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家乡还好吗？！（五）大毛、小毛们
     

        跟着父母下放的孩童们：你们是否像那高高山峰流下的潺潺溪流，一路跳跃，一路欢腾，勇敢地奔向那生活的大海…… 
   我们下放的高椅公社，除了洪江下放户、长沙下放户中有孩童外，还有长沙下放干部中有女干部带着孩子一起下放的。看到那些跟着父母下放的孩童们，他们的稚气、天真，不知社会的变迁，以及融入乡村生活的那份自然，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以致我的《你在家乡还好吗？！》系列文章，最开始是想先写关于他们的文章。
   这些跟着父母下放的孩子中，当然最苦的还是那些下放户带去的孩子们。如同乡里二姐说他们队上下放户的女儿美伢子“十二三岁要出工，还要做好多家务事。”他们过早地承受了生存的压力。但我此文的回忆大都是学龄前的孩童：那背上背着弟弟（妹妹）的小姑娘；跟在妈妈后面跑的三三；背在妈妈背上的小妹；抱在妈妈手中的大毛、小毛。因为父母的原因，这些尚不谙世事的孩童也去了那大山里，早早地承受了不平等社会给予他们的艰难生活。
   背上背着弟弟（妹妹）的小姑娘：
   七零年秋收时节，高椅公社文艺宣传队下到各个大队搞慰问演出。一天我们到了翁江大队，时值下午，我们还未开演，于是就在翁江马路上走走。这时，一群孩子们跟着我们看新鲜。其中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背上用围布背着小弟弟（妹妹）。因为父母要下田干活，农村孩子承担了带弟弟妹妹的重担。刚开始我们也没在意，可那小女孩开口说话却引起了我们的惊奇，因为她的高椅话里带着长沙口音。这才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她已跟农村孩子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但她的话语透露了她是长沙人的信息。我现在也不记得她到底是长沙下放干部的孩子，还是长沙下放户的孩子。由此给我们几个知青产生悲哀的是，环境改变了人。造化弄人的是几年后，我自己竟也是满口的高椅话了，别人听我的话，不认为我是长沙人，而是我刻意去学了点长沙腔。再往后，我已是纯纯的高椅话了。回城后，好久说话都有会同话的“等头”。
   跟在妈妈后面跑的三三：
   我在写长沙下放干部的文章里，写了下在歌浪洞的曹一波干部，讲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在那大山中。其中的三三，五岁左右吧。我们认得曹干部时，就记住了三三。因为她始终跟在母亲后面跑。记得三三扎的是那冲天辫，长得挺机灵的。我们刚到乡下，对爬高山还视为畏途，而早我们一年下放的三三，却早已跟在母亲后面自如地爬界、下山，到我们队上长沙下放干部应干部这儿来走动了，让人见了顿生敬佩！
   七零年初秋，高椅公社成立公社文艺宣传队，部分知青被抽了上去。当时曹干部也被抽到公社工作，三三自然也就跟着去了公社，只是想来从歌浪洞到公社的三十来里山路，三三也是凭着两条小腿爬上爬下走来的。让如今的孩子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有件小事可知三三当时的小：那时我们在公社如果遇见了曹干部，总会要说说话的。一次我们和曹干部同行，跟在妈妈后面的三三伸手摸着我脑后的一对辫子跟她妈妈说：妈妈，这个姐姐的辫子好胖的。曹干部马上纠正女儿：是好粗的，不是好胖的。那是还不能正确运用形容词的年龄。第二年听说曹干部带着三三转去和先生下在一起了。
   背在妈妈背上的小妹：
   应该是71年5月的事。那时没通班车，出进全靠自己的“11”路走。我们走50里路到洪江接从长沙返队的梁，是因为我们家中都托她带了东西。结果未接到她，却遇到了何也大姐，当时她招去县里读师训班，去县里体检。她将她在洪江遇到的一位下放在绥宁县联民公社江抱的原农场知友托付给了我们。那位大姐带着一大担行李，背上背着个一两岁的小女儿。 第二天我们几个担着那位大姐的东西，大姐背上背着那女儿，那孩子趴在母亲背上，一路上很听话，不哭也不闹，眼睛有时也溜溜地看着陌生的大山，但多数是在睡觉。我们好像也帮着抱了抱她，一起走了四十几里地，记得都到了晚边了才将她们母子送到何也大姐他们的红坡之家，我们几个再回红光。然后第三天好像是常家小弟又将她们母子送到江抱。要是没遇上何也大姐，我真不知她背着孩子带那么多的东西，一个人怎么走这六七十里地？去年从何也大姐处得知她们母女俩都生活得很好，那背在背上的小女孩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大姐也在安享晚年。

   抱在妈妈手中的大毛、小毛：

   七零年四月我们下到高椅不到一个月，从长沙再次来了下放知青和下放户。我们大队分了一对年轻的知青夫妇，他们带来一对可能还不到一岁可爱的名叫大毛、小毛的双胞胎女儿，还有他们大约想以此谋生的家什——缝纫机等。在交流中那位年轻的母亲，便说我的二姐是她的中学同学（她也是健者兄的同学），他乡遇故知的妹妹，她很是高兴，夫妻俩放肆向我们打听生产队的情况。起始大队将他们分在一队，正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都觉得很好，也适合那位姐姐做缝纫。因为在马路边，是两个生产队的居住地，且四通八达，缝纫生意做开了，不愁没活接。只是这儿原有一户会同下放户，男的是老裁缝，户口在高山上的四队，为生意着想，人却住在山下马路边开店。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各做各的生意便是了。不知为什么那位大哥突然不肯留在一队了，却执意要去高山上的团鱼岩四队。怎么劝说也阻止不了他的决定。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考虑是因为这儿已有一位裁缝了，不愿在这儿与别人争。而那些社员们却咬定说是那位大哥是因为来会同之前听了广播还是看了报纸的宣传。在我们到队上之前，长沙下放干部为我们大队高山上的团鱼岩四队写了一篇新闻稿——团鱼岩上新（活？）愚公，不记得是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还是刊登在湖南日报上了。其实那高山的四队除了田里有块大石头传说像团鱼外，拢共才四五户人家一二十号人。

   大队最后同意了大哥的选择——上四队。眼看到晚边了，那位大姐一再要我们陪他们去队上。我们也才到乡下不知深浅，更不知四队究竟何如，只知在山上。这样四队来人挑行李，我、鲍、梁帮着抱大毛、小毛，顶着倒春寒的绵绵春雨，天色已是雾渣雾渣的了，才去登那一边是高高的山崖，山下是潺潺小溪的崎岖的山路，应该有七八里路远吧。大毛、小毛因下雨加之天冷，不适应环境，一路总是在哭，这哭声撕裂着做父母的心，也让我们流泪。我们几人还是第一次爬这么高这么远的笔陡山路，当淋着雨又出了一身汗上到山上时，不知为什么含着眼泪的我们相视而笑了，本意应该是我们总算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爬上山了，也帮了大哥大姐一把。但相对那一家人的凄凉，我们的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后来农民老是说我们这事。此时天已黑了，我们几人单独下山已是不现实的了，于是我们也就陪伴着那一家人在山上住了一晚。那农家火塘屋竟是将那杉木一劈两半夹成的，因此四面透风，那一晚也不知是怎么度过，但那一对年轻的父母肯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急着下山去赶工，还记得那位大姐面对我们离去的不舍。
   高高的大山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每天的雾雨濛濛，湿气重重，让孩子和他们无法适应，所谓的“新愚公”，只是几个老农，日复一日地在那高山冷浸田里劳作，而山区的动辄爬陡坡，繁重的劳作让他们也无法面对。缝纫机更是无法施展作用，当想象与现实截然不同时，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就导致他们下决心要离开这儿。马上大哥就离开了这里，重新去找接收的地方，大姐则带着两个孩子暂且在这儿等着。大约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带着大毛、小毛离开了大山。我们佩服他们的是：有志者事竟成！说走就走，解脱了自己，也解放了孩子，要不然无法想象就让孩子们生长在那森山老林里。
    是八十年代吧，梁在河西左家垅竟然遇到了那位大姐，她问了他们的情况，得知他们夫妇在一科研单位工作，一家人安定下来，拨开云雾见青天，终于苦尽甘来。
   春去冬来，从高高山峰流下的潺潺溪流， 依然跳跃着、欢腾着奔向大海，当年尚在襁褓中的大毛、小毛都已四十来岁了。曾经跟着父母去到农村的孩童们，想来你们如同那嫩绿的禾苗，在明媚的春天得到雨露的滋润，在火热的夏天经受阳光洗礼，在金色的秋天扬花吐穗，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谢谢大鼎兄的慈悲之心，对那时的下放户及他们的孩子表达的同情和理解。想来这些孩子们现在过得都潇洒！

   你的记性真的好！绥宁的联民公社江抱就与翁江相邻，从翁江过去只有几里路了，似乎比从红光到翁江近些。那儿是个大集市，挺热闹的。翁江有什么热闹之事，相邻的江抱当然会请去热闹的。我们下放之地是“一脚踏四县”的地方，即会同、黔阳、绥宁、洞口交界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