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家乡还好吗？！（六）长沙下放医生们

   当年大下放时，有一支下放队伍应该是最受农民欢迎的，那便是遵照毛泽东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城市里大医院下到乡下的医生。我发觉除了知青下放、下放户下放外当年受下放之风影响最重的还有医生们。

    那时会同就下来了不少从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附属二医院的医生，还有从湖南医学院毕业直接分到乡下的大学生。他们下放后，没有完全到乡下种田，一般都是到了下面的医院，充实了基层的医疗队伍。由于他们是科班出身，见多识广，因此诊断病情，治疗疾病，相比那些培训几天便上阵的“赤脚医生”来说，他们是农民期望的能“妙手回春”的杏林春满，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大问题，他们应该是最受农民打心底欢迎的了。
   下乡那些年，因病与这些下放在会同的医生打交道的机会倒是没有，因此我没能认识几位下放医生，更没能记下他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事情，但我与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一些对他们来说是无足挂齿的小事，而于我来说却是应永记心中的事情。
大年初一请我们吃年饭的医生：
   历史翻到了一九七八年新的一页，而我还是呆在会同农村，不知前途何在？因此这年我早早决定了不回家过年，因为别人都在读书、工作，而自己还是以“乡下人”的身份回长沙，精神上会更受打击。加之公社已安排我年后去搞工作队，因此和在县城百货公司工作的同学葛说好，她春节也不回长，我到县城和她一起过年。大年初一的那天，便和她一起到了早已说好了的在会同县医院工作的长沙下放医生家，在她家吃了丰盛的年饭。感谢他们在过年这特别的日子里，将我们这远离家乡的游子喊上吃年饭，让我们感受到那一刻家庭的温暖。尤其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且与他们素昧平生。因此我特别记得这“一饭之恩”，但我与远在上海的葛联系，她一点都没有记忆了，连我去县城和她一起过年都没有印象。我也不记得那医生的姓名，问了也曾在会同工作的高子，她大致熟悉在会同医院的下放医生情况，帮我一一分析，似乎应是feng(（女)和 lou两位医生。她说这两位医生后来都调回了长沙，因其中一位是华侨，以后又回了香港。
在怀化火车站请我吃盒饭的谭医生：
    1978年3月初，一天突接公社话务员的电话，告知家中拍来电报……我匆匆离开队上赶往长沙。在怀化火车站意外地遇到了高椅公社医院的谭医生，他是回广州，准备搞调动的。他告诉我，他家有海外关系，现在想凭着这有利条件回广州找接受单位。

   这位谭医生高高的、瘦瘦的，戴一副眼镜，一看就知道是知识分子，讲一口听不蛮懂的广东普通话。不记得他是哪一年到的高椅？好像比我们迟一些。只知他和夫人都是广东人，一同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分到了会同。后来他的妻子回广州生孩子，留的时间长了点，在返回会同的路上，听说会同这边要给她处分，一气之下，掉头就回了广州，不再来会同。谭医生留下了，便到了高椅医院，医术应该不错。他一人在高椅，生活上有点散漫。有次在公社电话室还见到他夫人拍来的电报，问他的音讯，他人在医院却回电报告知：在乡下，因与医院的杨医生、梁医生她们熟，到高椅，常去医院走动，也就认识了这位谭医生。
   在怀化火车站等车时，谭医生和他的熟人买来了那带有火车特色的盒饭，也为我买了一盒，让我诚惶诚恐。依我的性格，不能接受，但若拒绝他的的好意，好像做人太拘板。那时作为知青的我还没有吃过火车站的盒饭，也就感激地吃下了这份盒饭。上了火车后，又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赶紧特意去买盒饭，也就为谭医生买上了一份（潜意识是认为若不这样，以后就难得有机会“还”这份饭了）。这位谭医生大约是在这年下半年也最终回到了广州。他当时不将我这知青看轻，在买饭时，考虑到我是知青一人在旅途中，没什么钱，也就帮我一并买上。于他来说是小事一桩，而我几十年过去了，始终记住了在怀化火车站第一次吃到的盒饭。
高椅公社医院：

为我作高考体检的长沙医生是李谷一的“哥哥”：
   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锄茶山的劳作中，得到通知，高考上线，于是扔下手中的锄头，辗转赶往会同县城参加体检。
   从乡下走出来的我当时黄皮寡瘦的，认识我的人都担心我的身体过不了体检这一关，只怕我“功亏一篑”，于是纷纷出招为我想办法。何也大姐生怕我的眼睛在测视力时受阻，好心提出要我戴她的眼镜矫正视力，还有头天就为我去打听是哪些医生的。有趣的是在检查色盲时，我刚看，认得的医生（曾到我们大队办点）他就欲关本子。我自己除了担心体重过不了线外，自认没问题，但见这些人的担心，不免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些忐忑。

   在体检现场，我就听说了作内科体检的是长沙下放医生，他是李谷一的“哥哥”。因为当时正是大江南北到处都在放李谷一唱的《浏阳河》，1978年的李谷一由六十年代的“兰英妹子”唱《补锅》红遍湖南，此时在金铁霖先生的指导下唱着“浏阳河”，走向全国。因此还在穷乡僻壤会同的“哥哥”也有名了。会同人提到他，都是以李谷一的哥哥相称。实际上李谷一只有姐妹俩，她的姐姐李娜也是歌唱演员，六十年代那首《边疆处处赛江南》便是由她唱响的。这个哥哥是她的继母湖南师院体育教师向老师的儿子。因此当我进入内科体检室，我就首先用长沙话跟医生说：我是长沙知青。以求得到他的注意和关照，只差没说：我也是师院的子弟了。怎么为我作内科体检的不记得了，但应该是没有作“认真”检查，只知第二天便知道体检全通过了，本来身体就没有问题，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记下这位医生的姓。他后来应该也是回了长沙。
   文章写完了，发现与这几位医生打的交道，都是在1978年发生的。1978年改变知青命运的关键一年，我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得到了改变。这些医生也在这年之后都离开了会同，回到家乡继续从事他们的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我们有后来学医的知青通过下放在会同后来回了省城大医院的医生，也调回了长沙某数一数二的医院。

   想来这些医生现在都在安度幸福、温馨的晚年，愿他们生活顺风顺意，日子越过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