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息散落在浩淼洞庭湖洲的这群学子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完成了从学生到农民的身份转变，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政策，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预期。

    在以后的近二十年里，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少数出生在解放前底层劳动者家庭的‘红色成分’者最先跳离田地，文化硬扎点又性格跳崭点的慢慢拼熬地转到文、卫、管理岗位，还有一些命运太差的仍只能在土地上刨食度日。直到知识青年落实政策大批返城才受到冲击警醒。我们算什么？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到哪里找谁去讨说法？农场知青办名册里找不到他们。他们愤怒了!幸好有细心者保存了“招生简章”报纸原件。这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群体上访讨“身份”。住进了省级机关会议室、走廊过道。（同情者颇众）有关部门理尽辞穷，让农业厅代省府补发一个迟到近二十年的“中专毕业证”。但这又带来什么变化呢，除了“三代”人员（代干、教、医）的‘代’字去掉了，现在是什么的还是什么，现在干什么的还干什么，如此而已。都四十的人了，孩子都到了我们下湖的年龄了，你还能怎样？！

    真是别梦忆昔咒逝川哪！我们的宝贵青春年华都不能自主，我们的人生命运都不能自主，都被扔在无法打捞的浩淼的洞庭湖里了。

    今年十月的株洲，有两百多个“我们”相聚，纪念下湖五十周年，我们只有一个名称：同学——老同学。主持人刘同学致辞中是这样表述我们自身囧况：我们是‘四不像’。感叹命运多舛，互勉好好的快乐多活几十年。

    我们为了你一样的走了一条更深长的上山下乡的路，却没有一条政策热情的召唤我们回来。亲爱的祖国你知道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