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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完田里地里的粮食，大队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移山、治河、造田”的运动。其设计蓝图为：挖掉六都坪生产队附近的一座小山，然后打通与之相连的一条叫做鞍子口的山梁。山梁挖通后与渭溪河水相接，在这里建一座电站；挖出的土石方，绕着大队部周围的这一大片荒滩，修一条长堤；堤内的荒滩解决水患之后，再将荒滩变成良田。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十几个生产队被督促着火速派出了“参战”人员。“参战”人员的工分按在生产队出工时记，每天还得补贴几两米。

当初将我们一家安顿在下茅塔，是上级部门给予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的“关照”。下茅塔，在全公社可以说是最穷得“叮当”响的一个生产队，但是，二十来个人猫在那“开门见山”，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山的半山腰中，可能也感觉无聊。忽然听见有几个“长沙佬 ”想安排到他们那里，也许是为了图个热闹，大家便懵懵懂懂地点了头，等到清楚“长沙佬”也长了嘴巴，而且还要与他们抢食呷，想“退货”时，却没人理他们了。“退货”没人理，但是要派义务工却有了挡箭牌，再加上今年遭了灾、减了产，现在正是大麦小麦荞麦的秋种期间等一些理由，最后的结果是让大队来催派工的领导几乎下不了台，只得说：“好，好，好！你们队上少派点，去一个人意思一下，好不？”而这个改造大自然的历史使命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于是，在大队部前那片长满人多高芭茅草的荒滩上；在相距不远的鞍子口山头上，到处便都涌动着“战天斗地”的人们。

一条由树、木方、木轨搭建而成的，双向的、庞大的、呈斜坡状的高架“铁路”，从鞍子口一直延伸到荒滩的边缘。

当爆破作业的哨声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后，人们便将炸出来的岩头、碎片、泥土，用木轮木斗的“矿车”，运到筑堤的工地上。

大块的岩石砌堤身，小块的碎片和泥土填充在堤体内，卸了货的空车从另一条线返回。办法有点“土”，却实用，减低了劳动强度，还提高了工效，而且就地取材，成本不高，简便！

最令我佩服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加工的岩石，奇形怪状、形态各异，却在这些平常的山民手中，几经摆弄，便砌出了一条整齐划一的堤墙。

在工地上，我的工作是随车装卸，即人们将岩石或泥土碎片担（抬）到空斗车旁，由我们倒进斗车内，满了，然后顺着高架木轨推到指定地点，打开边板，用锄头刨空斗车内泥石，再返回装下一趟。

搞运输、搞装卸，基本上可以算是我的强项。父亲解放前是在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当头，熟悉驾驶技术，解放后，进入运输公司工作，开车。在当时，驾驶员紧缺，会开车的人很多单位抢着要，可是，当带出一批学员之后，再让一个“阶级敌人”掌“盘子”，便有人觉得不放心，也感觉不利于对父亲这样的人进行改造，于是，将父亲略为转行，由开车变为拖车。开车拖车一字之差，却把我们兄弟害苦了。俗话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父亲改行后，长处变短处，劳动效能大打折扣，一个人的工作，往往要两三个人才能完成，于是，累及我们兄弟从小便就跟在父亲的身后推板车。当我到了十二、三岁时，情况便起了变化，变成我在前面拖板车而父亲则沦为“帮老倌”在后面推板车了。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时侯的我，装卸百十来斤一包的水泥、拖千多斤一车的货，对于我来说已不是难事了。

曾经听人讲过一个这样故事，在此聊以自嘲：有个人对别人说，我爷爷那时，只怕身体有蛮差，随到哪里去，都要人抬起走；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人就显得身体硬朗些哒，要到哪里去，自家能够走起去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好结实，抬个把人，随到哪里都可以打起飞脚走！

而这个时侯正在移山、治河、造田的我，比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抬轿子的后生还要“硬朗”。与我搭档的功益，个子高高，人长得端正，却偏与我一样都有个臭脾气---爱虚荣。在我的带动下，俩个人做事干劲足，动作麻利，不几日，便将工地上的流动红旗插在了我们的木轮斗车上。

收工的哨子吹响之后，人们陆续来到设在大队部的厨房。厨房的案板上，摆着大钵大钵煮熟的南瓜。走头的人端起一钵南瓜，放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不分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席地而蹲，满八个人就开餐。

如果呷饭时有人嫌尽呷南瓜伙食不好，遇上年纪大些的人，就会苦口婆心淳淳教诲：当年我们在某某地方做事时，连南瓜都冒得呷，就是在溪滩里捡几粒小卵石，洗干净放在碗里拌点油盐。呷饭时，扒口饭，夹粒卵石在口里汲一下，便觉得有滋有味，哪像你们现在这些人，呷南瓜还不知足？有了这样的传统教育，以后每当吃饭，那些嫌伙食差的人，便噤若寒蝉。

但是当领导的不是这么看问题，认为还是需要体恤下情。所以，偶尔也会命人找个深水塘，往里面丢几筒炸药，将那些潜藏在岩潭深处逍遥自得的鱼儿，“翻”几条出来为大家改善生活（但僧多粥少，仅满足于“君子尝滋味”），或者是一、两个月杀条猪，让大家感受一下“一平二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注：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及财产。）

第一次享受这种优越性，我就受了教育。那天听到说工地“打牙祭”有肉吃，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从过年试了肉味，到现在过了十来个月，肚子虽没得胃溃疡，却早已得了“胃亏肉”。当一钵南瓜一钵红烧肉摆在地中央，八个人围拢来以后，开餐进入正式程序。可是呷饭时，人们的筷子，一直都是伸向南瓜钵，对肉钵子似乎视而不见。我尽管“喉咙里伸出了手”，但也不敢造次，只能随大流而行。终于，有人提议夹肉吃，于是每个人都将筷子伸向早已瞄准了无数次、肉的它子稍大一点的“目标”。一团肉进口，哇，好香，好油，好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忽然眼睛一扫，噫！怎么有大部份人的肉都夹在碗里没吃？旁人见我惊疑，说：“等下带回去给我小伢吃。”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在心里责备自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呢？因此剩下的三团肉，我找了张纸包好，摸了几里路的黑，送回了家中。

大队搞的这个“移山、治河、造田”工程开工后，便规定除了六都坪、王家坪这些附近生产队的人员可以住在家里，其他的人都必须住在大队为这些人腾空的几间房屋内，以免路远误工。所以一到晚上，原本荒凉的乱石滩便史无前例的热闹起来。打牌的、挑花的、补衣的、哼戏、唱歌的、讲古的，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尤其是打百分、争上游：或是纸条条将脸贴得像个“无常鬼”，或是夹子夹得耳朵根子发红、发紫，若是有人“赖皮”，几个人揪得一团，笑声、闹声，声声振耳。

我虽然也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因为出身成份“高”，一般的年青人羞以与我为伍，怕与我过分接近会影响到他们的前程。所以，更多的时侯我都是猫在一些老年人的背后听他们谈天说地，听他们讲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而这些随意的聊天，却为我本闭塞的视野打开了一扇“天窗”。

连续晴了一段时间，这天老天下起了雨，工地上被迫停工休息。闲来无事，我上住在附近的功益家走走。

进门，功益正在打草鞋，他母亲坐在火塘边补衣服。大家打过招呼后，我看见功益旁边还放着一捆没捶的糯谷草，便顺手拿起旁边的木捶，一边捶草一边和他母子闲聊。功益的性格比较敦厚、木纳，相对而言他的母亲倒有几分精明、精致，只是岁月的刻痕，却过早的爬满了额头。

我问功益：“你爹呢？”

“我爹到张家滩我姨娘家还粮食去了。”

“还么粮食？”

回复 1# 潇湘之子

“今年五荒六月的时侯，我家断顿了，在我姨娘家借了几十斤苞谷籽，趁今朝落雨得空给她们还回去。”fficeffice" />

“哦……！你有几姊妹？”

“我下面还有两个佬佬（弟弟）两个妹。”

这时功益的母亲插话说：“你屋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说：“五个。”

“你是第几个？”

“我第三。”

“你是哪年的？”

“我是五六年二月的。”

“五六年二月？我功益也是五六年二月，你是哪一天生的？”

“我初七。”

“你与我功益是同一天生的。”

“真的？！那我们是‘老庚’睐！”

“老庚”在当地的风俗中，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缘分，几可与兄弟、亲戚的关系相提并论。可是，我的这个热情、积极地提议，没有得到母子俩响应，他（她）们像没有听到一样默然。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她）们肯定是希望与我、与我的家庭背景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我赶紧岔开话题，稍坐片刻便借故离开了。

从此，除了狠狠地做事，我将心门厚厚的关上了。不久调我去抡大锤打炮眼（炸药、雷管之类是不让我挨边的），我与功益的搭档也就结束了。

这天吃晚饭时，管伙食的明炬拿着一张欠粮名单在席间宣布，我排在第一名。第二天，我便请假回家拿粮食。在队上仓库支了一百斤谷挑到山下的水碾碾完米后，队上出工为油菜苗薅草锄土的人已经歇下午气了。

早就听说福叔这一段时间病得利害，放下担子，我便到福叔家去看望。

刚走到他家的禾堂坪里，就看见家仁正拿着一根棍子在轻轻地敲着蜂桶驱赶着桶内的蜂群，准备取蜂蜜。山里人养蜂没有什么讲究，既不用蜂箱，也不用蜂隔，就是一个圆木桶将蜂王和蜂群扫进桶内后，倒扣在石板上或木板上，便不再搭理，任其自生自灭。如果留得住蜂群在里面筑巢产蜜，便是财神菩萨保佑---有命；如果蜂群跑了，则是抱着财运未到，莫急的心态。取蜜的方法也简单：首先拿根棍子在蜂桶上轻轻地敲，将蜜蜂赶出来后，翻转桶将里面的蜂巢割出来，放在锅里加热后，用从棕树上剥下来的棕制成的棕网滤去蜂腊，就可送到供销社兑钱。所以，有首山歌是这样唱的：

一莫急来二莫忙，

慢慢敲桶取蜂糖。

慢慢敲桶得糖吃，

慢慢恋妹得久长。

福叔与绪保叔是兄弟。兄弟俩共住着祖上留下来的这一幢已有点歪斜的老屋。福叔的大儿子家法结婚后，老屋让给了儿子、儿媳，福叔老俩口便带着小儿子家仁搭了个偏厢住着。

进门后，屋内有点黑。我站在门口对着躺在床上的福叔问了声：“福叔，好些冒？”

福叔有气无力、声音惨兮兮地答道：“冒---哦！”

我走近床边，一看，让我都吃了一惊：原本身材魁伟、壮实的老头，个把月不见，如今瘦得大腿没有膝盖粗。真是：好汉只怕病来磨！

我关切地问福叔：“找人看过没有？”

“前阵子他们俩个伢儿把我搞到张家滩卫生院去看了，冒看出么个名堂，开了几副药，吃了也冒见效。么（这）不，家仁取了蜂蜜后，卖了，还准备带我去张家滩卫生院去看看。”

“吃饭还吃得多不？”

“每餐吃颗颗（点点）子。”

正在我搜肠刮肚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眼前这个老头时，家仁的瞎子娘背着她的小孙女进来了。听见我在与她老头说话，便问：“祥生你何前间（什么时候）回的？”

“我早晨头就回的，上午在队上支了点谷，刚才到下面碾米才回来。”

“在大队工地上做事恼火（辛苦）哦？”

“还好。”

“唉！你看我家仁他爹得了这病如何煞角（得了）哦。”

我安慰道：“婶娘，冒事！哪个不得病？福叔身体一直都好，熬过这一段就会冒事的。”

过了不到半个月，一天家仁忽然跑到工地对我说：

“我老儿过了。”

“唉！不会吧？”我吃惊地问道。

“是真的，今天早上天冒亮过的。我特意来把信给你，想要你回去给我们帮帮忙。我还要到别处去把信找人帮忙。你请假后就赶快先回去，好啵？”

我赶忙答道：“好，好，好！”

回到家后，我找到主事的家法，要他看给我安排做什么。家法想了想说：“挖墓坑我已经安排人去了……干脆你帮我到队上支陆拾斤谷去碾米。”

回复 2# 潇湘之子

我便按照他的安排，在队上帮他支了陆拾斤谷，挑到六都坪水碾碾好。回来刚把米用风车车完，准备收场时，家法走了过来。站在箩筐边上看了一阵，想起这么多人帮忙，这点米肯定不够，于是将车第二道车出来的的那些碎米粒和谷壳蒂子，统统又倒回米箩中。fficeffice" />

山里人辛劳一辈子；辛苦一辈子，对于生前的穷困饥寒，无法改变，逆来顺受；而对于“百年”之后“一劳永逸”的“千年屋”，则还是蛮看重，极早便着手准备。得取材之便，棺材都是选取十根上乘的大杉木圆筒（盖三根、底三根、两边厢板各两根）、两头的档板，由整块的杉木树蔸做成。做成后的棺材，呈前高后低，周遭圆鼓形，显得厚重、气派！

出殡的方式更是特别：由于山道狭窄，不可能像一般的地方，一副棺材一根杠，前后八个人或十六个人抬---而是在棺木两边各绑一条杠，选四条“硬汉”，前后各两人，呈一字形在杠内抬着这千把斤的棺木走。遇上翻山越坎，在棺材周遭箍一条大绳，几十个人像拔河似的往上拽；抬丧的人便往后直挺挺地硬着腿蹬在陡壁上像走平路似的一步一步往上走。棺材两边护卫的人则举的举、托的托。碰上“拔河”的与抬丧的是“哥们”，也会纠集几人来点“恶作剧”，拔两步手一松，抬丧的人便像“倒柴”样的往后退。惹得抬丧的人在下面“日（骂）娘”，若是碰上几个嘻皮笑脸的，再骂再松，反正不敢把棺材撂了。这时，只有孝子出面伏在棺材下面，人们才不敢造次。

当我们的福叔念念不舍地告别了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人世后，过了十来个钟头，他的亲友们便让他“落土为安”了。

可是，在接下来犒赏这些送了礼、出了力的亲友们吃“抬丧饭”时，让这些面对亡人没有动容的亲友却对碗中掺了谷蒂子的饭个个苦了脸，本来能吃三、五碗饭的人，勉强“吞”了一、两碗，便离席而去。从此，人们在怀念福叔的同时，便又多了一个话语增长点---那狗日的家法，算盘打得真精，他老儿死了为省几粒粮食竟搞起那些掺了谷蒂子的饭来糊弄这些亲友---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