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是不易的，不后现代是可耻的

——读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有感

 书或者是文字，自然会分为许多种类，或是戏谑辛辣，或是娓娓道来，亦或是粗陋浅薄，不论它们表现如何，却很少有书如《第二次启蒙》这般让你一翻开便觉得热情扑面。这种热情基于对中国现实的痛切感受，也基于对中国未来的美好寄托。作为常年游学于各国的学者，作者对于自己祖国的热爱不禁让人动容，而这份热爱如果立足于敏锐的观察、详实的分析，则会更加促使具有同样感情的人们去认真思索。

提到启蒙，必然会提到康德。“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就是还不够理智；自己加之于自己，则是如果缺少了别人引导则不懂得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一句话提示出了启蒙运动的两个原则：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除了这两大原则，康德在这里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还有一个是启蒙的特点，即它的普适性特征。既然人人皆有理性，皆是“自我”，那么启蒙的原则就是不论民族、不分人种普遍适用的。

现代社会在这两大原则和一大特征上面水到渠成了。问题在于，启蒙运动的精神看似在康德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却远远不是它的逻辑终点。启蒙思想家，在肉体上摆脱了封建控制，在精神上摆脱了盲信的束缚，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代，却在肉体上重新戴上了资本的枷锁，在精神上重又为启蒙所禁锢。主体性树立起来了，启蒙精神变成了主体性在夕阳西下时那斜斜的影子，挥之不去。阿多诺用这样的比方说明了现代人的困惑：当赞美之声“多美呀”破坏了一片自然风景之时，这风景变得更加丑陋了。

于是，后现代主义呼之欲出。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向现代性各个方面都发起了进攻，它是对深陷于启蒙辩证法中不能自拔者的一针清醒剂。使我们能够详细检视由笛卡尔和伽利略、达尔文同黑格尔描绘出来世界图景，去分辨它的色彩、风格及表现力。但是始终，对于一种思想形式的批判只能停留在清醒剂的阶段上，永远无法使病人身强力壮。就像《第二次启蒙》作者所述，这远非是这本书的全部，更不是这本书的重点。作者更愿意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建设性的内涵。即“将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成就‘整合起来’”。我们看到，这种对于启蒙运动的自觉意识，不仅是对来自于西方思想的反思，也是当今中国建设自身精神气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接近10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自己的启蒙。中国人民自此开始了作为整体的觉悟和进步，也确定了未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整体目标。这场启蒙运动，与发生在西方的并没有分别。反对旧礼教、反对专制与蒙昧，高呼理性与个性解放，要求民族独立。于是，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与西方也就别无二致。及至到了当代中国，在第一次启蒙的意义上，个人主义还未来得及充分实现其个人解放的含义，却已经开始堕落为私欲膨胀的遮羞布；理性还未来得及锻造成为反对权威、反思自身的武器，却已经成为我们利用他人、精心计算的工具；科学那曾经探索世界的精神也自我降格为商品的推销员。在今天中华大地上发生着的功利至上、麻木不仁、与自然恶性争夺的诸种怪现状，一直在不断提醒我们，曾经使人摆脱蒙昧状态的这些观念，在300年后的今天，只剩下了它的极端表现形式。

既要面对具有巨大惯性的传统力量，又要面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来的狰狞，这就是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最大现实。在中国，前现代与现代并存。经历了一次启蒙的中国，必然要经历第二次启蒙；已经足够现代化的中国，必然要接受“后现代”的洗礼。在这个复杂的现实意义上，建设后现代性的中国是不易的，但是，在认清了现代文明之渊弊的情况下，不后现代，则一定是无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