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处事，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可能会改朝换代的机会！

    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四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曾国藩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这样一来，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同时也遭到了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冷，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却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19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士绅、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人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且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并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实深层根源还在于民间长期以来对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了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发出的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几座英美耶稣教堂，并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六

    曾国藩之所以毁誉有加，与其行事难脱干系。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时，他坚决镇压各地会党组织，对那些抓来的所谓会党(实则农民)，动不动便“就地正法”，显得相当残忍。他成立的审案局在短短四个月之内，便“立予正法104人，立毙杖下两人，监毙狱中31人”，这还不包括他指令湖南各县就地处死的92人。湘军攻陷安庆后大量杀俘、占领南京后烧杀掠抢等残暴行为，曾国藩也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由他倡导实行的军队私有，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间长期混战不已，弄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国藩显然难逃其咎。

    就个体生命而言，曾国藩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统一体。他严肃刻板，却又显得幽默风趣；他推崇仁爱，却滥杀无辜；他提倡清廉，却对部下的贪赃枉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拥有一支虎狼之师，却以愚忠自剪羽翼，结果受制于清廷……特别是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奋然投身其中：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然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守旧之人，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应该丢弃的糟粕。比如对西医没有正确认识，子女请西医给夫人看病，他心中便十分不快；对厘税征收工作，他坚决反对按照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进行；他主张引进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但对其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方面的内容，却视而不见。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难得的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他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笃信理学清心寡欲，可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于是，他内心便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斜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烟的习惯，烟瘾极大，后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便开始戒烟。可戒烟的痛苦令他万般难受，戒烟中期时有反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经历三次戒烟，才终获成功，后半辈子的30年间，再也不抽。“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曾国藩在成就一番伟业的壮志激励下，始终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的困境中挣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12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哪怕戎马倥偬，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并且写得相当细致。记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改过、不断求知、不断前进的过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没有谁去要求他、苛责他，可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内在生命自觉，他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且严格施行，将这些良好的人生习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队伍从衡阳刚拉出来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如实供述，称湘勇“屡战屡败”。曾国藩审阅时，当即挥笔改为“屡败屡战”。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经调整，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刚毅气魄顿时跃然纸上。

    曾国藩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挤中求生存，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求发展，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小慎微，“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

    曾国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俭，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烟酒，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他每食仅菜一品，时人谐称为“一品宰相”；随身之物只有两口小木箱，没有一件珍玩贵物；哪怕位居两江总督之时，家眷仍维持乡居生活状况，每天晚上，全家长幼女眷全在油灯下纺纱绩麻。

    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立”而言，曾国藩将道德转化为一种内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留下的书信之类的文字，从中见到的多是金玉良言；唯有事功一项，却是争议多多。

    曾国藩的一生，将社会人生的道义看得太重，主动承担的责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冲撞又将他撕扯得太痛，时代激荡的风云对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当代的休闲生活观视之，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仅三刻后就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1岁的人生旅程。

    曾国藩虽然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满清政权根基，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清朝的确仰赖曾国藩而得以苟延残喘。因此，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予以少有的殊荣。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具勇敢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离世，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圣贤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欲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按说早该到来却如难产的婴儿仍挣扎于母腹之中，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豫、蹒跚而踉跄……(来源: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