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段‘公案’所导致一群青年酸楚的命运。

   一九六一年是新中国“过苦日子”“最最”的年代。

   那一年七月十四日，湖南省委批转了由省农垦局党组“关于创办省农业劳动技术学校的请示报告”。报告称：“迅速在大中城市招生，以配合目前压缩城市人口工作（原文）”。同月二十七日以省政府名义在湖南日报上登出了“招生简章”。简章称：“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培养具有……又红又专的中等农业技术人才……半工半读……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修业期为五年……等等。”于是乎各地州市招生办紧急行动，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邵阳、益阳、常德等地招了三千多学生青年，分赴君山、西洞庭、钱粮湖、大通湖、茶盘洲，办起了五所“学校”。（我指的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学生们（像南泥湾）用稚嫩的双手建起了校舍，开垦用以自给自足的土地。过起了半工半读的日子，读书是要给种田时节和时机让路的。最差的天气是最好读书的时节和时间。读书是处在最热和最冷的环境中(茅屋见不得火）。那真是在冰与火的炼狱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可惜国家仍不买账。

    一九六四年秋，省政府变卦了由省农垦局下文提前解散农技校，将学生立即送往十余个农场（又有金盆、北洲子、屈原、千山红、黄盖湖等。）安置到生产队当农工（在此时已有两千余人以各种名义陆续离开学校和农场),无声无息地散落在浩渺的洞庭湖洲里。（写不下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