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骨灰台湾运返大陆传奇

　　　　　　　　　　　　　　　　　　　　　　　　　　　
      中共高级特工朱谌之骨灰从台湾运回大陆，含蕴国共和解、两岸共创和平世纪的深刻意义。目前仍有三百多个「无主」骨罐在台北等待大陆家属认领，这次民间移灵的先例，也使其它中共特工人员骨灰的处理出现曙光。

   这件两岸特工的传奇故事，由二零零三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的寻母行动所披露，历经八年，终于圆满划上了句点。其间充满了曲折，堪称近十年间两岸最令人惊叹的历史故事，不仅过去的谜底真相大白，还含蕴着国共和解、两岸中国人未来共创和平世纪的深刻意义。

   二零零零年笔者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长龙应台之请，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举行了《一九五零仲夏的马场町—战争、和平、人权的省思》特展，以大量首次曝光的历史图文介绍白色恐怖时期的事迹，其中政治犯遭枪决的画面造成社会强烈的震撼，并掀起一九五零年代两岸历史回顾的热潮，其中有名的「吴石案」再度受到广泛的讨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干遭受逮捕，供出大批地下党同志，包括由大陆来台与国防部副部长吴石联络的中共特工朱谌之。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状况，吴石多次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同意到台湾潜伏于国军高层，伺机配合解放军攻台行动。

   这年底，中共华东局派遣行事干练、思想忠诚的高级特工朱谌之，前往台湾与吴石联络，并取得重要军事情报。蔡孝干的转向，不仅使得朱谌之被捕，也牵连出吴石、陈宝仓等一系列的高级军官，成为国府迁台初期最重要的中共特工案。一九五零年七月，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遭公开枪决。二零零二年我将有关此事珍贵图文在大陆《老照片》杂志和《凤凰周刊》刊登，开始引起大陆社会的关注。二零零三年，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主动与我连系，希望代寻朱谌之遗骸的下落，接下来两年我积极查访此事。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六日发行的亚洲周刊以封面故事的方式大篇幅地报道笔者调查的结果，不仅详述此案件的前因后果，也揭露了两岸特工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朱谌之的遗骸仍未寻获，不过透过寻访过程的大量报道，却加深了两岸社会相互理解，强化了两岸历史和解的条件。

——摘自《华夏文苑》作者  徐宗懋

朱枫烈士就义的照片

范长江慎重地对蒋锡金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蒋锡金问道：“关露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范长江说：“关露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自己，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现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点不大正常，正在休养。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蒋锡金似乎不好对关露直说，怕她再受什么刺激，偏偏关露仍是诗人浪漫气十足，不断来找蒋锡金，又不断带来一些新作要蒋锡金发表。蒋锡金无奈，只好照实说道：“我已经请示过组织，你要发表作品就得换一个名字。”关露一听这个条件立刻就生气了。蒋锡金忘记了范长江的告诫，也激动地教训关露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又一次大哭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她是一个浪漫气息颇浓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还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她初恋的男友就曾经给过她以热烈的爱，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了他。他曾一再动员她和他一起到法国去留学，去构筑爱的小巢。但当她发现在他的爱里已经掺杂着某些自私和虚构的成份时，便断然拒绝了他的追求。三十年代她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为激情所鼓舞曾经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结合。但不久他们便发现彼此在性格与兴趣方面有太多的差异而友好地分手。但是，两次婚恋的失败，并没有使关露放弃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就在她这次转移到解放区之后不久，一次难得的机遇使她那久已沉寂了的爱情之火再次迅猛地燃烧起来。
还在抗战爆发前，关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那时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露是他们夫妇相处很好的房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夫妇先后离开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给关露代管。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抗战胜利后，王炳南夫妇因复杂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露联系上了。王炳南和关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深谈，这两位现在都在过单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发爱意，情感升腾，进入了两情相许境界。王炳南决定到苏北解放区去一趟，进一步发展他和关露业已成熟的感情。关露更是翘首以待。不料在动身之前，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以及决定要去看她的计划。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邓颖超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邓颖超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邓颖超当时是中共代表团党组负责人，又是语重心长从大局出发。王炳南当时是代表团外事工作负责人，要经常出头露面代表党组织接触方方面面。为了党的工作利益，他只得忍痛割爱。可惜王炳南对关露性格上的弱点和一片痴情以及当时她在精神上深受压抑的情况缺乏更深的理解与关注，他只把她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因此在给她写信时过于冷静地将他们不能结合的原因直接告诉了她。
原本诗人气质很浓，在感情生活中已经屡受创伤，精神上正处于苦闷状态的关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断情丝的信件后，她所承受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后，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掀起过爱的波澜。真所谓心如枯井，苦度年华，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断被审查被隔离，两度入狱备受摧残。她的身体终于垮了。冤案
平反，她再无牵挂，遂向死神主动走去
关露受党派遣深入敌伪巢穴与敌人周旋的7年特殊经历，自从地转移到解放区后，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
关露到达解放区不久，就赶上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是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从白区来的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要受到审查。关露因那7年间的特殊经历，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于是在整风进行到某一攻坚阶段时，她不仅受到严厉审查，而且被拘留起来了。虽然审查者的革命动机无可非议，但对于神经本已脆弱且已屡受刺激的关露来说，其委屈与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幸而当时关露的妹妹胡绣凤积极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党的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的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关露一直随苏北建设大学转移，从苏北到山东，又到大连。在此期间，她既当文学教员，又写一些作品，只是发表时还是用的化名。

1949年，关露到了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电影，她就被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当关露在精神上的创伤渐渐得到愈合，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起点与收获时，历史又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旋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春寒料峭之际，反对胡风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关露因为在南京念书和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也被列入了另册，而且对她实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审查终于有了结果：她实在不够“胡风分子”的格，于是宣布撤销审查。
风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风分子”的嫌疑刚刚排除，一项更大更严重的政治嫌疑又降临到关露的头上。1955年6月的一天，两名公安干部直接到关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证”之后，立即将她带走。
关露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一个单人牢房里。第一次审讯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
审讯员问：“你说说从1939年起你到敌伪那里去工作后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关露答：“那是党组织派我去做工作的。我没有问题。潘汉年同志可以证明。”

审讯员：“潘汉年就有严重问题，你知道吗？”

关露当然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
她根本没有想到潘汉年作为当年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干部，如今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会有什么问题。她不知道潘汉年已在两个月前被秘密逮捕。她正是潘汉年一案受株连的许许多多的干部之一。
关露在听说潘汉年有严重问题时着实吃惊不小。她简直不敢相信。但她还是平静回答说：“我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如果他真是像你们说的有严重问题，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审讯员：“这不能由你说。我们要对你审查。你必须将你那一段历史详细写出来，老老实实地向党作出交代，党才能相信你。”

从此，关露就被迫在那间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按审查人员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写，越写心里越不是滋味。当年在敌伪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历历在目。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损害党和革命的事。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出院后，当然还得回到那间单人牢房之内苦度岁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关露被叫到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对她宣布：“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监管人员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就仿佛蹲了两年的监狱如同住了两天招待所似的。
关露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后，并没有分配她的具体工作，就让她参加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运动。关露对陈企霞不大了解，对丁玲可是印象极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对丁玲的作品以及丁玲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勇敢战斗精神，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后来听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又听说丁玲经过曲折斗争又终于逃脱敌人的魔掌奔赴陕北，她对丁玲更是钦佩。可如今丁玲却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这就如同两年前要她相信潘汉年是反革命一样，使她难以置信。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揭发声讨丁玲的大字报热潮中，有人点了她关露的名字，说她曾经和丁玲似乎有过什么可疑的联系。群众运动的烈火一下子也烧到了她的身上。虽然她不过在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过一个短暂时期，后来一个在陕北，一个在上海，从未有过联系。解放后在北京，她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偶尔在公众场合见过几面而已。然而政治运动的规则是：有人向你提出质问，你就必须说说清楚。丁玲是名声很大的文坛风云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未必没有受过她的“反党”思想影响。于是关露又得写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经有过的联系。一次不行再写一次……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她和丁玲反党集团沾不上边。
关露的健康确实不是很好。但她没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风暴袭击，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时，组织上却做出了一个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决定。1958年初，电影局的领导找她谈话说：

“你调来电影局以后一直没有写出电影剧本。群众有些意见。现在你的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退职休养。”

关露感到极大的委屈。但这既是组织决定，她也就无力抗争。只有服从。她永远都只能服从。她办了退职手续，从此成了革命队伍的“多余人”。

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稍稍宽松了一些。关露希望自己能够再继续为党工作，就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可惜她在这新工作岗位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时，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关露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被称作“中央三办”的人又拿着逮捕证将她带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监狱生活相比，这一次关露吃足了苦头。
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自然，那条汉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着。8年的牢狱之苦，使她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出狱后，她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后来又回到了香山农村的那座小屋去居住。
雨过天晴。“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关露的一颗原已冰冷甚至死寂了多时的心又复活了。她一面继续养病，一面积极向党中央写申诉材料，要求对她的特殊经历进行复查，还她以历史的公正面目。接着，她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创作激情，她要利用历史为她提供的新的机遇，重新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以实绩来回答那些把她整得精神分裂、百病缠身，竟然责备她没有能够写出作品的人们。她要重写长篇小说《刘丽姗》，要修改中篇小说《新旧时代》，还准备撰写文学回忆录等等。
很可惜，历史为她提供的新机遇，她却没有能利用。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当她劳累了一天后，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症。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但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仅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往日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手也不听使唤，连拿笔写字都成了问题。
此后，为了方便治病，关露不得不离开宁静的香山，回到城内机关宿舍来住，组织上勉为其难才给她安排了一间仅10平米的小屋。

1982年3月23日。关露望眼欲穿的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终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无论这一文件来的是多么迟，也无论这一纸文件对于改善她的生活处境并未起到多少作用，但就关露个人的心情感受来说，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历史到底归还了她的清白和公正。真所谓死也能瞑目了。如果从1946年算起，她不断地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36年！
关露的脑血栓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并未取得明显的疗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着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难以承受。一个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托和抚慰。她渐渐地不只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绝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难治愈了；她的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和计划也将化为泡影。如果说在以前多次受打击遭迫害时，她虽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还有二种坚定自信，她相信并期待着总有一天会使他的冤案能够澄清，她的冤情能大白于世。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使她宁愿受种种折磨而不愿轻生弃世。但现在，党中央已亲自为她平反恢复名誉。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而放心不下的心事了。她知道，冤案可以平反，但近40年来她所受的折磨和损害是再也无法补偿的。身体被整垮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健康无望的病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秉性难移的诗人气质使她终于萌发了轻生弃世的念头。与其躺在这简陋小屋的病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不如自己主动迎接死神的恩赐。从此既不用再累及别人的牵挂与照应，又可以解脱自己生理的病痛和精神的伤痛与悲苦。一了百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叙述的那凄凉的一幕。

一张关露的照片
作者：周海婴

(照片貼不上我再想辦法)

这张尘封了60年的照片，现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记得关露要作自我牺牲之前，曾约母亲到她环龙路的寓所见面，实际上是向亲切的大姊告别，但却遵从地下党的纪律，把秘密深深埋藏在心里。关露约了我们去的时候，手持这帧照片是要给母亲留住她的怀念。关露和养女一起抱着那只小巴儿狗，特意到照相馆摄下这张照，是深有含意的。
在我的印象里，关露大约25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士女的外貌。她和母亲有来往，很谈得拢。她和抗日的妇女界人士有交往，似乎和汪精卫方面也有关系，周旋于几方，详情我不清楚，总感到她们之间逐渐隔阂、疏远。我的家里也很少见她的说笑和身影。这天上午，母亲带领我去探望她，是步行去的，路程不远。她居住在一幢弄堂房子的三楼，上到楼梯，她已经迎了下来。身边有一位小姑娘，比我长二岁光景，十三四岁吧。脚下跟着一只卷毛（北京）巴儿狗，调教得颇温顺。关露住的房间是朝阳的，铺陈简单，有一般住宅较少的双人沙发椅。看不出活泼的小姑娘住在哪里，一般常规弄堂房子，北向有亭子间，或许住在里边。据母亲讲，这位小姑娘是关露收养的，算是养女。我当时感觉，双方的年龄差别，超越母女的比例，这仅仅是我这个儿童的判断，后来的生涯便不清楚了。这次和母亲的相晤似有告别的意思，欢愉的交谈里含有一丝凄楚，我是不能明白的。之后闪闪烁烁地听到不利她的言谈，说她投身于日寇。从此后，母亲不再提到她，更没有接触了。
近年，从文章里读到丁言昭写的一本《谍海才女》书，从朋友处借来翻看，写到关露是带着任务去“投敌”的，受到了悲剧的屈辱。后来平反了，生活甚为凄凉。
今天看着这张照片，我思绪万千。为了党的事业，在特殊的战场上，关露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甚至于牺牲了爱情和家庭。她应该是革命的功臣。但解放后两次入狱及后来孤独凄凉的生活，使她含冤委屈地离开了我们。我曾拿着这张照片给过去的一些同志看过，由于年代太久，有些人说记不清了，甚至说照片不是关露本人。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关露又是那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她的生活和行动不可能别人都知道，包括她的家人。这张照片是作为分别留念送给母亲的，别人很可能没有见过。今天把这段经历连同照片从我的记忆中翻检出来，让后人从这些点滴的回忆中更多地了解关露，记住关露，是我的一个愿望。

2000年8月10日盛暑的北京，我拜访了梅益同志，请问他对这张照片还能有多少印象。梅益同志握着这帧照片久久不放，他说这就是关露。这个形象的年代，正是她和王炳南谈恋爱的时期。
梅益同志回忆到抗战胜利之后，关露由于大家不了解她的秘密任务，而国民党又追捕“落水”汉奸。在这种环境之下，她在上海住不下去，由梅益找了交通员，付给一百元的交通、伙食费用（包括恽逸群另几位同志）送到苏北。之后，党派人送关露到大连去住下了。
后来那位地下交通拿来一只旧小藤箱说是关露交给梅益的。这只空空的旧藤箱里，只有几双穿过的旧丝袜，别的什么都没有，可见关露当时的生活是甚为拮据和困难的。
梅益同志在我临别的时候向我说，恐怕只有在你那里保存这张历史照片了，能够找到这帧照片并把它发表，是对关露的最好怀念。梅益同志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亏欠她太多太多。
摘自 [中华读书报]家园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