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曾提到姜运开和解毓才教授被打成“右派”，被迫搬出新至善村，其实，村子里还不止这二位“右派”，还有一二号的罗暟岚教授和历史系谢德风教授、六号的生物教师康涤瑕老师，七号的陈孝禅教授，除姜运开教授住楼房外，其余五人都住在平房，故有人把新至善村称之为右派村。
       罗暟岚教授和谢德风教授的子女都多，夫人又都是家庭妇女，生活相对紧张些，他们两家就将门前的坪开辟成菜地，种上许多的菜，他们两夫人都会家务，把家中都整理的井井有条的。
       谢德风教授家的两间卧室地板，被谢伯妈拖得亮铮铮的，照的见人影，人进去须打赤脚。谢德风教授的大儿子谢克平同我哥哥金泽渊同学，他的二儿子谢克安与我同学，从幼儿园起就是同一班的，但到小学二年级时，他却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炎，全身浮肿，不能行动，只能终日躺在床上。搭帮他生活在教授家里，治疗还不成问题，经过两年的医治，他又重新踏进校门了，但比我低了两个年级，比他弟弟谢克和还低了一级。别看他仍在读小学二年级的，他却在家中看完了三国、水浒、西游等长篇小说，全是他躺在床上看完的。这是他父亲谢教授对他的家教成果，告诉他怎样查字典，与他讲解词意，培养他爱看书的习惯。他还有一个妹妹叫谢日新，他们家四兄妹文革期间一起下到了靖县飞山的毛契屯，谢克安后来就留在靖县成了留守知青，十年前因病去世，永远留在靖县那方土地上了。
       住1号的罗伯母是我们新至善村居委会的小组长，管过公用自来水的收费，她每星期都组织村民们扫村道，一般选在星期天早上。当我还在酣睡时，她就在村子里就唤了起来，“搞卫生哒啊！扫地哒啊！”，村道就在我家屋后，她这一喊全家都醒了，我父亲赶紧起床，操起一把竹扫帚到屋后扫村道，我大了后，扫地的任务就落在我肩上了。罗暟岚教授是湘潭人，解放前他在北京谋生时，曾向齐白石买过画，齐白石看他是湘潭老乡，只收取他半价，齐白石的画是一尺长30块光洋，一般都是画三尺100块光洋的。他家的这幅画到文革时期下落不明了。
       我隔壁住的是教育系系主任陈孝禅教授，他是国内有名的心理学专家，他喜爱种花，他搬到七号住时，就用竹篱笆将院子围住，做了个小柴扉，篱笆下再种上蔷薇、金银花、袅娜等，这些花都爬满篱笆，盛开时百花争艳。在院内他也种了不少的月季、金盏，菊花等。陈孝禅教授对我们小孩都是一脸笑容，很和蔼的，我们都喊他陈伯伯，陈伯妈是位慈祥的家庭主妇，陈词滥调（陈娉美）女士是家里最小的，从小就文静；她还有一姐姐，我们喊她大姐姐的。他们家是村里最安静的一家，不像村里的其他家庭，都有男孩，经常打打闹闹的。我还在上幼儿园时，就喜欢晚上去陈词家玩。
       他家的客厅桌上摆放了一盘色彩斑斓，晶莹玲珑绯红色的桃源石，上面覆盖着水，我很喜爱观赏这些美丽的小石头，经常问陈词是不是从湖大桃园村捡来的？我就只知道那个地方叫桃园，，“陈词”总是摇头给我作解释，说是很远很远地方的那个桃源的石头，她虽比我小一岁，但比我懂事些，这我才知道长沙外面还有一个叫桃源的地方。
   “陈词”家还有些玩具，是我们家没有的，我们家只有飞机、汽车、枪等玩具。她家的玩具是洋娃娃、过家家的小炊具、积木和各种智力玩具等，我喜欢在她家玩拼图玩具，以前不明白她为什么有那些智力玩具，长大后才知道陈伯伯是心理学家，怪不得他从小就对陈词进行智力开发。
       我常去她家还有一个原因，她家里买了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我们新至善村的第一台收音机，我在听收音机时，总想找出那躲在收音机后面的小人。
       我上了小学后，去她家玩的次数也逐渐少了。1957年陈伯伯被打成右派，系主任的职务被撤销了，工资也降了两级，从这年起，他很少走出院子，也很少跟外人打招呼了，下班回家后只在园里种种花的。“陈词”除开上学，回家后也都那里不去了，他们家仍是那么安静，似乎更安静了。
       当文革的风暴肆虐时，陈伯伯他们这批被打成右派的教授首当其冲，陈伯伯就此提出过抗议，说自古以来，罪不二罚，57年我已被处分过了，为什么过去了八九年，还因这旧事来整我？他不知道，这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要整他们的。运动一开始，师院的那些所谓左派学生就经常楸斗这些死老虎，常勒令他们到二舍食堂（也是师院的小礼堂）的台上挂牌集体亮相，进行百般羞辱。一次，陈伯伯来晚了点，台上已站了几十位“黑鬼”，台下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将登台的踏步都给堵塞了，陈伯伯便轻声细语的对那些学生说“借光、借光”，一面将自制的“黑鬼”牌子展开给人看，示意他要上去亮相，他从容的态度把那些学生给怔住了，想不到“黑鬼”还这么有礼貌。
       1969年，“陈词”下放到靖县，陈伯伯也被流放到湖南师院的平江学农基地劳动，家里就只剩陈伯母一人了带着一小孙子，他们一家人要到春节，才能团聚。在平江，陈伯伯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偷偷的研究心理学，睡在床上还打着手电看书。陈伯伯为人和蔼，与当地的社员关系不错，在社员的帮助下他喂了几只鸡，他却舍不得吃，要带回长沙给夫人和从靖县回来的“陈词”吃。
       春节前，陈伯伯选了四只最肥的鸡踏上回长沙的途中，四只鸡有十来斤重，长时间提着挺费力的。中午时分他才赶到县城，买了下午去长沙的车票。这时，他担心这几只鸡长时间没吃东西，到不了长沙就饿死去，就在平江县城里四处找鸡食，找来找去，找到一所粮店里，便掏出二两粮票要买二两米。粮店里人奇怪了，从来没见过只买二两米的，便问缘故。陈伯伯说是用来喂鸡，并把手上的四只鸡提给他们看，看陈伯伯讲话斯文，是大知识分子摸样，却没有一点架子，粮店里的人都笑起来了，说几粒米，怎么买咯，这地上到处是米，你就放鸡来吃就是，省得我们扫地。有这等好事，陈伯伯还不相信，平常接触到学院里的那些工人都是吹胡子瞪眼睛，对他没一个好脸色的。见他们不是开玩笑，就把鸡解开，让它们吃个饱。
       陈伯伯带了四只肥鸡回到新至善村，春节时全家吃了两只，还有两只舍不得吃，腌了后挂在屋外的墙上风干，准备给陈词带回靖县去吃，谁知被小偷偷去，一家人懊丧不已。
       在文革时期，新至善村也遭受过纳粹德国“水晶之夜”（砸犹太人的家）般的浩劫，那是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学院统一行动，对全院百多名被列于黑名单上的教授、干部、老师的家进行突然袭击。晚饭后，新至善村里只见一队队师院的学生闯进这些人的家中采取行动，我们新至善村老20家，有一半以上的当晚被抄家。那晚，村子里大多数房子灯火通明，辱骂声不绝入耳，那是学生在翻箱倒柜，搜查所谓证据，少数几家没被抄的也提心吊胆，缩在家里熄灯灭火不敢出声，生怕厄运降临。到晚上九点多后，喧闹声才逐渐离去，我跑出来看，那些被抄的家里是一片狼藉，人是一脸泪痕。
       我亲眼看到13号梁启新教授家被抄的情景，因梁从解放前起就喜爱集邮，抄家的学生从他的集邮册上看到收集的民国邮票上有国民党的党徽，就说他记变天账。梁启新教授夫妻都是广东人，家中有一些从广州买来的出口转内销的日用品，如漂亮的3磅热水瓶，小巧玲珑的4寸小电扇和两把自动黑弯把伞等，都被没见过世面的学生抄走了，指责他们夫妇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不由分说，当晚就将梁教授关到生物系去了，他夫人刘副教授因阻止学生捆绑梁教授，被学生反绑双手，罚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们的小儿子毛坨和小女靓妹子，等学生走远后才敢把他们的母亲绳索解开，扶她起来。
       梁家大儿子梁至匡和隔壁李盛华教授的儿子李朝熲，因在前一天，就与前来李盛华教授抄家的学生发生过冲突。中午，得到一位有良心的工人通风报信，说是晚上会来抓他们，于是，他俩都来不及向我们这般玩的要好的伙伴告别，当天匆匆回到各自下放的地方江永和零陵，才躲过了这一劫。
       文革时，发生在新至善村里最悲惨的一幕的是中文系主任李祜、罗琪夫妇的自杀，这也是湖南师范学院最惨的一对。李祜、罗琪夫妇住新至善村18号，原姜运开教授住的那户，姜运开教授被打成右派迁出后，李祜、罗琪夫妇就搬来住了，他们夫妇没有儿女，就将罗琪的一侄女过继来，一家三口住这两层楼的房子里绰绰有余。  
       文革刚开始，中文系的学生就把李祜当做第一号“黑鬼”楸了出来，，那些自称左派的学生给这些黑鬼挂牌，其中为首的是一个在中文系留级三年、读了7年还没毕业的根正苗红的学生，他第一个给李祜挂牌，却不认识祜（hu)字，叫他李古，这些“黑鬼”听此言面面相觑，却也不敢笑。事后，“黑鬼”中的羊春秋老师是乐天派，他调侃说，李祜是“黑鬼”不冤，他教的学生读了七年的书，还不认识他，他不是鬼，谁是鬼？
       这还是在运动初期，相对而言受的冲击还不是最大的，但李祜却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久就听到他夫妇双双自杀的惨剧，因那段时间我在附中寄宿，对这惨剧不甚了解，在写这篇新至善村时，恰好与爱从容（孙爱国）女士取得了联系，她家当年就住17号，李祜、罗琪夫妇的隔壁。爱从容的父亲是历史系系主任孙秉莹教授，曾赴美留学，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国内的西方史学专家。我便向爱从容女士了解李祜、罗琪夫妇自杀的情景，她清清晰的回忆道：
      “李怙、罗琪夫妇的自杀，是在文革初期是，李怙被隔离在中文系不能回家，中文系看中了他们18号的房子，勒令他夫妇搬出18号来，并只给李老师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清理东西。当时我爸爸（孙秉莹教授）也被关在二舍，我在一中寄宿，我们家里只有我妈妈和我妹妹。我妈妈说，那天晚上罗琪还来我们家打开水喝，自从李怙被隔离后，他们家就没开生过火了，我妈送罗琪出来时，看到李老师站在他家门口，抬头看着天空默不做声，可能他是在和人世做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熬了点粥给他们夫妇送去，发现他们家的门是虚掩的，推门看楼下没有人，我妈妈喊了两声李老师、罗老师的，也没见人答应，就将粥放在楼下桌子上便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屋外有人大叫，我妈妈急忙出门一看，原来是中文系的周寅宾老师（李的助教），他神色慌张地从18号跑出来，一担空箩筐丢在地上，语无伦次的大声嚷，李怙两口子自杀了。他是来给李怙搬家的，上到二楼楼梯拐弯处抬头一看，看见李老师和罗老师穿得整整齐齐的，并排吊在中间小屋的门框上，把他吓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等他喊人来把他们夫妇放下来时，已经死去多时了。
       他们夫妇没有亲生儿女，只过继了一个罗老师（罗老师也是个才女）的侄女罗芸安做女儿，罗芸安也在附中读书，好象和你们是一届的吧？李老师和我父亲（孙秉莹教授）同为1917年10月10日生，李是中文系的主任，为人很好，课上得特别好，是国内有名的红学家，据说他可以把大观园清清楚楚地画出来，连林黛玉哭过几次，笑过几次都非常清楚，我的先生就是他的学生，至今说起来先生还非常崇拜他呢！”。
       李怙、罗琪夫妇双双自杀身亡后，人们在纷纷猜测，究竟是谁先上吊的，有说李怙先走的，也有说罗琪在先，争论这个没有意义了，得追究的是谁逼死了他们夫妇？
       我母亲也记得，他们夫妇的尸体，是学院用一部板车运出新至善村的，从我屋后的村道经过，他们夫妻双双并排放在板车上，上面覆盖着一床毯子，李怙的个子高，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比板车长了一截。一对博学才子，就这样草草的被拖走，真太凄凉了，见者无不落泪。
        我觉得，这多少又是18号后门外的那副没挖走的棺木在作怪。
       文革期间，师范学院对新至善村老20户进行调整和改造，迁出了六七户，并将住两家的平房改成住三家，原住两户的小楼再安插进两户，住了四家，董爽秋教授家挤进了陈孝禅和我家的中间。这样，老20户的新至善村一下扩展到住35户了。那时，我也下放去了靖县，新来的住户我大都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