务农呢，在信的开头，父亲称“因现在上面决定下放干部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农村干一辈子，所以想回老家安家落户。”一个被管制被专政的五类分子居然以干部自称，是响应上面的号召回乡务农，父亲之所以要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是为了让生产队在考虑接收时，不至节外生枝的万般无奈之举。

父亲在信中写道：“我家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全家七口人，我的爱人和五个小孩。大的现在20岁，是一个好劳动力，第二的是女儿，17岁，身体也好，可以劳动，第三、第四的一女一男，14—15岁，最小的12岁，除我（指我母亲）个人身体弱有病外，都可以参加劳动。我们回家后，就在生产队出工，靠工分维持，未知生产队和大队同意否？”信中所指“大的现在20岁，是一个好劳动力”，就是指我，我已于1965年下放去了江永，确实是个“好劳动力”。“第二个是女儿”指的是我的大妹，当年只有16岁，她在这封信发出不到20天，就去了安乡县插队落户。

父亲在信中将子女的年龄都虚报了1—2岁，意思是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了，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另外，他之所以在信中一再强调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好，劳动力好，包括12岁的小儿子都可以参加生产劳动，靠工分维持生活。就是想打消生产队的顾虑，我们家劳动力多，回老家不是白吃饭的，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让父老乡亲们放心。

父亲还在信中催促道：“请你们无论如何替我们联系联系，因为事情较急，请你们打紧，快点去联系。还同生产队的各位老少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们就决心回来。并希望如同意就请你要大队、生产队打个接收证来，以便在这里办手续。”“请你们替我去联系和商量，早日决定并替我写接收证寄来，为盼。”母亲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比较紧急，大妹将于年底随学校到安乡插队，如果赶在下放安乡之前拿到接收证的话，大妹就不用去安乡插队而和家人一起回浦沅老家落户，而这时离年底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了。我问：“你们如果真的去了浦沅老家，我在江永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你是长子，长子为父，是家庭的支柱，还能怎么办，肯定得随父母去广西啦。”

父亲最后在信中以母亲的口气，谦恭地写道：“我的父母没有儿子，我回老家谅各位老人和青年也会考虑我这种情况，同意我回来的。我知道回家有许多困难，但有亲人招呼，总比在外面人生地不熟好些。”

信发出去后，父母望眼欲穿，盼望得到热烈欢迎的答复，然而又一次失望了。母亲的表哥回信说，家乡是高寒山区，粮食产量低，每年要吃半年的返销粮，乡亲们都很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都成问题。哪里有能力接收一个七口之家呢。

后来因种种原因，我估计是由于派性斗争激烈，无暇他顾的缘故，我们侥幸逃过了一锅端，全家下放的命运，但也被拆得七零八落，一家七口人曾先后分散到六个地方——江永、资兴（小妹）、安乡（大妹）、浏阳（小弟）、辰溪（父亲），仅有母亲和患病的大弟留守长沙，苟延残喘，家何以堪！

信的结尾有通讯地址——湖南长沙市新兴路善门口3号。 善门口位于劳动广场不远，17中的斜对面，似应为劳动路，文革中可能改名为新兴路了。不过现在长沙也有条新兴路，好像在郊区，与文革中的新兴路相距甚远，不是一回事了。

关于善门口3号的来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贴到湖知网上，题目叫《购房记》。我们住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善门口3号早已被拆除，建起了高楼，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然而，心中的记忆痕迹是永远也不会被消除的，我们全家一致同意将这封家书过塑起来，永远保存，它既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家史的一个见证，也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记，”斯言诚哉！

     让人心痛心酸的往事，谁之过!

    乐乎的文章用事实说话，没有刻意雕啄，非常感人。。。。。。

    过去不堪回首。

    我乐观的预测，中国至少在我们这一辈不可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历史轮回的时间周期已轮不到我们。

    现在能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都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我们艰难的努力上进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熬出来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觉得享受自己命中注定的人生不会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