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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沙龙四周岁了。我怀着激动了心情参加了这一盛会，最让我高兴的是“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人”——烦言不赘。

  公共知青沙龙是我最喜欢的沙龙，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会被代表，被协商。“和谐”二字，就是一“口”一“禾”，人人有饭吃；“言”字加“皆”，人人皆言也。试看今日之天下，非洲除外，吃饱饭者多，自由表达者少。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过，为自己挣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所以，千万别小瞧了我们的每一个小帖子，每一个小点评。正是有知青沙龙，徽风色影这样的团体，才让我们的公共空间不那么荒凉。这样的小细胞越多，社会就越健康，越有活力，越有创造性！此实公共知青沙龙“公共”二字之深意存焉。 

   《常识》是我认为本年度最有价值之书，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况孤本难舍，就选了唐德刚的《史学与红楼》，被樊立慧抽到了。唐德刚的书见着就买，盖无遗漏，不想买了两次！其不可磨灭之崇高价值被我认定了两次！这也是我读书的特点，不求甚解，但求快意耳！

   收到了张铮苗同伟伉俪联袂签名之书，谢谢啦。

宣传文案：公共知青沙龙

借贵版一块宝地，望斑竹保留数日为感——



http://blog.imedia.com.cn

作者：盈袖

Imedia——公共知青沙龙网站终于初具规模了。你乍看上去，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团队博客。然而，你将鼠标滚轮转动下去，你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博客的汇聚。它有着令人动容的纪实性社会评论，还会有让人开阔眼界的广告创意与设计，它也会慷慨地给予你上传图片的空间；你经常还会看到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记忆与小说，当然，你还会听到值得珍藏的精典歌曲，看到如春天般漂亮的姑娘。即便时间在流淌，精致却在沉淀，很长时间以后，你仍将乐意打开。有时候，是你在线阅读小说连载，有时候，却被某个对商业界的评论吸引的不知所措。——对，它即非文学又非经济媒体，它就是这样一个无需界定性质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公共知青沙龙”。

沙龙，“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每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任何一个搜索，你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解释。我们不是也无需戏剧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你还有着些许追求些许兴趣，喜欢网络，喜欢为一两句让自己偶尔心动的话，音乐或者某个用错了的符号说上一两句，那么这里，你会喜欢。

在网站形式上，公共知青沙龙力求简洁，目前这个网站版本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内容上，这个“客厅”试图并希望将最富个人特性的写作、报道、音乐或是摄影、图片交替摆放，客厅的每个方位都会充斥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总有一个方位适合你（呵呵，不小心广告了一下）。

一个网站其实就是一个个体生命——它诞生、成长、最终形成自己或平庸或鲜明的特性，就像所有注定不平凡的新事物一样。总之，公共知青沙龙无意于在形式或是写作本身上进行炫耀式的表现，它只想将那些志趣相投者汇聚成堂，交流聊天，分享影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真正渴望的是，能让你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疲倦和匆忙所忽略的事物中原来蕴藏着如此的乐趣和妙不可言。

最早是沙龙的章玉政同学说，这书不错，网上已经断货，如果要买，某街某角落某小书摊细声询问某老头或某老太婆，或许还有压仓存货。他是写书的，自然善读会挑，也有自己的隐秘渠道。再看各大2010年的最佳图书榜单，《巨流河》更是高居前茅。

文本是从网上荡下来的，一口气读完了，没付一分钱。有些对不住，又自我宽慰道，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以商业利润为原始动力，读者一路唏嘘，掩卷后一声长叹，在共同的民族苦难面前，你说不清楚谁更幸运，谁更不幸，恍惚迷离间完成一次有些痛感的精神洗礼，这应该就是应该是耄耋之年的作者齐邦媛教授的最大心愿了。

《巨流河》，书名类似的海外华人作品很有几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或许，也包括胡兰成的文化论著《山河岁月》。为什么这些大作家大学者都丧失了想象力，不约而同使用了同一个意象——江河？这一意象的学术升级版，应该就是唐德刚的中国“历史三峡论”吧。

其实，一旦洪波涌起，任何个体只能随波逐流，随风乱窜。只有奔流的江河才能衬托浮萍孤蓬之渺小与无奈，这与其说是文学修辞，不若说是直白感叹。《巨流河》书中有一小标题“渡不过的巨流河”。“渡不过”，是郭松龄反叛失败的转折点，又何尝不是铁岭齐家命运河流诡谲莫测的隐喻。

齐邦媛说，“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逝者如斯夫。川上写离乱，哀黎民，叹兴亡者，如黄仁宇，唐德刚等，都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学生，流亡，放洋，成为学者名流，一部恢弘壮阔，而又幽微惨淡的奥德赛苦难之旅。

巨流河是辽河在清代的称谓，是作者的母亲河。河流寄托着家乡的思恋。“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每个人的家乡，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大写意的大江大河，黄河青山，一个命运共同体。

以往相关题材的大陆作品不多。要么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为代表的文史委员忏悔型书写，要么就是《高玉宝》一类血泪控诉型，读起来“慨而慷”，有宏大快感。熊培云说，“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痛感，是包括《黄河青山》、《大江大河1949》和《巨流河》的通感。

我的一位初中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说过他两个舅舅的故事。村口招兵，弟弟内急上茅厕，提着裤子追出来，哥哥已经跟前一拨队伍走了，幸好又来了一队人马。一样的旗帜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打鬼子。结果还算好的，都活了下来，只是一个在台湾，另一个在大陆。宏大的历史叙述早已叠梁架屋，而无数小人物的“微历史”则则湮没不闻了。如今，“微历史”的复活，显然为历史的“保鲜”和反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手段。

没有花哨的文学技巧，以时间为主线，齐邦媛的女性笔触别有一分典雅素净。前半部分看饱颠沛聚散，痛感弥散中，又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而后半部基本上是自己的学术自传，略显单调。

有好些痛感强烈的“痛点”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她与张大飞的夹杂着朦胧情爱的友谊。张大飞来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我想起中学课本中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奥登《名人志》中说，一先令传记给你全部的事实。又有西方评论家云，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不错的，《巨流河》为证。

观念摄影，现成的概念，是一个大菜篮子。以“开放”为一类摄影风格冠名，则是我的奇想，源于作为一个摄影围观者，在徽风色影、公共知青沙龙等合肥几个摄影网络社区里的游逛感受，特别来自谢泽和王里宝的作品。

寒风起，雪花飘，泡澡的季节又来到了。唏嘘着哆嗦着路过徽州大道上的包河浴池，不觉遐想，还能像早年那样，进去泡一泡改多好啊。不是不能泡，从洗，到保健按摩，门头光鲜一点的浴池都可以提供，问题是，肯德基和老母鸡能一样吗，菜还是那道菜，味早就不是哪个味啦。

 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社会，单位大院都有自己的澡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狭小的更衣室里最多啃一个水果，喘两口大气，于是，上街泡澡堂，就有了超越“洗澡”的文化意味。小时候，如果我跟老爸去三孝口的新泉浴池洗澡，那就说明要过年了。

一溜排，或是几溜排的躺椅，小衣服塞在旁边的柜子里，大些的，服务员用杆子挂在高高的墙壁上。收澡票的工作台上挂着一排手表，那是洗浴客人寄存的贵重物品。女人似乎还有淋浴，盆浴的选择，男人就洗矿泉浴。哪来的矿泉？这显然是哪个既实在又厚道的年代，最有想象力的诗意夸张了。洗完澡，出门就是黄山理发店，橱窗里摆着发型模特的照片，西边紧挨着的是黄山照相馆。这些都是饮食服务供公司的下属单位，成龙配套，布局合理。

  在新泉，飞凤，胜利等市内的几家国营浴池中，包河浴池并不突出。能够后来居上，一是名称上占便宜，有本土元素，二是位置不错，三孝口作为商业中心莫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四百楼是合肥唯一的闹市口。很可能主管单位也想创建一个窗口示范单位，舍得投资装修，与时俱进，一种低调的奢华，包河就成了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式浴室的头牌。

儿子一两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孩子外婆家，包河边上，周末一家人穿得更大棉球一样，带儿子去洗澡。门帘一掀，热气蒸腾，带眼镜的有些麻烦，看不见了，得摸着走，小半会儿，镜片上的雾气蒸发了，你才重新看到这个温暖如春的美丽新世界。洗完后，出门，过道里常有一家子以性别划分的一半，头发湿漉漉，人面桃花地等待另一半。

  后来搬家了，我还是喜欢去包河，有人是别人约我，有时是我约别人，或者就是心照不宣，在老时间，老地点，大家就袒诚相见了。和当下弘扬洗浴文化的“洗浴中心”相比，老浴室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你可以躺着，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年轻小姐来搔首弄姿，先生，作脚摩吗？

你和兄弟在一起泡澡通常是相互擦背，绝不会像现在人那样立马想到“断背”。花三五块钱请浴池的师傅擦背有些奢侈，但并不过分。如果是两人一起来的，洗好上来，接过堂倌扔过来的滚烫毛巾，一边擦，一边豪爽地喊，老大，两杯黄芽！你的兄弟边丢过来一只香烟，又丢给堂倌一只。堂倌把烟夹在耳朵上，一边拖出长腔——好叻！

两元钱的茶叶，有钱的不掉价，没钱的，也支付得起。但凡点了一杯茶，你似乎有拥有了无限续杯，从早聊到玩的权利。但这只是潜规则，在客人很多的情况下，不用赶，大家自会提高效率，过足神仙瘾，尽兴而去；人少的时候，自有一些老杆子们和伙计聊谈，不至于太清闲。

  听讲二十元一局，也搞不清是咋回事！几个老头说在马路对面的地下室，海南人开了合肥第一家的保留球馆。生意不错。泡完澡吹个头，然后去打保龄球，时尚潮人。

  我和兄弟都没有那个消费能力，也没那个兴趣，我的兴趣是要做一件大事！96年我在一家化工企业做销售，出差长沙，街头都是做槟榔的，疑惑之下，财心大动。那个冬天，我的槟榔方略就在包河浴室里孕育而出。如今，在小街巷里看到槟榔的小招牌，还是我当年的麻雀战，不成气候，但愿这些小老板们还能赚点，这样我也能以先烈自诩了。

车站码头，茶楼酒肆澡堂子，从来都是浓缩的社会和江湖，更像是信息服务器，常泡澡堂，一则卫生健康，二来也交朋友见世面。还是96年，我去亳州出差，洗澡。几个引车卖浆者流，一阵下流玩笑过后，争论起了曹操，引经据典，穿插戏文，听得我耳朵高竖，感慨不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污染了基因还在，当年魏武帝就是这口音，这神态！

包河浴池的堂倌都是两班倒，有一位叫大背头的和每个常客都像兄弟，大家很江湖地打招呼，彼此都挺有面子，有派头，也有些小实惠。生意火爆时，他会安排你插个队，如果安排不了，你也不好意思去其他的更衣休息厅。我通常直接在堂倌手上买票，一图方便，二也有讨好的意思。

包河浴池换私人老板后，就没有去过了。前不久在大街上还碰到过碰到大背头，被两个女人左右牵着，应该是老婆和女儿，老婆很漂亮很时髦。当年，他可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哥，现在，舞台没了，是否也有过气明星的寂寥呢，从那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上看，不像，过得很滋润，毕竟不是那些“被退休”的领导干部。

不是爱怀旧，这世界变化快！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熟悉的参照物在迅速消亡，这是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根本原因，熟悉的堂倌，熟悉的热毛巾，熟悉的浴客，熟悉的大门帘儿，熟悉的那种人腾腾的感觉。脱离了这个熟悉的环境，我们必然要支付新的心力去适应新的参照物，无力感，失落感乃至焦虑感和挫折感，油然而生。

。

以前，长江路上有一个张顺兴号，食品店，后来，上面是红楼茶室，楼下是佐丹奴服装店，长江路改了几次，这座小二层楼的面貌和用途也在改变了几次，我觉得，只要这个“锚”还在，长江路就没有变。

还记得张顺兴老红楼的，都是老合肥。曾在包河浴池泡过澡的，都是我兄弟。

 如果两项记录都为零，支持沙龙，是沙龙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好兄弟。

80年代我在合肥一中读书，经历了一两次外事活动。

  有一次是一个朝鲜代表团来访。上课时间，一队身着簇新灰色西服的客人在洒满落叶的校园内参观，女士着短裙，肉色袜。胸前别着徽章，很拘谨严肃。当时，《摘苹果的时候》涂抹的朦胧色彩还没有戳破。朝鲜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还挺招国人羡慕。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中排球队与日本久留米青少年排球队的排球对抗赛。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２日缔结为友好城市。

 当时，以小鹿纯子为代表的一批排球女将打球技巧魔幻化，风行一时。有条件看电视剧《排球女将》的同学不多，但在校园打闹中，总有人念念有词，“晴空霹雳”！“流星赶月”！

 在初二的时候，班上转来了两位体校生，很白很帅，比我们普遍高一个头，关键是，能弹跳扣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校排球队的主力，天天训练。直到大半年后，久留米市议会副议长金栗寅男率久留米市青少年排球队一行25人来合肥时，才“用兵一时”。

日本人快来时，我们非球场队员也排练了几次。练的是夹道欢迎。从一中校门到长江路口，列队，举旗子，喊口号。日本人来了，乘坐一辆大客车一溜烟就进了学校，短暂参观，而高潮，则安排在晚上，省体育馆比赛排球。

  几百号人集中在篮球馆，黑压压一大片。我兴奋，紧张，也很憋闷。大家都盯着入口。忽然，一个脑袋出现了，全场起立，轰然鼓掌。随即，靠门边的人群一阵松懈，原来，是一个体育馆工作人员。没过五分钟，又一个脑袋出现，又是全场起立，轰然鼓掌。但一会儿，又松懈下去，原来，出现的虽是日本脑袋，却是领队的“火力侦察”。起立、鼓掌、坐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是者三，日本人才真正进场。

疲惫中想起汉奸们在鬼子面前的“哈伊，哈伊”，难以名状的情感在内心膨胀，那就是屈辱，惶恐，无奈，愤恨的混合物。

结局如何是彻底忘掉了。记住的是，海林同学在散场后在厕所滑摔了一下，他反应很快，唰地又弹了起来。我是怎么会家的？出租车？不可能，走回去的？也不可能。那么，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坐公交。

  现在我们反思举国体制，奥运金牌越拿越多，国民体质却越来越差。据统计，2000年到现在，中日韩三国的耐力，柔韧性，胸围身高比等青少年身体素质考核指标记录中，中国人是垫底的，下滑很快。

   从甲午战争开始，我们和日本对抗了这么些年，如果再来一次战争，靠面子工程逗自己玩，我们能胜利吗？

 我指的是早期“华尔街”，而且是合肥的。

“老母紫”抖落掉了身上的晦暗与土气，以前所未有，以异乎寻常的摇滚气势横行于合肥乃至安徽的电视荧屏。是集体怀旧？还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还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还只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潜行着怎样的现实逻辑？

         “好大事”，好大一块臭豆腐

“我忙伤的了/我忙屁的了/……就是为了个房子/人家虾们有信用卡刷/我家虾们把碗刷”……“从肥东到肥西啊/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咪好小酒就想哭/老婆问我你可有事啊/其实能有好大事啊/该搞轰个搞轰个。”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摆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发明——电视遥控器，猝不及防，“飘乐队”的MTV《好大事》热烘烘地劈面而来，乐手们舞动着乐器肆无忌惮地在你面前恣意发飙，牛鬼蛇神一般，我顿感胸闷气短，耳鸣眼花，肠胃异常。赶紧换台，喝茶。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感觉。

如此遭遇几次，才渐渐接受，甚至听全了他们吼叫的是什么词儿。这真是一块超级臭豆腐——有的食客天然地引以为奇香无比；有的久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继而沉醉成瘾；但也有人终生过敏，吸入几个气味分子就情何以堪，掩鼻暴走。

“我忙伤的了/我忙屁的了/……就是为了个房子/人家虾们有信用卡刷/我家虾们把碗刷”……“从肥东到肥西啊/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咪好小酒就想哭/老婆问我你可有事啊/其实能有好大事啊/该搞轰个搞轰个。”

王小郢菜地的肥沃芬芳，青年村垃圾的腐败发酵，宁国路龙虾一条街的辛辣刺激，城乡结合部小发廊的妖冶暧昧，螺丝岗高墙内小痞子的流里流气，因拆迁补偿而一夜暴富的不可一世，放浪堕落中的空虚苦闷，在绝望中反戈一击的男儿雄风……林林总总，飘乐队的“合肥好大事”宣泄的是城市化浪潮推动的早熟发育中，城市的心理成长远落后于骨架膨胀的痛苦错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但是，因为使用了合肥方言，因而更具地方特色。尤其是俚俗的底层小市民语言更起到了超越文字修辞的效果。点睛之笔——好大似（多大点事）！——睥睨一切的粗砺反叛，让我想起当年崔健唱的“一无所有”。

套用歌词里的话，这个“好大事”真是俗到家了，俗“伤的了”，俗“屁的了”（此话从此我不说第二次）。用时下流行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眼镜观察一下，似乎都粘点边。但又因为俗“伤的了”，反而具备了一种超拔的脱俗追求。通常，“俗”的主体是犬儒的，现实的，摇尾巴的，有着强烈而明确的物质目的，但是，“好大事”媚的是合肥小众，其骨子里带有强烈的身份自尊，进行的是一场具有文化意味的野性颠覆。

最“老母紫”的合肥方言，经过摇滚乐的快速发酵，让一块普通豆腐变成一块超级臭豆腐。正是“好大事”这块超级臭豆腐，引发了我对于“老母紫”所代表的合肥方言电视节目近年来悄然兴起的关注。把电视遥控器一摇，合肥话不断。“飘乐队”的“好大事”不过是他们的招牌，代言人和急先锋。“老母紫”的归来，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颇成规模颇成建制了，不再是一股暗流，而是风生水起，颇有气象了。

       “老母紫”横行荧屏

合肥像面饼一样越铺越大，像树林一样越长越高，但你看看充斥地方电视台的“老母紫”的口音，看看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说着地道“老母紫”的活宝们，还真有一些错愕的感觉，在相貌上合肥越来越像大都市了，在气质上，合肥越来越像小县城了。

和许多合肥土著一样，我出生在合肥，但“土”层很浅，实为移民第二代。

在我的中小学校里，说合肥方言的不多。去外地上学，在集体文艺活动中，在不乏善意的取笑，或者不乏取笑的善意中，总则被怂恿说那句经典土话，“从肥东到肥西（丝），拎了一只老母鸡（紫），拎和河里洗一洗（死），除了鸡毛尽是皮。”合肥方言，像是上天赐给合肥人的天然才艺细胞，如同安庆人总被认为天生就能唱黄梅戏，总被起哄“来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一样，因为它的非实用性，才具备了供人品赏的稀罕性。

合肥方言之妙在于少而精，像是给猪肝汤里撒些味精，能起到提鲜的效果。早些年周群主持娱乐节目就不时蹦出几个合肥土话，戏谑，机智，也显得很亲民，颇能赚的粉丝的欢心。但不知从何时起，合肥方言的戏剧性舞台效果从私人聚会、文艺演出等小众场所走向了大众荧屏，而且“剂量”越来越大，有把味精当饭吃的架势了，难免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大话娱乐》开播，老徐首开先河，用合肥方言插科打诨，一时赚足了眼球，也赚足了争议。不管节目内容如何，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一招显然是成功的。室内情景剧《我爱饭米粒》中的大家庭，不只说合肥一种方言，也说安徽本省其他的代表性方言，显然是要讨好不同城市观众的收视胃口。

前两天看电视无意中又见到老徐，合肥腔比之前淡化了很多。这显然是长期以来与市场，与观众相互磨合后的自我修正，但他当年石破天惊的示范效应却在合肥的地方电视节目中发扬光大了。合肥方言类节目有室内剧，还有说故事的，有讲新闻的，五花八门，不一二足，共同特点则是原汁原味，“气味较重”。

合肥像面饼一样越铺越大，像树林一样越长越高，但你看看充斥地方电视台的“老母紫”的口音，看看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说着地道“老母紫”的活宝们，还真有一些错愕的感觉，在相貌上合肥越来越像大都市了，在气质上，合肥越来越像小县城了。

                    是文化传承还是产业创新

循着“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倒推一下“老母紫”的复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它的“土”。因为“土”，才能“紫”立鸡群，才能打动审美疲劳的观众的眼球，才能让麻木不仁的广告商解开钱囊。

随着合肥土话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上的卷土重来，有关“老母紫”的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反对派居多。

“那个《天天呱蛋》里播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市民们多年来的实际语言，凡是在合肥市出生长大的，没人说这些肥东肥西话的。而现在这个节目把“老母紫”冠上合肥话来兜售，混淆了视听，外地来的朋友不知道，看了还真把这些肥东肥西地区的方言当成我们这个城市的语言，觉得很低俗，搞的让人很受不了。”这类网友的意见颇有代表性，最后的诉求是，“电视台请不要强奸观众的收视需求”。

其实，肥东，肥西，合肥城内的方言差异不大，即便有差别也是一个血统，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试图从细枝末节来为合肥话辩诬，显然没有必要。问题的关键是，在合肥人的日常生活中，“老母紫”到底有多大的活力？

在与合肥同通等级的省会城市中，南昌、武汉、南京、济南、杭州等，每一个城市都有扎根于本土城市传统的主流方言或腔调。而合肥不同，你在合肥街头听不到合肥话！因为合肥的主流人群并不说所谓的合肥话。电视上的合肥话节目，与其说是继承传统，不如说是在做另类创新。

合肥方言的式微，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第一波城市化浪潮的必然结果。因陡然成为农业大省的政治中心而带来人口增长、城区扩大，五湖四海的新移民操着南腔北调，原来的小小城垣里的合肥方言被淡化弱化，在各地方言和口音的大熔炉中变成了一个组成因素了，像水溶与水那样，有机地消失在新的合肥话主旋律中去了。当下，合肥人说的江淮普通话就是合肥话，凭借这块水土化育出来的口音，合肥人能在异地他乡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老乡，凭借的就是这样的合肥口音。

“老母紫”在荧屏大行其道，自然可以理解为文化传承，但是，这样的“复兴”，缺乏坚定的现实基础。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复苏了死亡了上千年的古希伯来语，以作为民族复兴团结的精神纽带，而作为一个新兴的以国际化大城市为目标的省会城市，有没有必要在第二次城市化浪潮中，去回复在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所遗存的方言碎片呢？

循着“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我们可以倒推一下“老母紫”的复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它的“土”。因为“土”，才能“紫”立鸡群，才能打动审美疲劳的观众的眼球，才能让麻木不仁的广告商解开钱囊。

老母紫不过是一块三菱镜

  与茶相比，咖啡似乎很洋气，但想起英国绅士雷打不动的下午茶，茶变就有了高贵的意蕴。当年我在海南打工，那些老市民总爱露天茶，非常逍遥。走近才闻到香气，原来是咖啡，顿时觉得有些怪怪的。

说白了，方言不过是一个三棱镜，投射的是一个方言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的总和。

    老母紫到底土不土？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比照另一个个问题，上海话为什么那么洋气？

记得小时候，父母单位大院里的那些上海人只要在一起，就叽叽咕咕说着洋气的上海话。就像是列宁描绘的国际歌的神奇功效，凭借舌尖上的印记，上海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同志中的同志，形成了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体。上海人和本地人交流的时候，又能顺溜换地改换到普通话频道，大方而得体，但那种上海口音依旧显示他们来自另一个文明星球，这个星球上生产大白兔奶糖、漂亮衣服和华美的大楼。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合肥人——最值得骄傲的那么一部分安徽人，走在上海大街上，还是带着乡下人的畏怯顾盼，囊肿羞涩，口腔更羞涩，张嘴问路都担心招来鄙夷的目光。在上海人眼里，北京人都是乡下人，何况合肥人？

如果说上海腔曾经有意无意地伤害过“老母紫”，那么，现在上海话的式微显然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近来很多人都去上海看世博，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眩晕感，虚弱感了。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合肥也有，何况合肥人去为上海人送钱去呢？上海的精英阶层早已不在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团体了，早就五湖四海。

有一老旧的段子说，上海最核心的圈子是说英语的，在往外是江浙口音的，而城市边缘可能才是说上海话的。被高房价驱逐到郊区去的上海人，虽然在文化上还潜藏一种隐秘的贵族心态，但是，上海话产生的隔膜同样成为获得更大商业利益的隔膜，务实的商业化都市里的上海人总能做出聪明的选择的。

在八十年代，除了外语，直舌头说话的广东很牛，谁的舌头大谁就像是南方大老板，因为广东人有钱啊。再上推几十年，广东话更牛，民国时期定国语的时候，普通话和粤语的票额仅仅之差一票，因为广东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的革命家有权啊！语言是政治影响力的折射，可见一斑。

“老母紫”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再上推几十年，由于湘军和淮军集团的兴起而成为显赫一时的官话，那时的合肥话，是身份的象征，是官场谱系上的天然脉络。段祺瑞两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合肥那些沾亲带故的人，闻风而至，涌入京城，找他求官谋职。段祺瑞和李鸿章一样，只要来人能讲标准合肥方言，不论亲疏，不问生熟，大小都给安个官儿，或是给碗饭吃。当时，曾有民谣讽刺说：“会讲合肥话，就把洋刀挂”、“总理哄东西，小兵老抹资”。

  与茶相比，咖啡似乎很洋气，但想起英国绅士雷打不动的下午茶，茶变就有了高贵的意蕴。当年我在海南打工，那些老市民总爱露天茶，非常逍遥。走近才闻到香气，原来是咖啡，顿时觉得有些怪怪的。

说白了，方言不过是一个三棱镜，投射的是一个方言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的总和。“老母紫”的反叛，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现象。它的背景就是合肥滨湖大都市建设惊涛拍岸，城市边缘群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悄然崛起。

郊区“老母紫”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拆迁红利”的享受者，成为新的城市户口，他们的购买力和文化自信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爆发式增长。郊县的“老母紫”城镇作为卫星城镇日益与核心城市融为一体，城市一体化必然带来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一体化。

“老母紫”不再只是一个乡音群落，而是一个细分市场，他们的志趣就成为商家的选择。

     “老母紫”群落的边缘状态，决定了它并不具备文化主体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反叛”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实力。它的“反叛”，是被真正具有文化反叛精神的城市青年（例如飘乐队）冒名顶替的，是被市场化生存的传媒刻意迎逢的，是被广告商终极买单的。“反叛”，不过是一场盛宴。

                         “老母紫”是一种乡愁的代偿物。

  “老母紫”的流行，是集体怀旧，也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也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也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其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土著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的上升。

一位朋友说，下班回家，累得半死，看看电视上的“老母紫”活宝，小树呀，小许呀，阿凡呀（本地电视台的特约嘉宾或支持人），还是蛮“得味”的。还能感受到合肥的气味。一出大门，上高架，下隧道，和任何一个大城市每什么区别了，有时不免有刹那的迷失，这是我的故乡吗？

   朋友的话对我也有一些触动，觉得我的“三棱镜”说，有些太现实太物质化了。的确，作为合肥土著，我刚接触到“好大事”的时候是要掩鼻暴走的，现在，有时看看“老母紫”活宝们，不觉嘴角莞尔一翘。如果失去了“老母紫”——这个最合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城市的市井气息就淡化了很多，他将来可能只是一个大城市，一个面目更加模糊，腔调千篇一律的，既乏善可陈，也乏“俗”可陈，没有坏味道，也没有好味道的城市。

   无论这个“老母紫”是否是老合肥的“老母紫”，也无论这个“老母紫”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的生命力，在他身上依附着多少商业的图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老母紫”是对城市化浪潮的一种反浪潮，是一种乡愁的代偿物。

    反对派的道理很充分。“合肥方言电视剧，娱乐节目等也许深受当地观众朋友们喜欢，但合肥以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是否会接受喜爱这种方言？电视台是否尊重了 他们的需求？是否征询了 他们的意见？”，“这是强奸民意”。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一通“正义的怒气”实在有些自伤肝火，与事无补。首先“老母紫”这并非公权利的除暴干涉，没有额外增添纳税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你有选择的权利。正如，你不喜欢臭豆腐，他可以闻风暴走。如果一个“老母紫”栏目能够坚持下来，甚至顶着一些臭鸡蛋和烂菜叶子，就说明这在商业上是划算的，或者说，不划算但是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

“老母紫”的流行，是集体怀旧，也是商业作秀；是文化传承，也是产业创新；是一次暴动式的原生态文化反叛，也是一次大规模无意识屏幕流感。其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土著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的上升。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老母紫”的反叛，也暴露了当下合肥电视荧屏节目创意的贫瘠与寒碜。真正的创意应该体现在价值构建和精神气质上的升拔和升华上。当然，尽管方言包装创意是一种低层次的创意，它带来的积极信息却是，创意的空间是巨大的，“老母紫”不是没有可能“母紫”变凤凰的。

“老母紫”的（老母鸡），是发扬光大，还是“青山隔不住，毕竟东流去”，任其自生自灭？在更开放自由的公民社会，还是让市场来选择，让民众来选择吧。

   80年代，环城公园建成了一组动物雕塑，隐没在草地和树林里十分可爱。后来公园又增添了一批井小市人物，遛鸟的下棋的打蒲扇的，颇有情趣。“80后”雕塑中，最为潦倒的可能就是七桂塘市场的七仙女了，哪有一丝儿的仙女气息，烟熏火燎的，纯粹一使唤丫头嘛。

   这些雕塑，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提炼，即便是“使唤丫头”七仙女也符合人们的家常审美口味，但以淮河路步行街的一组雕塑为起点，合肥的城市雕塑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呼应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城市改造步伐，又携不锈钢新材料之威，抽象派不锈钢雕塑成为席卷大陆城市的流感式风潮。淮河路路桥头上矗起一对扭曲的不锈钢制品，像火焰，像花朵，也许什么也不是，实在看不出比原本的捧鸽女孩雕塑好在哪里——当然，这是后见之明，当时只觉眼前一亮，心有疑惑也不会说出来，通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潮流的顺民。你承认自己看不懂吗，那你就是保守，老土，不解风情。那时似乎只要是抽象的，就是艺术的时尚的，开放的，进步的，就是有品位。放眼大江南北，从北方小县城到南方乡镇，机关厂矿学校科研单位，银光耀眼的不锈钢雕塑蔚然成风，不必细致揣摩它到底像什么，要体现什么，想表达什么，艺术家的心你永远猜不透——可能包括艺术家本人。这股流感式风潮从材料到审美，对将传统的城市雕塑进行了猛烈的恶俗化颠覆。

这一时期合肥也诞生了几座大型雕塑。“红线球”、“鱼水情”、“中国结”，颜色鲜红，体现了传统文化和革命色彩的双重表达。

有人说和平广场上的红色棉线球体现了合肥老工业区的棉纺产业传统，无论艺术家为其创作赋予了怎样深邃的蕴含，我觉得这已经是不错的评价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突兀的外来物和嵌入物，只要不被居民所排斥，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会逐渐接受它，乃至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历史坐标。

黄山路上有两所军队院校，“鱼水情”安放在这里还是很切题的，“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嘛。黄山路拓展后雕塑被挪移到了天鹅湖，对“鱼”来说也算是适得其所。胜利广场上的“中国结”，也因为地下娱乐城的施工也将被挪走。城市的扩张步伐超越了以往的规划，大型城市雕塑动迁是大规模城市拆迁改造的一个缩影，而大型城市雕塑所承载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同时被城市化浪潮冲刷和稀释。

如果说城市雕塑的第一波是政府主导的，那么，第二波的直接推手则是房地产开发商。风格各异的商业住宅小区本身就是城市天际线最芜杂的群体雕塑，形形色色的社区雕塑更体现了以流行文化为营销手段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兴盛。

山寨，是社区雕塑给人的最直观印象。开发商快速复制西方雕塑作为异域风情的低成本符号，异域雕塑似乎成了异域风情的铁证了。如果开发商要建一个小区“哥本哈根”，大门口一定有一条美人鱼；如果是“布鲁塞尔花园”，铁定有一撒尿小男孩；如果建一“纽约公园”，那么，小区中央一定得有一座山寨版的自由女神！

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相貌斯文的肖传国教授，居然丧心病狂，买凶行凶，不惟斯文扫地，也为这个神奇的时代再添传奇。警方神勇，方舟子被案告破，但更神奇的是，是非曲直原本不辨自明，而质疑之声居然也是一片嘈杂。

  这些人质疑方舟子的目的与动机。有人说，这是方舟子自我炒作，为了搞钱，有人说，方舟子偏执，不可理喻等等。

   在商业社会，让所有人都摒弃功利思维或是晦暗心理是不现实的，不妨让我们排除人的道德属性，把人类社会比作一片大林子——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

如果说大家都是鸟人，那么，方舟子是什么鸟？我看，方舟子是一只啄木鸟。

   敲打树皮，掏出害虫，是啄木鸟的无意识本能，其结果是让这颗树更健康，这片林子更和谐了。方舟子出于什么目的或动机来打假，这重要吗？其实，只要其过程是合理合法的，其结果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是有利于“林子”生态平衡的，就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鼓励和赞赏。

肖传国心头有恨，大可以将诅咒之人的生辰刻在木偶上，每日针扎“巫毒娃娃”，祈祷中咒之人会七窍流血而亡，这是自由。但是，你“抄论文”，就得冒道德风险，你“抄家伙”，就要被绳之以法。

  当下犬儒主义盛行，底线溃败，道德生态环境严重失衡，方舟子的啄木鸟行为尤其难能可贵。保护和支持方舟子，是一个尚存希望的世道人心的底线。

  如果一定要将方舟子比作啄木鸟，这也是一只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啄木鸟。

  拿智利矿难说事，其实是为了标题的修辞需要，并不是我要表达的重点。本次三联的封面故事是“朝鲜战争60周年”，感慨之余不禁胡思乱想，如果有选择，志愿军们若何？

  记得许多年前，当我知道朝鲜战争并非“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而是金胖子首先悍然进攻南朝鲜，我惊愕以致颤栗。多么反动的言论啊!

人们不愿想，不敢想，甚至不去想，美国人吃饱了撑的，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打中国啊？

  体制化教育让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再举一例，是本期南周上的一篇台海两岸青年交流的故事。大陆学生说“中美建交，联合国驱逐台湾”，台湾学生大为讶异，“那是台湾维持尊严，主动退出的”。到底谁在撒谎，依靠常识并不难判断。两个德国都有联合国席位。再有，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为啥中国大陆加入了联合国，国际大家庭就一定要驱逐台湾呢，何况国民政府是联合国发起国，是正统呢！

  回到朝鲜战争的话题儿。单说长津湖之战。中美对决，一方是以牙齿为武器，另一方是武装到牙齿；一方穿着江南的单衣，在雪地里冻死无数，另一方大军未到，火鸡美酒圣诞大餐已经备好；一方是命如蝼蚁，埋没百草，另一方是无限金贵，51年后每个大兵都有5天时间在东京纵欲纵酒，张扬人道；一方不幸被俘，便成反革命，祸及子孙。另一方呢，战俘是天然的战争英雄。

  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区别咋这么大呢？哎，但愿，我们胜利了，当然，课本上也一直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我们找回了一些常识，就不免有无数的困惑。

战前有条三八线，战后原封不动。终点与起点重合，从最狭义的战术角度看，何胜之有？

  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角度看，胜利即综合盈余。我们的投入何其巨大？如果说勉强盈亏大致相抵的话，那只能倒推一个前提，就是人命不算钱。

但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些。令数十万英灵无法法安息的是，是抗美援朝，还是抗美援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保和平卫祖国，还是捍卫金胖子，金二胖子，以及启明星大将（金三胖子）的流氓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