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时值初夏，咋暖还寒。天空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刚吃过晚饭，我正在厨房帮妈妈涮洗碗筷。忽闻栏栅门外传来几声“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忙问：“是哪个？”边问边向门边走过去，开了门，抬头一见是与我们家住的牛棚相距不到一百米远的生产队长张彦凡提着一盏马灯，匆匆忙忙地来到了我们“家”，他进了门之后，我妈忙对他说：“张队长，请坐！”说完，妈妈搬来了一张破旧不堪的木椅子，放在了靠左墙一边的旯旮，张队长坐下后，我急切地问道：“张队长，你吃饭了吗？”张回答说：“吃过了”。我妈又问他：“有吗咯事吗？张队长”。张回答：“是这么回事，老符(我妈妈)吔，……”话刚出口，他连忙四处扫视了一下，见我的弟妹们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洗脸洗脚，接着又神秘兮兮地悄声对我说：“容颐，我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我急不可待地连忙问他：“到底是吗咯事呢？”这么晚哒，你来找我们，请直说。张队长轻言细语地慢慢地说道：“是这么回事。今天下午我在大队部参加了大队革委会召开的各个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和政治队长会议，主要是传达公社革委会精神。”我妈问他：“咯开会与我们有吗咯关系呢？”张回答：“就是有关系啰。我正是为咯呷事才来的。”刘营长(晓岚大队民兵营长刘荣华)在会上宣布：明天下午又要在公社召开批斗大会，他还说，咯是公社革委会刘主任(松柏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刘森生)决定的，明确规定每个大队都要揪斗一至二个罪大恶极的四类份子出来，没有四类份子的大队，就抓二十一种人和子弟陪斗。刘部长还说，斗阶级敌人一定要稳、准、狠。又要老、中、青都不缺，还要做到不缺一个大队，不放过一个阶级敌人。他还特别指名道姓地要把晓岚八队的唐容颐抓去陪斗，杀一杀阶级敌人的威风，长一长无产阶级的斗志。我今晚上就是来告诉你们，容颐你明天想办法出去躲一躲，等批斗大会开完之后再回来。莫又无缘无故地被他们抓去陪斗。我和我妈听完张队长一番情真意切的话语之后，心存感激。于是，我对他说：“谢谢张队长！”我妈更是热泪盈眶，哽咽着说道：“张队长，你真是个大好人啦！我们会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张队长神情严肃地回答我们说：“你们放心！我虽然冒得文化，但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的。容颐解放后才出生，是吗咯阶级敌人呢？我回去哒。”说完，他就走了，我和妈妈走出门外，目送张队长离去。

当天夜里，我睡在“床”上(用旧木板和长凳搭起来的床)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安然入睡，脑海中总是回想着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往事。尤其是这几年来大起大落的变故，简直叫人不可思议，我一个生长在红旗下的初中毕业学生，仅公因为家父被打成“特嫌”，就被两次驱逐下乡，连妈妈和弟妹们也遭如此厄运，真是有冤无处诉，有话无处说。也不敢乱说，怕被人听见而告发而遭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我已经接二连三地挨批受斗，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政治运动员”。只有老老实实地夹紧尾巴做人，绝不能乱说乱动，免得又惹火上身自食恶果。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起床小解，抬头一看天，细雨濛濛，春风习习。“方便”之后，我匆忙穿好衣服，接着又赶紧洗涮。这时候，妈妈也起来了，准备煮早饭给我们吃。我对妈妈说：“妈妈，我趁早走算哒。免得被人家撞见，就麻烦了”。妈回答说：“也好！你打算到哪里去呢？”我略一思索，便告诉妈妈：“干脆，我先到白果，然后再作打算吧。”妈回答我“天无绝人之路，也只好这样哒。”我说“妈妈，我走哒。”妈说“千万要小心，但愿你能平这地躲过一劫。”我说：“你放心吧！妈妈，你多保重！”说完，我便拿了一顶麦帽，几乎把整个头部都遮盖住了，只留下眼睛以下部分，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认出来，否则，就走不了了。

出了“家”门，冒着细雨，我急匆匆地沿着河堤大道，朝白果方向走去。偶尔碰见孰人，也不敢抬头，更不敢打招呼，唯恐被人认出来，告到公社和大队，其后果不言自明。

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我来到了距晓岚港十五华里之遥的白果铺。我在这人生地不孰的白果街上渺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看到了一家买米粉、绿豆粉的店铺。才想起我还没吃早饭，想去买一碗粉吃，一问价钱，老板娘告诉我，贰角钱一碗，我一摸口袋，才发觉来时太匆忙，竟未带一分钱，于是，只好作罢。我便向店主打听到江东公社龙桥大队去的方向，他热心地告诉我如何如何走。我向店主道了一声谢，忍饥挨饿地朝江东方向慢慢走去，边走边想，不如到南岳“下放”在江东公社龙桥大队的旷中治家去玩一天，响午过后再打道回府。

到了江东街上，我见人就问，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龙桥大队前进生产队有好几户南岳“下放”在该队的旷氏、李氏(李新庚)几户出身不好的人家。每当我向他们打听这些南岳“下放”人士时，人家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使我不敢向任何人透露真情。总是问过后便急速离开。

大约在当天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我走了约三十华里路，风尘扑扑地终于来到了旷中治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个大屋场，居住着旷氏兄弟和李氏、詹氏(詹抗胜)几户人家。他们见我无约造访，又见我一身泥汗，一幅狼狈不堪的模样，甚是惊奇。他们问我吃了早饭没有，我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谎称是吃了早饭才来的。其实，我的肚子早已是饥肠鹿鹿，饿得咕咕叫，头昏眼花冒金星，换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啊！可这些又是谁造成的呢？

同命运的人相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内心话，这也印证了那句“同病相怜”的古语，大家互相寒暄了一阵闲话之后，我们各自询问了一些“下放”后的遭遇。末了，他们又问我今天为什么有空来玩，因知根知底，我也对他们毫不隐瞒，将我为什么而来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他们听完了我的诉说之后，都倍感惊异，对我和我全家的境况深表同情。

在旷家吃过午饭后，已是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向他们道了别，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匆忙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一边走一边想，心里盘算着时间帐：三十华里路，一个小时走十里，要走三个小时。这样，待到家之后，至少是五点一刻之后，天差不多要黑了。就这样，我边走边算，心里庆幸今天终于躲过了这场陪斗会。

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的时候，我又来到了距晓岚港仅一点五公里之远的新屋湾(松柏公社机关所在地)路边，因这是晓岚港到白果的唯一通道。我提心吊胆地来到这个地方，东瞧瞧，西望望，心里默默地想：“批斗会应该结束了。今后千万不要再被抓去陪斗就好了。”

正在这时，冷不防突然从路两旁窜出俩个全副武装、手持梭標佩带袖章的红卫兵。他们一见到我，其中一个马上就认出了我，他大声呵斥道：“唐容颐，你咯呷小特务，死不悔改，胆大妄为的黑七类狗崽子，今日想逃避陪斗，害得我们到晓岚八队白跑了一趟。真是罪该万死！”另一个红卫兵接着说：“你咯呷现行反革命份子，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快走！”说完，他俩连推带赶，不由分说，便把我押到了公社机关二楼大会议室。

刚来到会议室门边，一个红卫兵进了门径直上前，对正在主席台中前方作演讲的刘部长耳边叽咕了几句。这时，一个负责喊口号的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在声吼叫：“把黑七类狗崽子、小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唐容颐揪上台来！”吼声刚落，台下一片暄叫：“把唐容颐揪上台来，批倒批臭！”此时，我早已吓得冷汗直冒，浑身直打哆嗦。偷偷一看台上一溜儿跪着三排他们所说的“阶级敌人”，有老的、中年的、也有青年、有男也有女，好不凄切。俩红卫兵把我押进来之后，大叫着：“跪下，快跪下！“我不肯跪，也不敢回答，他们见我既不下跪，也不回话，其中一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迅步上前，一只脚对准我的双脚后面，狠狠一蹋，把我蹋跪在地。

这时候，刘部长把话题转向了我：“革命的干部同志们，我不讲大家都认得他，唐容颐，一个十恶不赦的新生资产阶级异已份子，他父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他们父子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在阴暗角落里煽风点火，破坏文化大革命，死不认罪，罪该万死！今天叫他来陪斗，他却在外搞反革命串连，居然想逃避打击。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把唐容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唐容颐批倒批臭，叫他家世不得翻身！”此时，台上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在这种场合，我敢怒不敢言，有理无处说，只有忍气吞声，任凭刘部长和红卫兵的摆布。唉！谁叫我出生在黑七类家庭呢？本想躲避这场陪斗会，却谁知他们竞又开了一整天的批斗大会，我终究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法网”。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运。

批斗会终于在“咚咚咚咚”的开晚饭的钟声中匆匆收了场。我和所有的“阶级敌人”被红卫兵推推搡搡地赶下台去，我又被无缘无故关了一晚。他们照例当然是不管晚餐的。只有挨饿受斗的份。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行终于被释放，各自回家。

唤！回想起那个年代，真是运动太过头、太过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