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历史上，蒋介石任过诸多要职。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等。然而唯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是其最爱。蒋任此职20余载，门生众多，一期生无疑是其最为倚重、寄情最深者的群体。这个群体，既令其欣喜、骄傲，也令其无奈、愤懑，还令其遗憾、痛心。个中真味，如鸭凫水，冷暖自知。

　　一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两天后，该校第一期正取生进校，又两天后，120名备取生进校。从此蒋校长即开始了对该期学生亲施训诲的经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5月8日始至是年年底，蒋亲自给第一期学生长篇训话近30次。内容涉及办校目的、教育方针、学生责任、仁民爱物、秩序纪律、牺牲精神、耐劳苦、务团结、枪的意义与效用、饷的意义与来源、官兵关系、军校与党的关系、三民主义等等。其中既有对学生“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的期许，亦有“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虽死犹荣”的勉励。

　　据徐向前回忆：“军校开课后，蒋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时间有长有短。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十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他总是用尽手段笼络人心。”

　　蒋时常召询学生，联络师生感情兼及考察学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学生期择高枝而栖，师者须寻利器而用，胡宗南、贺衷寒，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学生翘楚渐渐印镌于蒋校长的心中。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一次东征。淡水之役，营党代表、一期生蔡光举壮烈牺牲。蒋知榜样的作用无穷，遂亲撰追悼蔡光举之公告：“光举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从容赴义，为党殉烈求仁得仁，固无遗憾。惟本校同志应如何奋斗继起，以成光举未竟之志，而雪我党无穷之耻。使其瞑目九泉，而尽后死之责。”对亡者评价殊高，对后死者期许更大。 

然同在此役，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元良临阵率部逃跑，蒋虽在士兵大会上凛然表示将按“革命军连坐法”处孙死罪，但以后却没了下文，孙如人间蒸发一样不知所终。后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室里看到了孙的身影。

　　一次东征战后，时任连长的桂永清擅自将没收的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贵溪老家，事泄后蒋判桂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念桂战功，从宽处治，蒋顺水推舟于1925年4月8日照准。桂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还保住了乌纱，甚至因祸得福，被蒋资送住德国留学军事。以后高官任坐，好马任骑，先后任教导总队总队长、第二十七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等要职。

　　蒋对一期生的宠爱也得到回报。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逼首次下野，他未料到其麾下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竟与桂系沆瀣一气，不仅下令解散了由黄埔一期生任团长的7个补充团，而且还命令第一军与李、白的第七军作不利换防。消息传来，蒋对何恨之入骨，授意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与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召集20余名黄埔一期带兵军官在上海秘会，一致表示坚决抵制何应钦命令，不惜武力抗命。会上，时任第一师副师长的胡宗南发言最多，态度最为慷慨激昂：“校长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下野，但不久必会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故由我等黄埔同学率领的队伍绝对不能脱离其领导。”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与会者一致赞同。此乃胡后来一直被蒋重视及信任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蒋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败象日显，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召时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的宋希濂到南京面授机宜。宋居南京12日，同蒋见面七八次，见蒋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信心，悲观失望。12月8日晚6时半，蒋邀宋及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从双堆集战场飞来南京汇报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及其蒋经国共进晚餐。餐后，蒋别有深意地下令放映影片《文天祥》，3个多小时聚餐和观看，蒋几乎未讲什么话。宋被此悲情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在想：“老头子多可怜呀！”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支配，有这种情感萦绕，1949年12月19日，当宋希濂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时，曾有过举枪自戕尽忠党国的意图。

　　二

　　陈赓入黄埔前即是中共党员，东征时曾救蒋，蒋内心颇铭感，虽知其共产党员身份却并不过分与之为难，冀望其“悔过自新”，然屡失望。土地革命时期，陈被捕，蒋令邓文仪劝降，许陈高官厚禄，陈嬉笑怒骂不为所动，邓悻悻而返。蒋遂亲自出马，对陈恩威并施，终未如愿。陈虽“冥顽不化”，但蒋并未杀陈，非不能杀之，实不欲杀之，实际上对陈网开一面，含有“宽恕”的成分。

 

 

 

 

 

 

 

 

一期6队学生黄弟洪，原为中共党员，黄埔毕业后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学成回国后，目睹国内政治形势剧变，政治上发生动摇，歧路彷徨之际，向蒋邮去密信一封，不仅向蒋输诚悔过，而且呈上共产党重要情报作为见面礼。蒋接信后立即宽恕了黄弟洪，立令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科长陈立夫与黄联系并对其实施保护。殊不知陈立夫麾下特派员杨登瀛系共产党内线，知黄叛变后即将消息密报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派出红队择机将黄处决。

　　1929年8月24日，因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的张际春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4人同时捕。未久，彭、杨、颜、邢4人均被处死，唯张存活。究其因，是张乃黄埔一期生，张是由毛泽东、夏曦保荐入黄埔军校的，毕业后曾赴苏联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在国民党看来实属“罪大恶极”的要犯。但因蒋的亲自过问、宽恕，得免一死。从此张对蒋感激涕零，1931年冬自首出狱后被蒋安排在南京中央军校做政治教官，两年后郁郁而死。

　　1932年2月，一期生、时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肖赞育向蒋介石建议：“现在南京有不少参加过共产党和国民党改组派的黄埔学生，他们对过去的政治抉择已萌生悔意，有自新要求，望校长下令办一短训班对这批人施以训练，考核合格后允加入复兴社或其外围组织，以增强革命的力量。”蒋采纳此议，令复兴社宣传处处长康泽组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以康为主任，肖赞育为副主任。该班学员有270余人，数名一期生厕身其中，如黄雍、刘明夏、陈烈、徐会之、韩浚诸人。蒋对该班非常热心和关心，只要其在南京，每周六上午必到班作一小时训话。据现场聆听的康泽回忆，蒋的训话对学员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你们都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我现在不怪你们，我要责备我自已，我没有领导好，使得你们误入了歧途，只要你们今后革面洗心，回到革命阵营，我是一样的看待你们和信任你们的。”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后来一期生中的自新者多未得到切实重用，只从事一些诸如政训或军事教育、研究等工作，很少有像胡宗南、宋希濂、黄杰、关麟征、杜聿明等做带兵官者。

　　蒋校长虽对黄埔一期生苦心孤诣，“宠”、“恕”有加，但古语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仍有不少一期生政治上与蒋为敌，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许还存有对蒋的几分尊敬和感念。据笔者粗略统计，500余名一期生中，政治上与蒋校长为敌者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徐向前、陈赓、周士弟、袁仲贤、阎揆要等直接成了蒋家王朝强有力的掘墓人。此外身为共产党员的蒋先云、许继慎、蔡申熙、董朗、王泰吉、杨其纲、李汉藩、黄锦辉、左权、刘畴西、曹渊、杨溥泉、胡焕文、冯达飞、李谦、唐澍、吴展、唐同德、刘云、何章杰、贺声洋、洪剑雄、赵自选、宣侠父、黄鳌、梁锡古、彭干臣、傅维钰、谭其镜、张隐韬、李之龙、孙一中、王尔琢、郭德昭、黄再新、黄振常、李光韶等一期生，有些阵亡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程上，有的牺牲于十年内战与国民党武装的艰苦斗争中，有的捐躯于民族抗日战场。他们真正是黄埔一期生中的最大光荣。 

三 　　前面已述，对黄埔生，特别是一期生，蒋介石素奉“宠”、“恕”之道，即使对其中的“离经叛道”者也复如是。但话也说回来，如果这些人软硬不吃、冥顽不化，不折节、不改悔仍旧与其为敌，则杀机必张，或亲令，或允准，必欲去之而后快。 　　1930年5月，刘云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担任中共长江局兼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委员、参谋长。9月2日刘在汉口被捕。蒋知刘1921年曾留学巴黎法尔曼飞机厂附属飞行学校、1925年1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广东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行学校党代表兼教务主任，后又赴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任中国学员班班长、旋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经历后，深感人才难得，亟欲策反。为此亲赴汉口提审刘云，鼓如簧之巧舌，恩威并施，遭刘峻拒，无计可施之后终动杀机，下令于9月6日将刘云处决。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在江西怀玉山被捕。消息传来，蒋分外高兴。急令俞济时、黄维等刘的同学对刘进行策反，但刘始终不为所动，挨至8月，蒋见希望渺茫且黔驴技穷，遂下令在南昌百花洲将刘处决。 　　1928年2月6日，“中山舰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中共党员李之龙经香港返回广州时被捕，同样因拒为蒋用，于2月8日被害于广州红花岗。 　　1949年，蒋氏政权风云变色、山岳崩颓，逃台后的蒋介石心境大坏，决策、行事几近疯狂，对附共、投共、反蒋者，一经查实缉捕即格杀勿论。1951年2月5日，时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的李玉堂因通共有据，被蒋明令逮捕押解台湾，与其妾陈伯兰同被处决。李玉堂，山东广饶人氏，在黄埔一期生中与李延年、李仙洲共称“广饶三李”，在抗战中曾有不俗表现。 　　再一位就是徐会之，此人乃黄埔一期一队学生，文化水平高，曾追随邓演达并与同期同学黄雍、韩浚、刘明夏、陈烈等于1928年4月在上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并任该会宣传科科长，华北分会会长，投身于反蒋活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徐被捕，很快“自新悔过”，投靠了蒋介石，历任第六十五师政训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科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保定行营、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汉口市市长等职。徐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3人并称为国民革命军政训系统“四大干将”。1949年初，徐任总统府参军，后到台湾，1951年11月涉嫌通共，被蒋介石亲令处决。 除对共产党阵营中的一期生和通共的一期生外，蒋介石对身处国民党阵营但抗命、不法、殃民、乱纪造成严重后果者也常常挥泪处斩。 　　1934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一旅旅长许永相在率部平定“福建事变”时，因贻误战机、指挥失当致战事失利遭处决。 　　1938年1月20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亲令枪决。负责者正是其同期同学俞济时。 　　1938年5月，国民革命军八十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因在兰封战役中指挥不力，致日寇土肥原部突围成功，被蒋介石下令军法处决。 　　1938年8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指挥对日作战不力，致要塞失守，被军法处决。 　　1944年8月，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因在桂柳战役中擅自放弃全州守备，造成全局被动被蒋介石电令枪决。 　　曾扩情、邓文仪、贺衷寒3人均曾是蒋校长的大红人。 　　1927年4月15日，黄埔军校“清党”时，年方22岁的邓文仪即被钦定为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后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复兴社干事、书记兼组织处处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等要职。 　　曾扩情、四川威远人。生于1897年，因年长在黄埔一期生中有“扩大哥”之称。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等职。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曾任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及鄂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复兴社”书记，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等职。 　　西安事变时，曾扩情为保蒋介石生命安全，向南京发表广播讲话，主张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见到曾的广播讲话记录稿，大怒，痛斥其“无耻之尤”，将其撤职交军法审办。                  同时身为“复兴社”书记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为取得何应钦的信任，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向何报告，也为蒋介石所不容，痛斥贺：“我还没有死，你就把我出卖了。”旋贺政训处处长职及“复兴社”书记职均被撤。 　　而邓文仪因积极附和贺衷寒，亦被长久打入冷宫。 　　四 　　所谓“差”者，系指虽为同一群体，但有等次差别也。事实上，虽同为黄埔一期生，但在蒋介石心目中，确有厚薄之分、亲疏之别，对浙江籍的一期生，蒋格外垂青。聊举一例，揆诸史料，大凡任过蒋介石侍卫长者，均浙江籍一期生，如俞济时、王世和、宣铁吾、石祖德、蒋孝先等。胡宗南号称黄埔一期生中的第一人，亦为浙江人。无怪乎宋希濂曾说：“因蒋逐步将军权集中到他所喜爱的和他认为可靠的几个人手里（如胡宗南），故在黄埔系军队中也产生了派系，围绕职务升调和部队待遇不平等问题，经常发生龃龉和内讧。” 　　众所周知，除蒋外，贵州籍的何应钦乃黄埔军校中最有权威者，蒋对何在黄埔生中的影响力心知肚明，1927年秋，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何听之任之作壁上观，蒋愤恨异常，痛感要使何应钦臣服，既能供其驱策又不致于反噬，必须翦其羽翼，绝其妄念。故蒋1928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后，即将已任带兵官的贵州籍的黄埔一期生陈铁、牟廷芳、刘汉珍、宋思一等多人调职，或明升暗降，或避实就虚。陈铁曾因此对蒋产生强烈怨艾心理，这成为其后来反蒋起义的最初动因。 　　蒋颇欣赏曾国藩相面识人的做法，屡屡效仿之。孙元良因体形魁伟，容颜俊朗有大丈夫气，蒋钟爱之。另有一期生名冷欣者，智商无碍，然身形矮小，面有猴相，谈吐举止均欠稳重，素为蒋所不喜。1932年，“复兴社”在南京秘密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径往参加，被蒋介石亲自驱赶出会场。然而正是这个冷欣后来却大放异彩，抗战胜利后，协助何应钦、肖毅肃圆满完成对侵华日军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的艰巨任务。 　　（摘自——《文史精华》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