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的旧貌与新颜

七十八年前，因沈从文与苏汶等人的那场争论而引发的“海派”“京派”的划分，乃至鲁迅先生也参与了论战，最终却演变成对文学流派的定性和定位，实乃二十世纪的一场阴差阳错、因祸得福的文化现象。

无疑，1949年以后开始的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清洗运动是耐人寻味的，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正统的“京派文人”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检验，无论是从“解放区”进京的，还是从“国统区”进京的“侨寓作家”，都将在天子脚下效命看做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开始，因此，能否进入核心层似乎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所以郭沫若等“先进知识分子”才会对沈从文、萧乾那样的“反动堕落”旧文人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清算和批判，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自我清洗，还不如说是“帝都”“京派”文人之间的争宠行为，说到底就是那种传统文人为争夺正宗地位而不惜清除“异己”，从而相互倾轧的惯用下流行径而已，说其卑劣，是因为他们原来均为同类，而非“异己”。

为什么他们会忘记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为什么启蒙主义者会变成扼杀启蒙的刽子手？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乎到知识分子现代性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其实鲁迅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分明不就是预判了1949年以后“京派”文人的种种行径和必然命运吗？！这种“京派”文人的陋习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中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比起“帝都”文化来，“海派”文化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就必然开始走向边缘，“海派文人”也就自然成为销声匿迹的“身隐者”了。然而，这种情形发展到“文革”时期，却又是演变成另外一番文化景象了，那就是“京派”文人集团和“海派”文人集团南北遥相呼应，成为这段历史上的一对“政治文化双星”。除了“王、关、戚”这样的“京派”发言人之外，更为长期出名的却是北大和清华的写作班子“梁效”了，他们成为真正掌握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发言权的“京派”御用大腕。而上海的“石一歌”则成为“京派”的附庸与应声虫，彻底消除了作为文化和文学流派意义的对抗性存在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政治企图。

当历史的时针转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间节点上的时候，被搁置了几十年，一直处在边缘化、附庸化了的“海派”文化又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种足可以与“京派”政治文化抗衡的消费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积聚到90年代，在“二次改革”的浪潮中，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海派”文学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才能造就出像《上海宝贝》那样消费文化的身体写作样本，时尚的消费文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流行色，“海派”文化与文学才真正恢复了它在资本文化中的合法权力和位置，“海派”文人才成为20世纪末消费文化宴席上的贵宾。然而，当21世纪来临之时，“京派”与“海派”却又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因为“帝都”的“京派文人”也闻到了商业文化的铜臭给自身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海派文人”也同样嗅到了政治文化为其消费文化带来的成倍的利益回报。

因为“商”的诱惑太迷人了，以致他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坐冷板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和建树。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如此神机妙算的画像，不知会给如今的“京派文人”有所警醒否？！

鲁迅说：“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这俨然是对两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质特征———政治与商业媾和做出的文化批判。“合流”其实就是消弭了文化在地域和空间的距离，使得文化的负效应朝着一个“大一统”的方向下滑。倘若对其不保持警惕，我们的文化就会连界限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