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原

　　军校的伙食比我上中学时好多了，每餐四菜一汤。不过，吃饭速度要快，否则就吃不饱。吃饭时大家要排队进饭堂入座，值日官第一声哨响开始吃饭，15分钟后第二声哨响吃饭完毕，无论是否吃完必须离席，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最初，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紧吃慢吃，才吃个半饱或大半饱。但日子一长，我也就渐渐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随着营养的改善，所有的训练科目我都能顺利达标。

　　入学后不久，还要进行复试和政审。复试成绩不好的要退学。我复试时考得不错，留在了一总队。

　　政审相当严格。主审官由军校政务处派员审查，每个学员都要找去单独谈话，主要询问个人身世，在中学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和社会活动，特别是询问我们参加过哪些性质的罢课、游行，还要每人讲讲对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看你是否有左倾思想。我的经历比较简单，来自国统区的农村，家里是富裕农民，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有个别学生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被军校辞退。

　　经过九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不仅增强了体能，掌握了一名士兵应该具备的各项技能，还养成了士兵应有的生活习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内务制度、卫生制度和军容军纪。

　　入伍生训练课程结束后，按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到野战部队实习三个月。我和区队20多名入伍生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师（中央军）实习。师长王万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云南腾冲人，很年轻，军校毕业后一直带兵打仗，十年升至师长。我们到师部报到时，王万龄还亲自接见我们，勉励我们好好锻炼。

　　当时该师驻扎在武汉附近的阳新县，离我家只有两天的路程。我曾向师长请假探亲一周。师长人不错，对我们军校学员很关照，批准了我的假。按规定学员实习期间是不准请假的。一周后我准时返回部队报到。

　　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结束，部队主要任务是就地整训。后来四师又奉命“追剿”红军萧克部。我们先乘船到湖北宜昌，随后又返回武汉，改乘汽车赶到湖南邵阳。而此时红军早已走远，根本就没见到红军的影子。

　　实习期间，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了解了野战部队，特别是对国民党中央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第四师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忠于蒋介石，打过不少胜仗，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军、打仗、执行命令都表现得不错。该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黄埔五、六期的毕业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央军要比其他部队文明。这是同我小时候见过的任应歧土匪武装和冯玉祥部队比较后得出的看法。冯玉祥部队在我家住过，论军纪，冯玉祥部队的纪律最好。冯玉祥对部队训练也比较严格，白天耍大刀，晚上还要求士兵读四书五经，但冯军封建意识很强，对违反军纪的官兵要体罚，打军棍，动辄就是三四十大板。我曾见过有些违纪士兵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冯部基层军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讲话粗鲁，常常是一张嘴就骂人。但同土匪部队相比，还是要好得多。冯的部队从不扰民，对老百姓很和气，向老百姓借东西，也能按时归还。但带兵方法还是传统的军阀模式，靠体罚管理部队。

　　对比之下，中央军要文明得多。各级军官基本有一定的文化，训话时也能讲出些道道来。每天早晨师长亲自带师部官佐出操、训话。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师长都要向官兵讲解时事政治和训练要求。虽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的政治教育内容，但和红军相比，差距还是巨大的。士兵们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我实习所在的五连连长叫朱长命，是河南老乡。他是行伍出身，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勇敢。朱连长和我混熟后，无话不说。一次私下聊天时他向我发牢骚道：“小老弟，跟你说实话，这个连长我真是不愿意干了，苦得很呀。我不像你们黄埔生，是穿黄马褂的，将来升迁快。在中央军，行伍出身的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升官的。打仗时还能按时发饷，不打仗就常常拖欠。当兵的不发饷，就带不住。士兵向我要，我又问谁要呀。就是这样，上头还动不动嫌你行军不快，打仗不卖力。士兵大都是穷人出身，为了能拿几个饷，才吃粮当兵。可上头老是拖欠，谁还肯卖命。多逃了几个兵，上头还要惩罚。可是和红军打仗吃亏太大了，不知哪天就会被打死。真还不如回家卖豆腐自在呀。”

　　很快三个月的实习期就满了，军校特意派人到邵阳接我们返校。在我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五连新招募来的几个新兵又开小差跑了。

　　1935年暑期，经过一年入伍生学习考核后，我终于转为军校正式学员，领章上也戴上了学生符号。

　　正式学员的学习内容、教学计划、生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入伍生阶段主要是学习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二讲（早、中、午三操，中间各有一小时讲解）是雷打不动的。训练之余，对生活管理也很严格。而正式学员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一名下级军官的知识技能和带兵方法，为今后带兵打仗打好基础，生活方面也比入伍生丰富一些。

　　步科主要开设战术、地形、工程、交通、兵器、辎重六大教程。教学内容比入伍生阶段明显增加，野外演习每周两次，学员轮流当班长，图上作业，实兵指挥，操作各种武器，马术劈刀、工程作业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样样还都得学好。

　　战术课程主要是学德国陆军的战术原则。先由德国顾问给中国教员讲课，再由教员教学员，讲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经验。德国人做事认真，对学员要求也严格。总顾问有时会给全校学员讲话，其他顾问则常常在操场上指导学员的动作要领。学员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德国顾问直接交流。顾问们都住在军校后面的别墅里。

　　战术课程对我的军事素质提高不大，所讲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战例和经验，不与中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总觉得枯燥无味，听不懂，学不进。

　　地形学的收获最大。每个人毕业前都要亲自测绘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完全要求独立测绘，等高线都要一一标示清楚。这对我以后的军事指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打仗时，拿到军事地图，我就能清楚地识辨出地形地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

　　兵器课的内容很丰富。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步兵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的机械性能和射击操作技术要领都要求掌握。这也是我们步兵学习的主要内容。

　　交通课程主要要求学员掌握如何组织运输。一辆车坐多少人？每车之间的间隔应该是多少？不同的天气、地形条件下，一天的运输距离多长最为合适等等。对交通工具的性能也要求有一定的了解。

　　工程课程要求学员掌握筑城、挖战壕、散兵坑、交通壕、城墙爆破等技术。

　　此外，每个学员还要学会骑马，学如何在马上射击、刺杀等技术。

　　军校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课本知识与野战实践相结合。除了课堂讲解外，还经常安排学员进行野外实弹演练。野战演练时要求学员掌握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行进射击，以及在敌人炮火下如何跃进和构筑工事等技术，最重要的是掌握对班、排、连分队战斗攻防的指挥，每个学员都要轮流当指挥员，锻炼指挥能力。这是考评一个学员是否符合一名初级指挥员的主要标准。

　　军校还开设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授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此激发学员的爱国、报国热情。讲民生主义时，则强调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差别”，提倡耕者有其田。同时，军校还时常组织演讲，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和三民主义为内容。“攘外必先安内”就曾是讲演的题目之一。记得有一次演讲会上，同学阮庆演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还替他补充了几句，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遭到队长和同学们的批评。但并不严厉。大家也明白这只是认识问题而已。

　　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全校近三千学员都要准时在大礼堂集中。只要蒋介石在南京，他一定会参加。有时各战区来京开会的军、师长也参加。蒋介石经常演讲，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共产党对国家的叛乱、危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一个内容是要求学生精忠报国，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同时，他还不断强调“四维八德”，即所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要求每个学员要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否则就不配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毕业时，每个同学都会发一把佩剑，上面就刻着“不成功便成仁”这六个字。

   除了蒋介石外，国民党的元老、党政要员大都出席过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汪精卫、冯玉祥、居正、张继、李烈钧、戴季陶、白崇禧、熊式辉、邵力子都参加过纪念周。汪精卫演讲时最富有激情；张学良也出席过纪念周，我们当时对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年轻很英俊。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冯玉祥。他很少穿军装，除非出席开学、毕业典礼等隆重场合。他平时常常穿的就是一件普通长袍、布鞋，头戴毡帽，和一般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没什么区别，这和南京的官场作风很不协调。他不仅穿着朴素，而且讲话风趣，声音洪亮，内容也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他演讲的内容都是和工农兵生活紧密联系的事，总是强调中国的农民如何贫困、工人如何艰苦，鼓励我们当兵就是要打倒压迫在农工身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要求我们要爱国家、爱百姓。他还常讲一些普通士兵的故事，最爱为士兵打抱不平，痛恨部队官长克扣军饷。因此大家都觉得冯玉祥爱护士兵，对他非常尊重、钦佩和爱戴。

　　纪念周名义上是纪念孙中山，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纪念周成了蒋介石培养学生对他个人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方式。

　　军校期间，多次听过蒋介石的训话，但没有机会同他直接接触。记得我们曾参观过一次校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蒋介石骑马的戎装照，照片旁还有戴季陶的题词：“登高观远海，立马定中原”。意在表达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志向。平时，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抽烟喝酒，只喝白开水。早年他曾入保定军校，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苏俄留学。我读过他早年的很多文稿和演讲稿，表现得相当革命，有很大的迷惑性。（未完待续）

黎原

　　我转为正式学生不久，按照军校要求，队里统一给全体学员集体填表，统一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有基层组织，队里设有区分部，相当于共产党的党支部。但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很涣散，平时完全没有组织生活，交党费也是直接从军饷中扣除。区分部每学期也就开一次会，还要买些糖果、糕点来吸引学员参加。出了军校，毕业到部队时也不用带组织介绍信。我分配到部队工作后就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了。可见国民党的组织对党员毫无约束力，仅仅是个名义而已。

　　那时，复兴社的组织比较严密，有小组，经常开会，要求每一名成员都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到地方工作时还有介绍信，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复兴社选择成员也比较严格，我们一个队也就不到十个人。虽然他们不公开身份，但同学们大致还是知道哪些人参加了复兴社。解放后有人诬陷我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复兴社，组织上曾找到我读书时的区队长王立哉了解情况。他是我们队复兴社的负责人。他说：“像关俊彦这样的学生是不够条件参加复兴社的。他是从农村来的，不爱说话，成绩中等，更没有背景。我怎么想也没有他，绝对没有他！”

　　当时能够参加复兴社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后台。我所在的区队就有好几个学员是师长、军长的儿子，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女婿贾成骞就在我们区队，而像我这样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第二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如我们区队的足球队员王伟；或是成绩突出的陈贵华，他是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我一是不够条件参加，二是在思想上就是想好好学本领，将来能在战场上同小日本一争高低，保家卫国。

　　入伍生转入正式生后，军事生活虽然要求仍很严格，但课余活动却比入伍生宽松了许多。除了上课和训练外，每周日晚上可以自由支配。

　　学生可以到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到军校俱乐部、校刊部及操场上自由进行各种活动。这样就打破了队与队、班与班的界线，使情投意合者组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位至交好友，阮庆（原名阮庆才）、梁彝、廖政武（原名廖斌）等人。特别是阮庆和我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阮庆爱打网球，我常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网球，每周总会玩上两三次。俱乐部里还摆放了许多乐器，钢琴比较难学，我就学风琴，增加了一些音乐知识。军校的体育活动也很多，篮球队在当时社会上都很有名气，还到上海同外国人打比赛。学校的游泳池号称是亚洲最好的，设有跳台。每个学员都要求能够独立游完100米。记得第一次上跳台，我不敢往下跳，教练就硬把我推下去，这样练了几回也就不怕了。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游泳技术，还请社会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来当教练。

　　周日，我们时常外出。那时的南京比较荒凉，特别是城西，靠近金陵大学一带，都是些农民的菜园子。我入学时南京城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国民政府门前的柏油路也才修好一两年，以前都是石子路。当时，南京的人口不到100万，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太平路，后来又修建了新街口，有一家影院，常放一些美国电影。

　　正式学员的活动范围也比当入伍生扩大了许多。校外的老乡、同学常有往来。中央大学靠近军校，有时也会和一些中大的同乡聚餐。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是黄埔军校，培养党务人才的学校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迁到台湾后改为政治大学）。我中学时代的好友黄文清就考上了这所学校，我们每月总会相聚一次。南京的河南会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河南学子来南京投考大学、军校，都会住会馆里，入住不花钱，每天只收两角饭钱。

　　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主要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强调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秩序和四维八德等封建传统内容。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如何待人接物，比如走路时要靠右行，不准随地吐痰，讲究清洁卫生等。当时南京宣传得很厉害，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特别是宋美龄出力很多，动员了许多妇女团体参加，对移风易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个人对此事的认识，最初还是觉得很重要，也应该。但以后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危机。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还讲什么新生活？所以这个运动当时也只是在上面喊喊口号，广大群众响应的不多。

　　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还在军校大门附近修建了一所高级俱乐部——励志社，是请当时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著名教授杨廷宝设计的，1929年建成。这个俱乐部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活动、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黄埔学生的俱乐部。它对维系黄埔毕业生的团结有很大的影响。

　　励志社的一号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很标致，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半个家。蒋介石特意在小楼旁题词：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此外，还有一座楼内设有60个床位，专门接待黄埔前五期毕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他们到南京出差都住在励志社。蒋介石也希望他们住在这里。每周一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只要住在这里的黄埔将军肯定会出席。由励志社到军校大礼堂约有两三里路，没有一个人坐汽车。他们都身着戎装、马靴，精神抖擞地穿过军校操场出席纪念周。那时的师、旅长如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也都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个风华正茂。每当看到他们正步穿过操场，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议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军队的希望，更盼望自己将来也有资格入住励志社。

　　每年双十节，蒋介石都要在励志社门前检阅军校学生，晚上还会出席学生在励志社组织的游园会。宋美龄参加游园会时，总会发给每个学员一包点心，表示校长、师母对学员的关心。看得出来，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励志社有各种娱乐场所，军校学生都可以去，除了舞厅不让进外，其他如网球、台球都可以玩，还可以到咖啡厅坐坐。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如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经常在励志社开会。有时，一些政治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他路”。正是在这种黄埔精神的感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我走进了黄埔。在军校学习期间，教官们也经常用这副对联激励我们。从此，我确立了不怕死，不爱财，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通过三年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一名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培育了我的革命思想，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始自黄埔。通过在黄埔的学习，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当时的中央军校终归是在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后，在南京1928年复校的，因此学校的反共空气很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质疑。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他是我军校同期、同队、同宿室的同学，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阮庆是广西博白人，16岁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广州、香港找出路。后来他在广州考上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于是弃学从军，和梁彝一起考入黄埔军校。他读过两年高中，知识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是16岁初中毕业后虚报两岁才考入黄埔的。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来自农村，幼年丧父。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们两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梁彝是阮庆的同乡、同学，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阮庆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后改名廖政武），是泰国归国华侨子弟，在军校炮兵队。由于志向情趣相投，我们几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梁彝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任炮兵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掩护部队过淮河，受伤被俘。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有一项规定，凡是抓获中共军队团以上干部的黄埔学生都要上报蒋介石侍从室。蒋曾派人将梁彝押解到南京，劝他投降，但无论封官许愿还是严刑拷打，梁彝都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廖斌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住在西安，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我们经常有来往。

　　在这几个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阮庆。他比我年长几岁，跑广州进香港，见多识广，加上他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对人对事，特别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为人正直、诚实，能吃苦，有毅力，对人也很热情。他对我始终像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国民党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交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交谈达到共识。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未完待续）

黎原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大量阅读马列书籍，虽然不系统，但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读书、学习，我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忆这一时期自己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到要救国，靠国民党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苏联为师，靠共产党来领导。对此，我和阮庆、梁彝的认识是比较一致、明确的。这都是在1935年以后我们三人同商共议国是时，经过不断的讨论得出的一致看法。

　　当时，在南京政治学校读书的中学同学黄文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常常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议论时事。这些讨论都以阮庆为中心。

　　读书期间，祖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大话题就是“打日本靠谁？”当时全国各界都在谈论抗日，不同的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主张。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在军校和社会上都有很多人议论，看法各异。有人肯定这个主张，说国家不安定统一就不能抗日，赞成要先“安内”，才能“攘外”。而更多的人是否定这个口号的。阮庆就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他说大敌当前不团结御敌，却热心内战，只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他还向我们分析了这个口号的反动性。我和梁彝、黄文清等人在他的启发下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出路就是谁能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跟谁走。

　　1935年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此都有同感。那时，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也能看到。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红军也是中国人，他们要求抗日，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这也是我们对国民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还不敢公开表态，只是局限在我们几个人中议论。不过，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自觉地对今后的人生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跟国民党走，还是投奔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但受环境的约束，还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读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军校学生都纷纷向何应钦请战，要求参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那时何应钦是讨逆军总司令。同学们还讨论各种拯救校长的方法，个别同学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让飞机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长。当时，我们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向我们解释：张、杨的行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了他的解释，我们都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进步刊物。其间，阮庆介绍我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进步杂志上介绍陕北红军的纪实性文章。读后使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在那遥远的苏区已经有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艰苦卓绝地奋斗着。《西行漫记》还介绍了许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我们非常关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黄埔学生的传奇故事，希望毕业以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贡献一生。

　　本来，靠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阮庆潜移默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到此时，我们更坚定了要投靠共产党，要到陕北参加“红军大学”的强烈愿望。

　　阮庆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军校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在困难时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

　　阮庆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对我更是兄长般的关心。1937年毕业分配时，我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直接参加对日抗战，上级满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阮庆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秀，最初分配到南京宪兵学校当区队长。他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主动和同学换到八十七师。后来我们又一起投奔延安。解放后，他由四十九军团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书记、桂林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工作非常出色。“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受尽折磨。但他在困境中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广州军区某些人为了整我，几次找他外调时，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顶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压力，实事求是，不肯为他们写假材料。为此，造反派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使他吃了很多苦头。阮庆对我的这份真挚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我为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感到骄傲。

　　1937年8月，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有个工作人员，叫温健公，是共产党员、青年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温健公和廖斌是同乡、同学。他

到南京后，得知廖斌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就到军校看望廖斌。这以后廖斌便带我和阮庆找温健公，请求八路军办事处送我们上延安。但温健公婉言回绝了我们的要求。

　　一周后，我们又去找温健公。这次他领我们见了叶剑英。叶剑英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也没有同意我们去陕北的要求。但叶帅还是亲切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目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哪里都是打日本，要我们以大局为重。

　　军校毕业前夕，我们还在思考是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还是直接投奔延安？因为，第一次见叶帅，没去成延安。回来后，阮庆就和我商量，想直接去，但又怕不收纳。此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就决定先上战场和小日本真枪实弹地干一仗，也不负军校三年的培养，等在国民党军队中干出点成绩来，再投奔共产党。所以去延安的事就暂时搁了下来。

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8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700人，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学习，终于有605人完成了学业。

　　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为了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军校在中山陵旁灵谷寺无梁殿前的密林中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已改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主持，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到会并讲了话。

　　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记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十一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录序文中曾写道：

　　同学在校三年之久，行将毕业离校。此三年间，国内外情势变动极大……东省事发，淞沪战兴，继此以还，岁无宁日。举凡可以侵我土地，损我主权，害我自由之手段，敌人无不使用殆尽。我国家环境一时可谓陷于艰难危险之状态矣。

　　祖国在危难之中，每一个爱国青年都会热血沸腾，更何况我们是刚刚走出军校的革命军人。毕业分配时，我多次主动向上级要求到抗日前线。最终被分配到正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八十七师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更是中央军中的主力师。

　　要上火线了，我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家探望母亲，再去报到。要求和我一同去抗日前线的阮庆因父母双亡，我就邀请他一起回家。他怕给我添麻烦，执意留在武昌等我。

   9月1日，我回到家乡息县关家店东围子。

   母子相见，十分激动。白天，我和母亲一批又一批地迎送着来家里看望、道喜的乡亲。夜晚，安顿好亲戚睡下，我就和母亲围坐在麻油灯下吐露心肠。这个假期，我除了看望亲友外，大多是陪母亲度过的。她对我十分依恋，不愿我离开。

　　其间，我还到县城看望了同学、亲友，并看望了姜炳荣、石英杰的父母，还有周庆云一家。他们听说我军校毕业后要上前线，都劝我留在县里工作，这样既能照顾家，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这时正好碰上王培英从开封回来，他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到县里招人。他就对我说：“我那里正需要懂军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开封，帮我训练部队吧。”我说：“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汉等我，我们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况允许，我再来跟你一起干。”

　　在家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马上就要奔赴前线，这一去真是生死难料，我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心情十分沉重。离家前的晚上，四爷、大哥都来给我送行，我们依依不舍，彻夜未眠。这时母亲得了肺炎，已经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厉害，只能睡几个小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她满面愁容，内心非常痛苦。她几次欲言又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着泪说：“民顺呀，我已经近六十岁了，年老多病，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父亲走得早，我和四爷含辛茹苦将你养大成人。现在你要上前线打日本，我不反对，但你看看家里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晚一点去，先在家乡找个工作。听四爷说王培英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正在县里招人，你就先到他那里帮助训练部队，以后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岁了，该成个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了却我一个心愿。”

　　四爷和大哥都说好。听着母亲的话，我的心里也在流泪，也想留下来，在她膝下尽一尽孝。但我又想到阮庆还在武汉等我，我们毕业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如果现在留在家乡，日后有何面目再见同学、师长。再说国难当头，我作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平时高喊抗日救亡，富国强民，现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怎么能临阵退缩，当孬种呢？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校呢？更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过，我也知道，我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年近六十，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对母亲来讲肯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只能将眼泪往心里流，强作欢颜，宽慰母亲。天亮以后，忍痛告别老母，奔赴前线。

   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阮庆，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支持，才坚定了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坚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线，我个人就有可能参加河南保安团。王培英当时是保安团副团长，要我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的确需要人手，同样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软，或许就会留在保安团当个连、排长，这样做既能报国，又能尽孝。但一想到阮庆正在武昌期待着同我共赴前线杀敌，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也正是因为有了同阮庆在淞沪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令我亲身体会到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无能；在武汉师管区的短暂经历，更令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们投奔延安的决心。

　　10月初，我从家乡赶到武汉和阮庆会合后，就坐轮船向上海驶去。江面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扑来，向轮船、汽艇、木船投炸弹。我们乘坐的“鸿昌号”轮船，险中有幸，躲过劫难。轮船在南京靠岸后，不敢再向上海行驶了。我们只好到八十七师驻南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告诉我们，师部驻上海江湾叶家花园，部队正在鏖战。抗日心切，我们两人当夜改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不少到前线去的军官，有连、营、团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师的军官。他们听说我们是到前线报到的军校毕业生，大部分人都赞扬我们。但也有人跟我们说些泄气的话。有一个连长说：“老弟，上海战场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残酷，我们连就剩下十几个人了。”另一位营长说：“我那个营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负伤下来的。现在伤好了，我回去主要是为了领军饷和医疗费，另外也舍不得我那些弟兄。现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险，你们现在去报到，部队都在火线上，士兵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熟悉情况，掌握不了部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年纪轻轻，不如先在后方干点事，等战事稳定了再去报到。”我们两人商量后都感到，作为抗日军人决不能当逃兵。尽管目前形势严峻，但无论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师报到，上了战场再说。等战斗结束后，如能生还，再找机会离开部队，去延安抗大学习，参加八路军。这个时候决不能临阵脱逃。

　　当夜三时许，我们到达上海南翔车站，踏着夜色，边走边问，疾行两个多小时，凌晨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师部。师参谋长周彭赏接见了我们，并简要介绍了战况和敌我态势。我们要求先到前线部队参加作战。周彭赏对我们说：“我这里正需要管师直属部队和传达命令的军官，你们二人就先留在师司令部负责防空、布置警戒、传令任务，待部队交防，补充新兵整顿时再分到连队去。”

　　这时战事紧张，双方犬牙交错。汉奸、特务、日本浪人四处活动，暗中打信号弹，点篝火，指示目标，配合日军航空兵轰炸我军重要目标。中国守军的防空、反间谍任务十分艰巨。

　　我和阮庆接受任务后，白天、晚上都活跃在江湾叶家花园内外，布岗查哨，组织防空。官兵们还不知道我的姓名，从我肩头上扛的牌牌、符号，知道是个见习官，就唤我大个子见习官，就连参谋长周彭赏也亲切地喊我大个子见习官。除日常勤务外，我们还到前线传达过两次命令，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未完待续）

黎原

　　10月11日，我和阮庆到八十七师的第5天。周参谋长叫我俩立即带一个传令兵，到大场向二六○旅陈颐鼎旅长传达命令，让他继续坚守阵地，听候命令。

　　原来日军从川沙登陆后，攻势凌厉，已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大场进攻。此时，中国军队还有两个师正由罗南、刘行地区后撤。如果大场失守，两师中国守军撤退的道路就会被截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总指挥部命令正在且战且退的八十七师必须守住阵地，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师长王敬久当即下达死守命令，要求在大场附近准备进行补充、整顿的二六○旅坚守阵地。

　　师指挥所离大场三四里路，我们三人，索图而进，20多分钟便赶到了。这时，陈颐鼎旅长正在与江西保安团团长程天黄商谈补充兵员事宜。这是二六○旅自开战以来的第4次补充。此时，陈旅长也是心急如焚，正为是打还是撤而犯难：如执行事先规定的补充兵员，休整待命的指示，友军的两个师就撤不下来，我军将受到很大损失。如率部顶一下，就能赢得时间，保障友军撤出。为了防止敌人截断友军退路，陈旅长从整个战局出发，事先命令部队先与遭遇的敌人对战，同时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正在这时，我们送来了师长的命令，坚定了他的决心。

　　1985年秋，陈颐鼎作为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到北京与我相见，谈到淞沪会战，陈颐鼎感慨地说：“你们解放军打仗，提倡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灵活处置，赢得战机，国民党军队则是绝对不允许的。打好了还好说，打不好可不得了，要受军法处置。那天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们旅在与敌人遭遇中撤退损失事小，而友军两个师损失可就大了。”

　　二六○旅五二二团在大场西面刚刚展开，日军的坦克就攻了上来，双方打得异常惨烈。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日本兵，真是怒从心头起，当即借用陈旅长卫士的步枪，击毙了两个日本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敌人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击毙敌人。

　　10月26日，中国守军全线后撤。八十七师奉命撤到苏州河以南地区。在敌我对战中，师指挥所通往各旅、团的电话线常常被炸成数截，一时接不通。而往往在这紧要关头，不是师里的电台出故障，便是旅里的电台打坏了。为了保证指挥畅通，我和阮庆多次受命，到战斗前沿传令，有时甚至直接传令到营、连指挥所。我军撤退时，二六○旅的一营被敌人截断隔离，同指挥部联系中断。为了不丢一个士兵，师参谋长周彭赏命令我和阮庆，带传令兵邓志直接到一营传达命令，并要求我们协助一营一起撤退。

　　我们接受任务后相互掩护，向一营阵地前进。日军侦知中国守军撤退，又是地面进攻，又是空中打击，极力杀伤我军有生力量。我们路遇敌机轰炸，机枪扫射，传令兵邓志中弹牺牲，我和阮庆也是多次遇险，最后我俩交替掩护、前进，终于将命令传达到一营，并同一营官兵一同撤出阵地，赶上大部队。为此，我们受到师部的表扬。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团借大雾、大潮的掩护，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中国守军的目的。日军登陆后很快突破了我军防线，6日占领金山等地，进攻矛头直指淞江县城。蒋介石命令二十八军必须死守淞江县三天，掩护大军由上海撤退。二十八军将士在军长带领下血战三天，完成了任务，许多将士壮烈殉国。8日，蒋介石见日军抄了后路，遂下达全线撤退命令。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

　　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后，中国守军几十万部队都要经过安亭桥向南京、武汉等地撤退。这时八十七师刚刚升格为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命令我和阮庆协助军参谋主任提前到安亭桥组织部队过桥。

　　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兵败如山倒。”撤退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了，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互不相让，向安亭桥涌动。最初，部队长官还想努力收拢散兵，但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当兵的根本不听指挥。面对此情此景，官长也没办法，干脆汇入洪流一起漂涌。撤退中，马踏人踩，被挤倒、推倒、绊倒的伤员、士兵爬不起来，就只能给后面的人当垫脚。三军过后，一片狼藉，踩死、压死的士兵和被飞机炸死的军民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当兵的怕死，没办法，只好硬撑着。而有些官长也贪生怕死，甚至换上便衣，混入败兵之中。

　　我初入军界，没见过几个大官，而军参谋主任和各军、师派到安亭桥组织撤退的人，不时地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个穿灰长袍的是八集团军的军长阮肇昌。”“那个穿白大褂的是陶广军长。”“你看那几个穿老百姓衣裳的都是师长、旅长……”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较差，在日军海、陆、空的猛烈攻击下，死伤惨重。在抗战前两年，由张治中负责在苏、嘉、杭一线构筑过国防工事，修筑了不少钢筋水泥的碉堡。都还没有利用，如果先派部队占领，早一点退守到这一线，组织抵抗，效果完全不同。但当时国联有一个代表团要来上海视察，师长王敬久就同我们讲：“校长要我们再坚守十天，给国联看看。而且广西增援的五个师马上就到。我们还要准备反击。”广西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指挥官夏威，在内战时以能打仗而出名。但部队刚刚开到，地形也不熟，就投入战斗。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封锁，五个师打了不到三天，就全部消耗完了。

　　当然，在淞沪战场上，也有很多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八十七师是中央军嫡系王牌师，全师一万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抗战，多次补充，最后撤退时仅剩下不到七千人，尽管部队伤亡惨重，仍能坚守阵地。当时有一个炮兵团，装备的火炮全是德国造的。撤退的时候，上级命令全部炸毁，就地掩埋。团长执行命令时曾异常痛心地对我说：“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我真舍不得呀，真想和它们埋在一起。”

　　但也有许多部队，刚到前线，还没有参加战斗，就被日本飞机的轰炸打散了，到处是散兵。后来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当时的逃兵约占中国军队的27％，这和我的亲见亲闻差不多。

　　七十一军最后总算通过了安亭桥，向武汉撤去，其实鬼才知道是否全部通过。过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很快被召回军部。

　　11月13日夜晚，军长王敬久又命令我和阮庆立即回南京，通知军办事处刘主任，迅速撤离南京，到徐州待命。王军长还让我们给他太太带了一封家书。就这样，我和阮庆撤离了淞沪战场。接受命令后，我们昼伏夜行，躲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于16日赶到南京。

　　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令我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当时我们在师部就曾不止一次地从王敬久、参谋长等人的议论中听到包括陈诚等许多高级将领都反对死守淞沪，主张尽早撤退，可以少受损失。因此，我们两人到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再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到延安。

　　此时的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充塞着惊慌的人群，喊天叫地的溃兵、伤兵随处可见。在逃难的人流中还夹杂着一些穿长袍短褂、手提皮箱的国民党要员和化了装的军官。他们满脸苦相，好像中国已经亡了。我和阮庆顾不得看这些人的狼狈样，径直到七十一军驻南京办事处，传达了军长的训令，接着按照王敬久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军长官邸。可军长家中早已人去楼空，不知去向。公差、私事办完后，我和阮庆急忙奔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可到傅厚岗66号一看，他们也撤退了。我们十分失望，只好返回七十一军办事处住下，协助收容部队。

　　这时七十一军已奉命撤到江北。为了更好地收容部队，军部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报到处。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黄文清，就和阮庆一起去找他。他向我们介绍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几天前已分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温健公也去了武汉。廖斌也分到了武汉一个炮兵团工作，前天刚给他来信，说随部队外出演习，一个月后才能回武汉。黄文清当时想等一年大学毕业后，再投奔延安。

　　我和阮庆得知温健公在武汉，便决定去找他，请他介绍我们去延安。但转念一想，觉得丢下廖斌一人又不妥，便决定将投奔延安的事搁下，待廖斌演习回来后再定。为了能及时了解廖斌的情况，并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我们第二天就从南京出发，乘船到武汉。原本想先在七十一军驻武汉办事处落脚，但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阮庆想起他有一个老乡阮仁贵，在孝感师管区当营长，就决定先去投奔他。

　　师管区是个专门征集、训练新兵的独立机构，其建制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军。但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持参谋总部介绍信即可到师管区接领新兵。12月下旬，我和阮庆从武昌赶到孝感，找到阮仁贵。他安排我任六营一连一排中尉排长，阮庆留在营部当上尉副官。孝感师管区司令叫雷醒南，管区共辖6个营，负责招募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补充进前线部队。

　　那年月，心甘情愿当兵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募不来新兵，就四处抓壮丁，用绳子捆着、绑着拉进军营。孝感师管区训练的新兵百分之九十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押送到营区，不准离开营房。一个排长管40名新兵，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排长住门口，好似牢头监管。按规定逃跑一个新兵，就要处罚排长10块银元。新兵白天出操走正步，练习瞄准，天不黑就关进营房，房内放着马桶，大小便都不得出门。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营房外筑有围墙、铁丝网，由老兵站岗。即使这样，逃兵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和阮庆到任不久，师管区司令雷醒南为了震慑新兵，杀一儆百，还专门召集全管区两三千新兵，当众枪毙了三名抓回来的逃兵。

　　面对日军侵略者的进攻，前方天天与日军拼杀、流血牺牲，后方对招募来的新兵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更应该对他们进行积极动员，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斗志。特别是在我军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更应该对新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我相信经过动员、教育，广大士兵会主动上前线打日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根本不会，也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相反从司令到营、连长，一个个醉生梦死，生活腐化。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每天总是两桌麻将，从早到晚打个不停。雷醒南都40多岁的人了，还娶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我和阮庆看到这些腐败之事，真是痛心疾首，恨不得尽快离开，但为了等廖斌演习归来也只好强忍着留了下来。

　　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

　　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

　　以往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国民党是不行的。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我们并不气馁。第二天又去“八办”，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热情接见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董老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愿望很好，我们支持，但希望你们考虑清楚，陕北地方很穷，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再有去延安要路过西安，那里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被特务抓到会很危险，还有杀头的可能。这两点请你们考虑好。”我们当即表示坚决去延安，不怕危险，不怕吃苦。董老和罗炳辉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介绍我们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庆、廖斌三人，带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到达西安。当时从西安到延安还容易走。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阻挠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难和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一路上化装成学生，不敢声张，不敢说笑，生怕碰到国民党特务，坏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

  

　　回忆这一段经历，我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投考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通过不断摸索，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阮庆对我的思想进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多次的交谈和讨论中，他引导我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以说都是靠阮庆的关系和介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决不气馁。特别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很有可能走不少弯路，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的锤炼中，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抱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