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3年的知青生活

                  长沙知青 陈晏生

                                         恋爱

    1965年我由长沙市北区伍家岭街道办事处，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金麦大队。金麦是座山高水清，灌木丛丛,鸟啼虫鸣,松杉青翠，风景如画的秀丽山村。我们有31名知青下放在这里,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5岁。我和翘妹子年龄一样大，都才15岁。在这些知青当中，我俩的相貌长得还可以，算经得起看的；但我俩有两个字填写出来就算知青中最难看的了，那就是家庭出身----“地主”

    翘妹子来到我们队上以后，总听我讲山上的野果如何如何多，如何如何甜，她听谜了，笑又是各笑：“要得要得！等打完谷子我硬跟你上山摘回果子，要不是你讲的这样，我就会喊你做牛皮客！”

     谷子打完以后，板栗球开始炸了，野梨香了，柿子红了，山窝子里的早晨又热闹起来。翘妹子第一次跟着我上山了，我们走进田冲，跨过小溪，穿过竹林，爬上了我最熟悉的那座山。那里的板栗树多，颗粒又大；那里的柿子树密；那里的卜藤子（猕猴桃）是“糯卜藤”，特别软，特别甜；那里还有一棵大野梨树，梨子又香又甜又脆，每年摘野果我都是往那座山走。

      山路越来越陡，翘妹子越走越慢，她东张西望，她只问还有好远。她说她们队上没有这么高的山，她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陡的坡。她已经走得满头大汗了，她要我停下来歇一歇。我依她的让她就地坐了下来，我站在她身边朝四边望了一下，哎！就离我们几步远的小树上有一串紫红色的小颗粒，我认出来了，那是叫“禾藤子”，比葡萄小一点，味道特别甜。我跨上前去一下就将那根藤扯了下来，我摘下几串递给她，她站了起来，接过来左看右看：“这是什么，能吃么？”

      我笑了笑：“当然能吃，甜得很喔！”我说完拿着一串往嘴里一塞。

      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了一串又一串，吃得那样香：“我第一次吃这么甜的野果，真的好吃。”她说着朝我笑了，笑得那么甜，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我催她边吃边走，就快到柿树林了。我们走着走着，她突然叫我：“喂！好看么？”

      我回头一望，只见她头上插满了一串串的禾藤子，紫红色的、浅红色的像一串串珍珠一样；再加上几片绿叶，配上她那张红扑扑的脸和那对笑嘻嘻的的眼睛，她今天真的漂亮，在山上的她比在屋里看起来，好看得多。

      我实实在在地望了她几眼：“好看！真的好看！你像个美丽的公主。”我说完两眼还盯着她。

   “你说我像个公主，那你呢，想要我说你像个王子，是吗？”她说完对着我做了个“怪脸”，我望着她那样子笑了起来,她也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山岗上只听见我俩的笑声。

      对面坡有人打“窝火”了：“你们各好笑哦，打到板栗没有？”

      我回答：“还没有哦！还没到板栗树脚。”

      我说着催她快点走。我们路过柿树林，只见那柿树上结满了通红的柿子，她好兴奋，硬要我上树去摘。我告诉她先打板栗再来摘柿子，柿子和卜藤子容易摘。她不听我的 硬要先摘柿子，她怕等一下来人了把柿子摘完。我跟她讲不清，只得依她的做。

      我走到一棵靠斜坡的柿树边，不用上树，扳下几根树枝要她用竹篓接住，一气工夫就摘满了一篓。她还要我摘，我说还要打板栗，摘梨子，总共只带三个篓子来会不够装，她这才答应了。

      我们来到梨树下，梨子被人摘过了，但树枝上还有很多，刷梨子的竹杆还靠在树边。我拿起竹杆一阵子刷，她在地下捡，很快捡满了一篓。我肩上挎一篓催她快点走，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我早“看中”的那几棵板栗树了。她看见路边好多卜藤子还要我摘，我跟她讲好话了：“打到板栗子再说，这卜藤子有的是，板栗子是最值钱的野果。”

      她四边望了一下，贪婪地说：“早晓得咯样多，每人挑担箩来就好了。”

      我望着她出“马齿汗”：“这笔陡的坡上你走路都走不稳还挑一担箩，真的是口一阿，气一喷！”我说着又催她快走，快走。

      她不晓得我们已经走了十几里路了，这里虽然野果多，但山高路陡离家里远。我们来到了板栗树脚，树上的板栗球都炸开了，地上的的板栗子并不多，她捡着板栗嘴里不停地念着：“各板栗子好大一颗颗的啊，多捡点寄回长沙让我爸爸妈妈尝一尝。”她边捡边唱起了歌，她今天是有蛮高兴。

       我四周望了望觉得奇怪，应该没有人来这里打过板栗，为什么地上的板栗不多呢？我正在琢磨着，突然听她一声尖叫：“啊呀！一只好大的老鼠子从各里冲出来了。”

      我连忙走过去一看，那树脚下有一个小洞。我估计是山老鼠的洞，这下就运气来了，我听社员说过，在板栗树脚的鼠洞里挖出好多的板栗子。我二话冒说，拿起柴刀砍了一根杂木棍，将尖子削成扁形，对着洞口挖了起来。她问我这是做什么，我笑了笑说：“等一下你就看‘家伙’了。”

      我挖了三尺远左右，就挖出几颗板栗出来了；我将手伸进去一抓，抓出一把板栗来，再一抓又是一把；我连抓地抓，她用篓子接着，接得笑哈哒，笑得嘴都合不拢。我劲头来了，又用木棍将洞口挖大一些，一直挖到看见一堆板栗。我一边往篓子里抓一边笑；她笑得更开心，这老鼠窝的板栗硬将我们的竹篓装满了，我提了一下竹篓，肯定有十几斤。

       我们的三个竹篓都装满了，见藤上大个大个卜藤子没有东西装了，翘妹子收住了笑脸：

    “唉！我后悔咧，出门时到底冒跟社员多借一只篓子。”

       我胸有成竹，忽地从腰上扯出了一个米口袋。“啊！你把米口袋带来了，你怎么不早讲咯。”她说着又笑了起来，嘴里还一边骂：“你这陈大宝啊，陈大宝，还真的有这股子宝气咧！”

       她来到我们队上以后就给我取了“陈大宝”这个外号。她总说我有股子宝气，也许就是这股子宝气吸引了她。知青都走了，她还愿意留下来给我做伴，他父母来了好多封信要她转点到岳麓山下的亲戚家，她就是不愿意，她要同我在这山窝里摘野果当粮。她明明晓得队上今年减大产，连过年饭都成问题。社员都在说，野果能顶一碗米就是一碗米，能当一口粮就是一口粮，到时候还要准备上山“挖忙”（蕨根）才能度过饥荒。她都明白，还是愿意同我一道度过难关。看来，我这股子宝气还真逗她爱！

      她一边笑一边唱着她自己编的歌：“陈大宝，呷稻草，呷得满肚子都是草……”。她扯开口袋，让我把竹篓里的板栗倒进口袋里，她还催我快点摘满卜藤子好回家。

      我将卜藤子摘满了一篓，背在背上，左肩挎一篓野梨，右肩挎一篓野柿。我用根木棍将那口袋板栗索紧，让她挂在肩上，一手抓住木棍，我们开始下山了。

      下山比上山快，但天却不等人了，看着看着就阴了下来。当我们下到半山腰时，“夜夜啷”虫开始叫了，来山窝子里四年时间有了经验，只要听见“夜夜啷”虫一叫，天很快就会黑了。

      我催她快点走，但再快还是没有天黑得快，我们离田冲还有两座山，天就完全黑了下来。我估计离家还有八里路，我牵着她摸到一棵大枞树脚下，我取下身上的竹篓；接下她肩上的口袋。我要她坐下歇歇再说，我用柴刀在枞树根上砍了一块枞膏，干脆把火烧了起来。我看着这黑漆漆的天，根本看不清路了。我主意一定：不走了，等到天亮。

       火越烧越旺，我把烧熟了的板栗递给她，她吃着板栗，啃着野梨，嘴里念道：“这板栗好粉啊，梨子好甜啊！”

     “肚子饿了，随你吃甚么东西都好吃。”我说着剥开一个又软又大的卜藤子伸到她嘴边。

        她咬了一口，抓住我的手往我嘴边一伸：“你也吃，好甜好凉的。”

       我也咬了一口，她又再咬一口。就这样，我把剥开的板栗塞进她嘴里，她又剥一颗塞进我嘴里。我们共咬一个卜藤子，共唆一个柿子，只有梨子就各吃各的，她说梨子是不能分的。

        火，是我们的伴，野果，是我们的粮，大树，是我们的靠背；我们同命相连，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不会讲电影里面那些“你爱我，你爱我”的肉麻话；我们不会发那些“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我们肩并肩地靠在枞树上吃着野果，等着天亮。

        突然，火苗上发出喳喳喳的响声，我伸出手掌：“该死的天下起雨来了。”

        我连忙起身加了几根柴，我又砍倒旁边的一棵小树，把火结实添旺，我决不能让火熄灭。

        我抬头望望那黑漆漆的天，我嘴里念着：“天啊，你为什么总是带我们不过？你为什么总要同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来作对。夜啊，你还有好长？你总该天亮吧！”

       火渐渐地熄灭了，天渐渐地亮了，我们湿淋淋地回到了家。

                                             讨奶

      1970年的秋收季节，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我们“升级”了，做起长辈来。记得儿子出生那天晚上，我请来大队接生婆，从晚上到早上，儿子总算平安生了下来。按照当地的风俗，要将儿子的胞衣埋在自己住的楼板底下。这样,儿子就会平平安安地在这屋里长大成人.于是，我按照社员说的做了，拿起锄头，撬开木地板，将儿子的胞衣埋了，再盖上地楼板。这九个多月来，我这颗沉重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我跟儿子取名叫“陈谷”因为他出世这天正好是队上开镰打谷，社员都说这名字取得好，谷子人人爱，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这谷，有谷就不愁吃了......

     我们笨手笨脚地给儿子打包，滚过来，滚过去，儿子哭哑了包才打好。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增添一个人要多好多好多的事，做父母亲好难做哟！好得翘妹子的奶水催人，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她自己却又黑又瘦了。
    儿子满半岁的那天正好是"赶场"之日，翘妹子算了一下，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到铺口赶过场了。她很想去“赶场”买点东西。大清早，她背着儿子准备去赶场，扯几尺布给儿子做件衣服。我心想，到铺口赶场来回30里山路，背着人走太吃亏了。再则，场上人多，又快春天来了，我怕给儿子传染上病。我想了想，便决定这天不出工，在家带一大半天儿子。她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她喂饱奶后再三嘱附我带好崽，我要她放心，只有各大的一扎“路”，又不是造“人造卫星”。她听后笑了笑便匆匆地走了。

    我抱着儿子走到对面仓库边看几个木匠干活。罗木匠说：“带嫩娃娃比做工还累人些。”

    杨木匠说：“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带娘伙（堂客们）的事，随你好能干的男人都不行。”

    王木匠说：“我宁愿干一天重工活，不愿带一天嫩娃娃。”

    这些木匠都是过来人，很可能都带过几回嫩娃娃。我边看他们推刨子，边跟他们扯谈，儿子鼓着眼睛看那飘飘地刨木花看得出神。突然，罗木匠一声喊：“你儿子的脸胀得通红，要屙屎喽。”

    我一看，儿子通红的脸正在“恩！恩！”地用劲。我连忙扯开尿片，准备蹲下来。突然，“噼噼”地一声响，一坨好大的屎冲了出来，正冲在罗木匠的刨子上面，他手背上也冲得有。

   “哈哈”大家一阵笑。罗木匠拿着刨子就往溪边去洗，一边洗 一边念：“你们长沙的小把戏硬要无聊些，这屎都选在我的手上屙”

    杨木匠大声喊起狗来：“嗷！嗷！”一只大黄狗一窜就来了，它几舔几舔就将我儿子屁股上的屎舔干净了。我连忙把儿子抱进火塘屋，舀了一盆水将儿子的屁股洗干净。我抱着他摇来摇去，他眯了眯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把他放在床上，赶忙烧火煮饭，这带嫩娃娃的日子，就靠这“挤挤时间”干活。我舀了一碗米汤，放上白糖，等他醒来再喂他吃。

    大概一小时左右，他醒来了。头偏来偏去，小嘴巴几张几张，我连忙端出米汤，用调羹慢慢地喂。这小家伙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把头一偏，哇哇地哭了起来。我抱着他哄了又哄，可他越哭越伤心，还脚蹬手抓的。唉呀呀！我只得抱出门来渡来渡去，木匠们听见我儿子哭得厉害，都答起腔来：“是不是，我冒讲错啵，儿子要吃奶了，看你怎么办？”

   “你一个男子汉，没有两个大奶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

   “ 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带娘伙的是事。你不行喔！”

   “你还讲只各大的路，不是造人造卫心。呵呵！现在看家伙了。”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讲过不停。我手中的儿子却越哭越伤心，哭得我心发慌。

    罗木匠出了个主意：“你抱着儿子，去带娘伙面前讨口奶吃。”

   “对对对！只有讨口奶吃。”大家异口同声。

    我默了默神，到哪个带娘伙那里去讨咧......

   “到上寨去，高个子己花的女儿同你儿子差不多大，肯定有奶讨。”又是罗木匠说。

    讲得有道理，我主意一定，抱着儿子就往上寨己花家走。我来到她家门口，见她家娘抱着孙女在玩。当我讲明来意，她手指着背后山说：“己花挑着粪桶到背后山菜园里去了。”

    我听后抱着儿子就往背后山走，山陡路窄，抱着人走还蛮费劲。我气呼呼地来到菜园边，见她正在浇粪。她听说要讨奶，连忙丢下手中的粪瓢，用手摸了摸胸脯说：“我正喂了奶上来的，我家娘冒跟你讲啊。”

    我大声出了口气：“她只讲你在这菜园里，没讲你已经喂了奶啦.”我见那粪桶上好多苍蝇，又臭气熏天，我边说边走。她像对我不住一样追上前来：“要么，让你崽崽试津几口，看津得出奶啵。”她说着准备解衣扣。

    我见她那瘦高高的个子，平平的胸脯，还正喂了奶，肯定津不出奶来。我说：“算了算了！我另讨一家。”说着拔腿就走。只听见她在骂家娘：“这个老鬼呀，话都不会讲喔，害得他白跑一趟喔！”

    我抱着哭哇哇的儿子，路过黄带娘伙的门口，黄带娘伙长得白胖又高大。她正搂着儿子坐在门槛上，这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比我儿子大七个月，但还在吃奶。她见我儿子哭得厉害，连忙问我：“翘妹子到哪里去了，你抱着崽崽到这来做甚么？”

    我想起她也是喂奶的人，便说：“翘妹子赶场还没有回，儿子哭得厉害，找己花讨奶咧，她正喂了奶。你能帮忙给我儿子喂口奶么？”

    她听说要讨口奶，连忙站起来，解开了衣服，露出两坨又长又大的扁奶子出来。她用手指挤了挤一个奶头说：“我的奶早就不够了，我崽崽各大了还要吃，我也正喂了奶，你看看，挤都挤不出了。”说完，又把另一个奶头挤了几下也没挤出奶来。

    她为人很好，如果有奶的话绝对会答应。何况，她挤给我看了，真的一滴都挤不出。我只得抱着儿子走，她追上来说：“你到界上龙带娘伙那里去讨口奶咯，她的女儿只比你的崽崽大五个月，肯定有奶。”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抱着儿子就往界上走。龙带娘伙住在界上最顶头的那栋屋，我刚到她家门前，就听见娃娃的哭声，见龙带娘伙正在用调羹给手中的妹子喂东西，妹子哭着不肯吃。我讲明来意，她苦笑一声：“娘诶！这就对不住了，我这几日感冒发烧，每天到卫生站打针，我的奶都退噶了。你看看，我跟女儿喂米粉子，她不肯吃喔。”

    我心里想，一字不过三。今天运气太差，我还得赶快离开这里，她感冒发烧，莫传染给我的儿子。我抱着儿子匆匆地下了界，回到了屋里。儿子越哭越凶，我又是摇又是唱，可他照样哭他的。这时，大姑娘秀秀路过门口，她平日里最喜欢抱我的儿子玩。她接过我儿子，抱在怀里，儿子不哭了，但他的头只往她那翘挺挺的胸脯上拱。我的小祖宗呀！她可是个黄花姑娘，她哪里会有奶水哟。

    顿时，她脸色通红，那对大眼睛羞得都闭上了。我也弄得好尴尬，连忙接过儿子，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她悄悄地走了，头都不敢回，逗得这些木匠哈哈大笑。突然，杨木匠一声喊：“快看快看！港边上来了一个有奶的带娘伙，这一下莫错过了”

    我往港边一看，只见矮个子带娘伙挺着胸脯朝这方走来。看样子她是赶场回来，她走得急，肯定是赶回去喂奶，她的女儿比我儿子大三个月。我赶紧站在路口上等着她。这时，木匠们开始起吆嗬：“这个矮带娘伙有的是奶水，你看她的胸脯好大喔。”

  “ 你儿子 的嗓子都哭哑了，无论如何要讨口奶啊”

  “拦住她！拦住她！莫让她跑了。”

   我听了两个木匠的话，真的一手拦住了她 ：“劳为你，帮个忙，我儿子哭了大半天了，喂口奶给他吃！”

   她摸了摸胸脯说：“我的妹子还冒喂，我要赶回去喂奶喔。”说着绕路想走，我儿子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被逼无奈冲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央求道：“做做好事咯！就喂几口也行嘛！”

    “你翘妹子就要回啦，她在裁缝铺等做衣裳，一下子就回啦”

     我一听翘妹子还在场上等做衣裳，心里更急了。木匠们又起吆嗬了：“等做衣裳起码还要两个小时。”

    “小陈，你行行蛮咯！你各老实喔！”

     “动手解开她的衣扣，把崽崽往她奶上一放，不就行了么。”

     我被这些木匠逗笑了，我真的把手伸到她的衣扣边：“快点！不然的话，我真的动手解衣啦！”

     她抿笑抿笑地拍开我的手：“我自己来，只你们这长沙人啊，蛮起来比苗子还要蛮些。”说完，解开了衣服，露出一坨涨鼓鼓的奶来，我儿子一口逮住，一阵子工夫就吃扁了。她扯出奶头，把儿子递给我，摸了摸另一只奶：“这一个奶留给我女儿了”说完，连忙扣好衣服。

    我感激地说：“谢谢！劳为你了！”我话刚落音，儿子又哇哇地哭了起来。她怕我再要她喂奶，拔腿就跑，跑得那样快，像躲日本鬼子一样，逗得木匠们哈哈大笑。

    这时，王木匠一声喊：“翘妹子回来啦！”我一看，翘妹子真的回来了。她可能听见儿子的哭声了，她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解衣扣。我快步迎了上去，她接过儿子搂在怀里，儿子不哭了。

     木匠们又开始策了，他们对着翘妹子：“你好过，你把崽崽丢在屋里去赶场，你崽崽哭了大半天。你丈夫抱着崽崽到处去讨奶。”

    “你丈夫急得要耍流氓了，他见带娘伙就讨奶，还动手解带娘伙的衣裳。”

    “他抱着崽崽往大路上一站！全队的带娘伙吓得不敢过路了。”

    “他连黄花姑娘都不放过，也去讨奶。”

     这些鬼木匠啊，阴一句，阳一句，还加油添醋地一顿乱讲。逗得翘妹子笑哈哒，儿子也喀喀地笑了。

                          接生

    大儿子两岁那年，二儿子出世了。我清楚记得那天半夜里，她觉得肚子有点痛，紧接着“见红”了。我连忙杀鸡煮蛋，让她吃饱肚子作好准备。她吃饱以后赶快洗头发，因为坐月子是不能洗头发的。

    她洗完头发天亮了，她的肚子还在一阵一阵地痛。她听社员说过，借了别人的东西，要在坐月子之前还给人家。于是，她拿着借来的“焙笼”[焙谷子用的]去还。我要她小心些，她说她心里有数。这也是这里的老奶奶告诉她的经验：一但发作“见红”倒要装作若无其事样子，这样，才生得快，生得顺利。

     她还了“焙笼”走到大门边，正好一社员挑水路过：“翘妹子，你肚子这么大了，还不生哟。”

     她咬着牙齿回答“还没有到时候喔！”说完，慢慢地跨进大门。她指着肚子对我说：“我要解手了，你把尿桶提进房里来。”

    我连忙把尿桶提到房里。她蹲下来解手，我走到床边把大儿子的被子盖好。

    突然，她一声尖叫：“快点 ！快点！脑壳出来了！”

    我偏过头一看，我的天哟 ！一个小脑壳真的出来了。我连忙把她扶上床。她伸起头望着下身说：“扯啊，扯啊，你快点，快点扯啊。”喊得好慌。

    我一下也急慌了手脚，怎么办！怎么办！我傻傻地呆了一阵怎算镇静下来。我一手抓住婴儿的脑壳，一手抓住出来的那半边肩膀。我鼓励她：“再用点劲！加点油！加点油！”

    只见她咬着牙，闭着眼睛说：“啊呀！要炸开了，炸开了.....”

    我也咬着牙说：“你再加把劲，肩膀出来了，快了！快了！”说完抓着婴儿的肩膀，用力一扯。“哗”地一下，整个身子全部出来了，紧接着胞衣也流了出来。

    我一看，又是个小鸡鸡。我把早准备好的酒精，棉花，麻线，剪刀都端出来，准备剪脐带。她抬起头看了看儿子，吃力地说：“还是去把蒋伯娘叫来靠得住些。”

    我这才清醒。扯开门就往界上跑，那50度的坡岭，60几米远，我一口气就冲上了界。蒋家伯娘连忙跟在后面赶来。她将脐带剪好，拍了拍儿子的屁股：“恭喜你们哟，又是一棒崽呢！”

    我又将地楼板撬开，把二儿子的胞衣埋后盖上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又终于落了下来。我按蒋伯娘告诉我的那些风药草，到山上也挖了一箩筐回来，照样又让翘没妹子坐进脚盆洗了个风药澡，这样，一来可以发奶，又能祛风祛湿。

    她这次“坐月子”奶水足，我们把喂的一头一百多斤重的猪杀了，加上养的二十几只鸡和鸭都杀了吃，我们最记得大儿子说的话有味：“妈妈坐月我有鸡棒吃，再过几天又生个妹妹出来好么？”逗得我们笑哈哈。

    74年的五一劳动节，是我满儿子出生的日子，也是半夜发作的。我们又按照乡里的搞法，让她坐在楼板上生。乡里人说，坐在地板上生能扯上“地气”，比在床上生还要生得快些。

    说起来也奇怪，满儿子的个子比二儿子大得多，但生起来也快，脑壳出来后，我见婴儿的脸朝着上，于是，我按书上讲的，用两个手指顺着颈根抵到肩膀处，用里往左边一扳，我要她再加把劲。我喊：“一二三！一二三.....”

    她随着我的喊声用力，我双手抓住婴儿的肩膀，有节奏地扯。这时。二儿子被吵醒了，她那时才一岁零五个月，他吓得哇哇大哭，我没顾得那么多了，让他哭。

    当满儿子生出来后。他突然不哭了。还用手指着：“唉唉唉”地告诉我。我指着满儿子“小鸡鸡”对他说：“这是弟弟！你是哥哥了。不要哭！”他怪懂事的，真的不哭了。

    天还没有亮，我打着火把到蒋伯娘家把她接来。她把满儿子的脐带剪好，打好包。她再次恭喜我们：“连得三棒崽了，好福气哟”！

    我再一次将地板撬开，将满儿子的胞衣埋好，盖上地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再次落了下来。这次翘妹子生了孩子后小肚子痛的厉害，虽然洗了风药澡但还是一身不舒服，山里人称这是“痛血气”（产后子宫收缩痛），蒋伯娘要我到深山里砍几根红藤的结巴来煨水喝。我按老农告诉我的方向走，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来到叫“笑天垄”的深山壕里，砍了几根老藤结巴回来。用药罐煨出了通红的水，翘妹子喝了后就好了，不再痛了。

    按乡里人的讲法，一头牛也是看，一群牛也是看。

        1973的上半年，我们金麦大队好多细伢子都得了感冒。每天都有人带着崽女到大队医疗站打退烧针。夏悸的二女儿虹虹因感冒发烧眼睛都发炎了，带到县医院才医治好。

       我的大儿子身体一直很好，但也没有躲得过那场流行性感冒。他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翘妹子带着8个月的二儿子尽量避开，怕传染给二儿子。

       记得，我带着大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打完最后一针退烧针。到晚上，我用体温表量了一下，还有39度。半夜，我觉得他的头越来越烫。翘妹子再用体温表跟他一量，我的天哟！四十度零二。怎么办？大队医疗站的药用完了，我只怕儿子昏迷，只怕儿子抽筋，翘妹子急得眼泪直流。

     “走！到铺口卫生院去。”我说着，拿起背带把儿子背上。

       翘妹子连忙用抱裙帮着围好，她又将手电筒递给我。我按燃手电筒，光不太亮了 。我赶忙劈了几根松油柴，点燃了火把。我晓得，从我们队到新修的马路上有三里多路，都是田间小道很不好走。翘妹子一再嘱咐：“天黑路远，别吓着崽伢子，要时时喊着他。头一莫绊倒……”

       我打着火把在田间小道上走着，儿子在我背上轻轻地问：“爸爸，你背我到那里克喔？”

       我右手反过去，摸了摸他那滚烫的脸：“崽崽，爸爸背你到铺口医院看病，你一身发烧，要看病才好。”

    “铺口卫生院在哪里，要走好久？”

    “没有好远，爸爸背着你，一下子就到了。”我口说没好远，其实，铺口离这里有17里山路。

     “好！”他答应了。

       田间路窄，时时有虫蛾从我身边飞过。我高高举起火把才能看清路走。青蛙、田鼠从我脚下蹿过；我得小心，我生怕踩着蛇，夜间出来的蛇大部分是毒蛇。

       走着，走着。突然从田中间发出一阵“呜哇哇……呜哇哇……”的叫声。就像细伢子的哭声，我先是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这是田麻鸡的叫声。

    “爸爸，是哪个勒伢几（细伢子）哭，我怕！”

       我连忙摸着他的头：“好崽崽，莫怕莫怕。是田鸡婆叫，爸爸打它好啵！”

     “好，打它，打它。”他说着，双手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田麻鸡还在呜哇呜哇叫，叫得好森人。我蹲了下去，捡起一坨塞田破口的石头，使劲朝叫声处扔了过去。“啪！”地一声。叫声停了。
       手上的火把烧过了，我打着手电走了一段路，来到了马路上。马路到底比小路好走些，有暗暗的月光照着，不用打手电筒还能看清路。我大步大步地走着。路过金坑生产队，寨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叫声，儿子轻轻地问我：“爸爸，到了么？”

       “就快到了，爸爸背着你，你还怕不怕？”

       “不怕。”

       “还热啵？”

       “不热。”

       “头痛啵？”

       “不痛。”

    “好玩，好玩。”

       我一口气跑到了小井边，大声出了几口气。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到面前蹲了下来。小井只有脸盆大，从山壕里流出的一小沟泉水，我把手电筒按燃挂在树枝上，灯光正照着井水，我捡起一片舀水喝的树叶，将树叶折成杯型，舀了一“杯”水：“崽崽，水来了。”

      他张开小嘴一下就喝光了：“我还要。”

      我又舀一杯他喝完了，再舀一杯……四杯，六杯，八杯……

   “崽崽，不呷了，让爸爸呷好不好？”

      他抬起头望了望手电光：“好！”

      他这一声应得好大，打破了山壕的寂静。我连忙搂紧他，我不想让他看见这黑漆漆山壕，这黑漆漆的天。

       准备上山了，还有10里山路要走，我用背带把他系在胸前。这样，更贴近他，使他感觉更安全。因为，这座山是偏坡与金麦达界的一座山。山高路陡，树密坳深，没有人烟；好在暗暗的月光能照得见路，我双手抱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上山的路走完了，我站着歇了一下气。我摸了摸儿子的头，唉！他的头没有那么烫了。也许是走了这段夜路，也许是喝了那些泉水，吹了夜风退的热。他睡着了，睡得好香，还打起了呼噜。

       下山的第一道弯，树密坳深，斜坡路陡，阴森森的看不清路。我按燃着手电筒，慢慢地走着。我捡得一根柴棍握在手中，这样可壮壮胆子。转了几道弯，下了几道岭，手电光已成了红色，我还得节约用，我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慢慢地走着，走着......

     “哈！哈！”从岔弯里传来两声野羊叫，吓得我一噤。

      儿子吓醒了：“爸爸，哪个喊我们，我怕。”

    “不怕不怕，爸爸抱着你。是野羊叫，它怕我们，被我们吓跑了   。”我说着，紧紧地抱住他。

    “爸爸，我想妈妈。”

    “妈妈在家带弟弟，等下看完病，回去就能见妈妈了。”

    “还有好久？”

    “快啦快啦，下完这几道岭就到了。”我说着亲了亲他的脸：“好崽崽，你长大了，你是哥哥了。听爸爸的话，还是闭上眼睛睡觉，好啵？”

     “好。”他答应后，把头贴紧了我。

        忽然，从路下边传来一阵怪叫声：“嗬嘿霍……嗬嘿霍……”这种声音就是以前在老木屋里听到过的土鹰的叫声，这叫声好凄凉。

     “爸爸，是哪个老老子（老人家）在哼喔？”儿子没有讲错，这声音是像病人呻吟。他这一问，问得我一身起了鸡皮坨，但马上镇静下来：“莫乱讲，这是鸟鸟叫。爸爸撵开它。”说着，我用手中柴棍在路边刷了几下，叫声停了。

       我打着手电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总算走出了这几道阴森森的山弯。又能见到暗暗的月光，路也没那么陡了，我大踏步地走起来。

       终于听到了汪汪汪的狗叫声，我们路过了偏坡寨，我们走完了山马路，来到了铺口公路上。这时，天蒙蒙亮了，他睁开眼睛东张西望。忽然，后面传来一阵车轮响，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

       爸爸，这拖拉机好大喔，它咬人啵？”他说着，双手抱着我的脖子，好害怕的。

    “这是汽车，不咬人。我们长沙有好多好的汽车，还有火车、轮船、飞机。”

    “长沙还有甚么？”

    “有奶奶，有外公外婆，有伯伯叔叔，有舅舅姑姑，还有好多好哥哥姐姐。”

    “他们唷哼（为什么）不和我们住一个屋子？”

       他这么一问，我还答不上话了。我只得紧紧抱住他，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好可怜。他长大能回长沙么？长沙能接受他么？难道也像爸爸一样当农民，受这种苦和累，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地流起泪来。我想，如果有一天能让我的儿子回长沙该多好喔！

       我们到卫生院门口，天已经亮了。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在怀里，坐在门槛上等。

       大门开了，汪医生走出来，她一眼望见我：“你来得弄个早喔，你是金麦的吧。”

       我点点头说：“我儿子昨晚发烧到了40度，我半夜里赶来的。”

    “是弄个啊，呷噶亏喔。”她说着，连忙拿出体温表往儿子肛门里一插。几分钟后，她抽出体温表一看：“38度5。”

        我好奇地问：“怎么退了这么多烧？”

     “你背着他走了几小时的夜路，吹了夜风，自然可以退烧。”

      “我还喂了好多泉水。”

         她笑了笑说：“你给小把细喂泉水，会拉肚子的。”

        我回答：“他一直喝凉水，习惯了。”

        她捏了捏儿子的手膀：“小家伙长得蛮壮实，抵抗力强。”说完，给儿子打了一针。她嘱咐我4小时以后再看看。她还说，她要到县城看《卖花姑娘》的电影，要我找高个子陈医生看，他是儿科医生。

       我照她说的，4小时后找陈医生看了病。儿子已经不发烧了。他还是给他打了一针，稳定一下。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我们回到寨子，太阳已经落坡了。翘妹子抱着二儿子坐在寨口上等。我晓得，她从昨夜到现在一直为我们着急。

      儿子老远见到妈妈了，他好高兴，在铺口吃了碗面，吃了饼干，他精神好多了。他要下来自己走，我放下他。他举着手上的棒棒糖，几摆几摆朝妈妈跑去，嘴里喊着：“妈妈，弟弟……”

      他妈妈迎了上来，她笑了，但眼角上挂着泪珠。

   我们这对知青夫妇就是地地道道的一户农家人。农家人有这么一句话：养牛养猪养鸡养鸭，一屋大小不愁穿和呷。这句话讲得有道理，牛排在第一位，一个主要劳动力没有一头耕牛，整天跟着女人们干些杂工活。一来工分低，二来还要听空话，吃好多的暗亏。

    有了一头耕牛，每天可以“大懂哒”的，跟着队上主要劳力一起，犁上一上午的田，把牛一放。下午再扛着钉耙在田里随便干一阵子活，便可以去寻牛了。这一天的工分就到了手，还可以砍捆柴回家。再说，养头牛一年还有1000多分工，一户农家必须养头牛才能成事。

    1970年我养了一头小牛，它跟我4年之久。我靠它赚了不少工分，但也被它吓过一回扎实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可怕。 那是1974年的“双抢”季节，有一次我赶它到离家7里路的田冲犁田。犁完田已经是下午了，我把它牵到田埂上吃草，自己迅速赶回家，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便挎上柴刀去寻它。由于路远，我赶到放牛的田埂边，天都快黑了。

    这头小黄牛平日里蛮听话，要么就是自己回来；要么就在附近吃草，从不乱跑。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在周围的岔冲寻了又寻，就是不见它的踪影。天渐渐地黑了，离家还有7里路。我心里想：也许我来的时候没注意，小黄牛已经回去了呢？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只得匆匆赶回家。

     我回来走到牛圈边一看，圈里面空空的，没见小黄牛。四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急忙赶到队长家，把牛没寻到的事同他一讲，我要求他安排几个劳力，同我一起再去寻一寻。

    队长看了看天：“雨下大了，路又这么远，天一黑牛就会躲起来，难得寻到。”

    我摸了摸湿淋淋的头发：“那就明天清早再去寻，行么？”

  “只有这样嘛，现在双抢，劳力紧张。”他说完，催我回去换衣服。

    按乡里的规矩，牛一夜没回圈，只要跟队长汇报了情况。队长没有安排人去寻，万一牛出了事，自己的责任也小些。

    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担心小黄牛会不会摔伤，会不会被老虎咬？有一年，社员黄透魁家的牛一夜未归，硬是被老虎咬死。他家赔了100多块钱。现在正是农忙，万一牛出事那就倒霉了。何况，队上还来了一位公社蹲点的黄干部，他是动不动就要上纲上线的。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跟翘妹子讲明了厉害性，便打着手电筒匆匆地出门。当我来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天刚刚亮。我寻到小黄牛的蹄子印，蹄子印已经上了冲边的那座大山。我便跟着蹄印往山上走。

    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转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只见牛蹄印和牛粪，就是没见小黄牛。我稍微放心的是：小黄牛没有摔伤，没有被老虎咬，它还在往山上走，它可能这些天太累了，想“躲工”。

    我跟着牛蹄印又上又下，左转右转，累得我一身软塌塌的。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躲在一棵大树下，想等雨停一下再去寻。

    可这该死的雨越下越大，还刮起了风，打起了雷。突然，“嘣”地一声响，对面一棵大树尖上冒出了白烟。我估计是雷击中了树上的蚂蚁窝，我一身早已湿透了，我怕雷击，离开了大树。

    风刮得呜呜呜地叫，雷一个比一个霹得响，脚下的泥石水冲得我脚打跪。我拼命地往上爬，尽量避开泥石水。来农村9年了，我一个人上山数百次，从来没害怕过。可今天被这暴风雨吓住了，我怕山洪暴发，我怕摔伤在这深山里没人来救我。我若有个三长两短，翘妹子带着三个儿子怎么过喔！我想起了她们四娘崽，我鼓起勇气往上爬。

    我总算爬到了上山来的那条路，这边山是茅草山，没有泥石水。我看天色已晚，离家还有这么远。寻牛是不可能了，加上肚子空空的浑身无力。我得赶快回家，天没亮离开的家，翘妹子一定急慌了。

    我连爬带梭地下了山，来到了放牛的田冲。我紧紧皮带，鼓起劲又走，我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哭声，我走进门一看，火塘地净是水（火塘房没安地楼板）。翘妹子一手抱着满儿子，另一只手搂着二儿子，大儿子靠在她身边，四娘崽在火塘架上哭。

    原来，雨下得大，从界上冲下来的泥石把屋后的水沟给堵了。翘妹子一见我，大声哭骂着：“你天冒亮出的门，到现在才回来，我怕你死在山上哒咧……”

    我二话没说，拿起锄头就往屋背后走。我迅速将水沟挖通，再回到火塘屋，用脸盆将水一盆一盆往外舀。然后撒上火塘灰，扫干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爬走了一整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翘妹子连忙装了一大碗饭，我一口气吃完才慢慢地坐起来。我还得到队长家去讲清楚，因为牛还没有寻到。

    队上正在开会，我把寻牛的经过一讲。大家见我一身湿淋淋的，从清早到现在才回来。大家异口同声：“呷噶老亏喔！”

    可黄干部说法就不同：“农忙季节，耕牛是革命的本钱。要保护好耕牛，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定要把牛寻回来。”

    好得在场的社员没一个接着他的话讲。队长嘱咐我，明天再到原地方寻，因劳力紧不能安排人寻牛。几位老农告诉我，尽管往茅草山寻，莫往树林里找。带起“半饭”（午饭），带起手电筒。”

    我依着老农说的，带上一钵饭，拿着手电筒，天刚蒙蒙亮又出了门。直往昨天那座山上走，我走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山路好走得多了。我弯着腰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我又发现了小黄牛的蹄子印，我跟着蹄印围着山上转。

    忽然，我寻到一堆热牛屎，我心里有数，小黄牛就在附近了。我停脚步，左右望了一望。唉！离我20米左右，有一丛草叶在摇动。我连忙拿出套牛绳往草丛靠近。

   “咵咵咵”地一阵响，这不像牛吃草的声音，这像野猪的嘴巴哒得响。我往旁边的一棵小树上一爬，上不到两米高。一头巨大的野猪从草丛里冲出来，两颗长长的獠牙吓煞巴人。我抽出柴刀在树杆上“啪！啪！啪”地拍了起来。嘴里大声喊着：“打！打！打！”

    没有受伤野猪还是怕人，我一阵拍喊声把它吓跑了，我从树上梭下来。肚子饿起来了，我把带来的饭几口几口吃完，看看太阳偏西了，我还得寻我的小黄牛喔！

    忽然，后面一阵喳喳的响声。我回头来一看：哎呀呀！小黄牛只离我一两丈远，它抬着头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连忙掏出牛绳准备往它面前走。这时，我猛觉得脚板背凉冰冰的。我低下头一看，我的天呀！一根两米多长的白节蛇在我脚背上梭。我咬着牙，不敢动一下。硬让这家伙在我脚背梭完，总梭了十几秒钟。

    小黄牛朝我面前走来，我嘴里“哇哇哇”地喊着迎了上去。我用牛绳套住了它的鼻腔，它摔着尾巴，我摸着它的背：“小黄牛啊！小黄牛！我寻得你好苦哦！”

    回家后，当我打着手电筒把小黄牛关进牛圈后，我这颗沉重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翘妹子牵抱着儿子走到牛圈边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

                                          放生
 

    1975年我大儿子5岁，二儿子3岁，三儿子2岁。三个儿子站在一起真的像楼梯屯子一样。那年我已经当民办教师了,妻子翘妹子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没有出农业工那么累，但家中喂有两头猪，几十只鸡鸭，加上这3个孩子，我们整天还是够忙的。

    好得大儿子可以带两个弟弟玩，我们至少不要背着人干活了。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我拎上竹篓，篓子里面放了几十个鸡蛋，准备去赶场。出门时看见3个儿子坐在港边上的一根木筒上看妈妈洗衣服。

    他们排排坐着，嘴里不停地在唱：“排排坐，吃个个；个个香，吃腌姜；腌姜辣,吃枇杷.......”。大儿子突然偏过头来看见了我：“爸爸，你到哪里去哟？”

    我笑了笑说：“爸爸赶场去！”

  “我也要去，等等我”，说着朝我跑来。

    二儿子也跟在后面，三儿子一见也几摆几摆地跟在后面。翘妹子连忙放下手中的打衣棒，把两只长辫子一甩，追了过来。她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崽崽们听话，爸爸去赶场，要走好远好远。你们走不动。”

    我摸了摸大儿子的头：“你带好弟弟，我赶场回来买一大包糖给你们吃好么？”

    大儿子好听话，连忙“好好好”地点头答应。

    二儿子听说买糖回，连忙做个手势：“要买这么大一包饼子糖”，他那胖呼呼的脸上现出那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三儿子也怪懂事地张着嘴：“买糖，买糖。”我望着我这三个儿子真可爱，我走了好远他们还在招手：“爸爸快回，爸爸买糖回。”我回头向他们招手，翘妹子还把他们搂在怀里。

    我大步大步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想起了1973年我们带着儿子回城，有位熟人见到我大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知青的儿子问爸爸要买糖吃，爸爸回答儿子：要等爷爷寄钱来才能买糖吃。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话讲得好挖苦，难道知青做父亲后连糖都买不起么？这话不绝对准确。俗话说：“有山靠山，无山一肩担。”我和翘妹子就是一肩担，我们用送“派购猪”的钱给儿子买糖吃，做衣服;我们捉几只鸡，拿几十个蛋提到场上卖了，不就可以买糖给儿子吃么!这些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儿子穿作就不像农村的孩子那样土气。我们自己少吃点，少用点，都要省给儿子。当年知青做父母后有这么一句共同语言：我们自己就是再亏，也不能亏自己的儿女！

    我到场上把鸡蛋卖了，把要办的事都办完，最后买了一大包饼干，放进了竹篓里。我得迅速赶回去，难得一个星期天休息，还要回去砍柴，割猪草。我大步大步地走着，我走到“冲巴”口,往右边一拐走近路。

    我走到叫“梦得”田冲里，这里虽然路不好走，但要近两里路。我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边一阵鸭崽叫声，我走上前一看，就在小路的田边，一只野鸭猛地飞起来，留下3只鸭崽在‘噶噶噶’地叫。

    我弯下身，双手把3只鸭崽全部抱在了手中，好可爱的野鸭崽，毛棕黄色的，3张小嘴张开着，舌子是黄色的，叫出的声音尖脆脆的，好有味。

    我听说过，野鸭子的毛可以用来做烫伤药，野鸭的肉特别美，要是把这3只野鸭崽养大，一家人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野鸭毛还能做药。我想着想着，把3只野鸭崽抱得更紧，生怕他们掉下。我想今天赶场回抄近路抄得好，得了这一窝小野鸭，回去让儿子们喂着玩也好嘛。

    突然，我头上啪啪地响。那只野鸭婆围在我的头上转，只隔几尺远，我看得清楚。一只好漂亮的野鸭。我把左手贴在胸前，让3只鸭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伸出右手，我作好了准备，只要它再飞下一点，我顺手可以抓着它。抓住了鸭婆那就更好了，今晚有美味吃。

    我慢慢地走着，鸭婆还在我头上转，就是不敢靠近我，小鸭崽叫得更凶，野鸭婆还是围在我头上转来转去，发出了呀呀的叫声，叫得好凄凉。它那张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翅膀不停地拍，它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惨,听起来森人。

    我把肩膀一移，让肩上挎的竹篓移在前面,打算把鸭崽放进竹篓里，然后再捡一根柴棍，万一它再靠近些，我用柴棍一顿乱打，总要把它打下来，不打下来也要把它吓跑。

    我将鸭崽慢慢移到竹篓边，准备装进竹篓。忽见竹篓里的那包饼干。哎呀，莫弄脏了，儿子还等着要吃。我一想到儿子向我招手的样子，尤其是满崽张着嘴喊：“吃糖，吃糖”，我心里就觉得好幸福。再看看这3只张着嘴巴的小鸭子，我心里突然一软。这3只小鸭子不可爱了，好可怜的，它们望着头上的妈妈叫，它们是要妈妈来救它,但妈妈又敢不靠近它们。

    手上鸭崽朝着妈妈叫，我头上的鸭妈妈干着急，又不敢靠近我,那目光充满这央求和悲哀,它也是母亲,它爱着它的孩子,它想夺回它的孩子，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它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它好可怜......

    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有好多比你弱的人和物，你帮不了他们，但你千万不要去欺负他们。”

    眼下，这就是比我弱的物，我不能欺负弱者，我不要了，放了它们吧！我主意一定，弯下腰来，想放到田里让它带走，但一想是宽路，万一后面有人赶来，不照样可以捉吗。我回头一望，说曹操，曹操就到，还真的有几个社员从后面来了，不过，还隔几十米远。头上鸭婆子叫得更惨，翅膀拍得更密。我望着它那双夺目的眼睛，它几乎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我望望左边,正好是条小溪，溪边的树草好深。我连忙跳下小溪，鸭婆子几乎跟我一路飞下，我将鸭崽放进了小溪边，小鸭一下围成一个小圈。鸭婆子一扑拢来，将3只小鸭子搂在翅膀下，小鸭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溪水在慢慢地流，鸭婆子抱着崽往溪边上靠，靠在草丛的弯角里，鸭婆子时而用嘴点点溪水，时而用翅膀拍拍鸭崽，好一幅温暖的画面，我心里突然觉得好舒服。

    小溪里尽是大块大块岩石，我只要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朝它们打去，凭我小时候玩弹球的本领，这几尺远的距离绝对砸得正。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忍心这么做，我不想伤害它们几娘崽，我觉得它们好可怜。

    鸭崽不叫了，鸭婆子也不叫了，只是缩在一起望着我。它们是在感激我？嘿嘿，是在向我求饶。这时，我猛然想起离开家时，翘妹子把三个儿子搂在一起时的那情景，这四娘崽是我的命根子，谁要欺负他们，我会不顾一切同他拼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得赶快上去，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一窝野鸭。我刚翻上小溪，三个社员走了过来：“小陈，到溪里做什么？捉鱼么？”

    我回答：“脚踩了牛粪，洗一洗。”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不时地回头望望那小溪里，野鸭崽你们安全了。你们几娘崽不用再怕，没人会知道你们，你们放心吧。这时，我觉得一身好轻松，心情特别舒畅。快点回家，我那三个可爱的儿子还在家等爸爸的糖吃。想到这里，我走路如飞！

       1976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70多斤，大猪有180斤。在这偏远的山村，180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11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1974年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细伢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100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20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他们准备下午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吃，他们个个都干得有劲。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这几年公社总要派干部来我们队上蹲点，这些干部一来，不是砍大古树，就是揪活靶子斗人，在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还是减产。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有点迂里迂气，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注意里去分析，弄得那位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来我队，就爱训人、骂人、给人扣高帽，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

“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

      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好笑又好气，但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他站了一阵子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这些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肉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捡场，夏悸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等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召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爱骂人，下乡来你这坏毛病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

       翘妹子也跟了上来：“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吧！“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的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的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你嘴巴放干净些！不要开口就骂人，你骂惯哒嘴喔！一杂各号宝里宝气的迂家伙！”我骂完拿起了扁担，对着门槛上一狠狠地打了一下，“啪”地一声，我真想打他一板。

    “你怕我们好欺负哦！一次又一次地骂人。你瞎眼吧！”翘妹子的手指指到了他的鼻子上。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了！”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地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他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哒！”他头也不回，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滋滋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1973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长沙过了国庆节，起初我们还玩得开心，大哥的大儿子竟实陪着我们到公园里玩，还照了好多相，他和我们合影一张。

      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阴，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

      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6年才回来探一次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阴，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也能当居委会主任，她一身的“屎臭”还来训别人。

      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一开口就是“怯怯怯，好久回怯.....”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走，真的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3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

      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炖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

      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197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搞病退，翘妹子的病退材料先寄到长沙，她本人必须回长沙等待“复查”。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分成了两起，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了长沙，我带着大儿子留在乡里。

      她回长沙不久，就寄来这张照片，我看到可爱的儿子，心里真高心。我想，我们的儿子就快要成为城里人了。            

       翘妹子来信还说：“病复查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一下增加了3个人吃饭，靠母亲和哥哥的那点口粮实在不够，要我想办法寄点粮票回长沙，而且还要快点寄来。

       那天上午我挑了100斤大米到铺口仓库换粮票，临走时我嘱咐大儿子：我换得粮票就回来，要他看好屋，莫玩远了！我还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中午要他自己就吃点冷饭算了，我把事办好马上就会回来。

       大儿子那年6岁多了，很懂事听话。他操着那口标准金麦口音对我说；“你快克咯快回咯，我在屋旁边孩（玩）到，我会瞅好屋的。”说完把钥匙藏在木柱子底下，还盖上一把草，生怕让人看见。

       我见他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好笑，我挑着米走了几步：“陈谷听话，爸爸买糖给你吃。”

       他小手摆不停：“欧欧欧！你快克！冒要紧的，我会瞅好屋的。”

       15里的马路，我挑着这担米连气都冒歇就到了铺口仓库。仓库的老丰和小尹满口答应给我换票，因为我们这担米白花花的，比仓库那些米要漂亮得多。只是不能换省粮票，因为我没有带油，只能换成划拨票。他们说划拨票同粮票是一样的，在长沙照样可以购粮；只是要到县粮食局去兑票。

       可巧，现在正好有一辆运粮的汽车到县粮食局。我想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搭车到县粮食局兑得划拨票，就可以到县邮局将票寄到长沙，这样一天就可以将此事解决了吗。

      于是，我将扁担箩筐寄放在小尹的房里，坐上了运粮的汽车，来到了县粮食局。我兑换得划拨票后直往县邮局走。

      我将一切都办好了，总算放了心。我来到河街吃了几个“马打滚”，又包上两个给儿子。我路过西街饮食店，见里面有冰水买，于是，又买了一杯冰水。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也累了大半天，喝了这冰水后一身舒服多了。

      我起身准备走，突然望见那墙上挂的钟5点正了。我没有看错啵？我又问旁边一位带手表的人，没错！是5点正。我顿时脑壳一麻，我的天啊，5点钟我还在县城里，离我们金麦足足有40里路，我今天只顾忙事，只估计到县城的时间，没有考虑返回的时间了。

      我儿子还望我回，我一想起在家的儿子，想起他向我挥手的那样子，心里就急了起来，我得赶快回去。我把“马打滚”放进裤口袋，大步大步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汽车站。

       汽车站没有到铺口的汽车，怎么办？40里路也不近啊。我又想起了儿子，我出门时没有拜托社员照应一下，我们是单家独屋。天黑了，怎么办？他在眼巴巴望我回啊。想起儿子那可爱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来农村12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流眼泪是没用的，知青不相信眼泪。我擦干了眼泪，迈步就跑！马拉松运动员一小时能跑几十里，我难道不行么？想起在家的儿子，我勇气来了，脚步越跑越快，一口气跑上了“老里坡”。

       突然听见一阵车轮响，一辆拖拉机“拖拖”地开了，我连忙向他招手。可那位司机像没看见我一样只往前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箭步追上，两手求在车厢板上用力一撑。谁知用力过猛，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那车厢里是一层白白的石灰，弄得我一头发的白石灰，下身穿的是黑色布裤，弄得白花花的。

      我站在车厢上，拍了拍头上的石灰。那位司机回头望了望我也没做声，照样开他的车。我心里想：不管这车开到那里，坐一段路是一段路，总比跑步要快些。

       拖拉机开到高桥地段，忽然向右一转弯。我连忙叫他停车。他不理睬，照样开他的车，我只能往下一跳。这一下跳得好，正跳在田埂边，身体重心一偏，麻扑一跤摔在田边，两手插在水田里。顿时，觉得小肚子一疼，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我吃力地把双手从田里抽出来。慢慢地爬了起来。我洗去手上的泥巴，抹去脸上的泥浆，摸了摸小肚子，我走了几步，还算好，照样可以走。

      于是，我又快步地走了起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得抓紧时间，我又开始跑了起来，跑着，跟着，跑到了一段陡坡岭上。我站在陡岭上望望后面，只见一辆汽车开来了，我心里想汽车比拖拉机开得快，要想爬上去必须在陡坡上爬，因为汽车要“换档”，车速会慢一些。

       果然不出我所料，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紧跟在后面追，大约追了10来米远，车速突然一慢，“换档”了。我加快步伐跑上前，两手揪住车厢板，这一下我有经验了，我把右脚跨上车厢板，斜过身子慢慢地跨进了车厢里。

       司机可能没有发现我，我看见车厢里有几块捆柴的条子，我估计这辆车可能是去拖柴火的，要是能到我们金麦该多好哟！汽车比拖拉机要快得多，一下就过了“大弯”。紧接着又过了“茶树坳”，过了适哥和烟哥他们的屋----官团下里。

      车还在嚓嚓地向前开。我心里想这下可好了，一定是到我们金麦去拖柴的。可我高兴得太早，汽车开到一条便道口上突然一转，往“集中”大队方向开去。我只得揪住车厢板，把脚慢慢地吊下来，滑了几步跳下了车，谁知一下跳在一滩泥水中，踩得一溜，又坐屁股一跤。我慢慢站起来，扯了一把草抹了抹身上的泥水。

      我刚走出岔路口，见一辆拖拉机开过。我连忙追上去，一下就爬进了车厢，只可恨这是辆运煤的拖拉机，可怜我上身穿的那件白衬衣，胸脯面前弄得墨黑一大块。那司机回头望望我笑了一下。

      我晓得，他是笑我这一身衣裤。一身的泥巴、白石灰，现在又加上一大块黑煤印。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希望车快点开，因为天色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拖拉机开到铺口中学停了一下，我晓得这是进舒家那煤山的。我跳下了车，我路过铺口仓库，我没去拿扁担箩筐，我还得加快步子跑，因为离金麦还有15里路。

       我一口气跑到上铺口，走了一段路，又一口气跑上偏坡界。这偏坡上10里，大部分都是上岭。我跑几步，又走几步，跑几步又快走几步，总算到了冲耙界上。我望山下一看，金坑的社员正赶着牛回寨，这下我放心了。这里离家只有7里路左右，又全是下岭和平路。天虽然麻麻黑了，我估计到屋还能看得见的。

      我又鼓起勇气，把白衬衣一脱，捆在腰上，直往山下跑去。脚步已经到“极点”，不停地跨动，一口气跑完下岭，又接着跑过了金坑生产队；我还是不停脚步，跑上了三拱桥，看见了夏姐她们的屋了，我还是加油跑，我张开嘴巴出气，脚步还是那么快。

      天已经黑下来了，朦胧地还能看见石板路。我跑过大队部，跑过木溪来到桂花树脚，跑过了庙桩地，我终于进寨子了。寨子里都亮起了火光，看见了我的住屋。

       我跑到屋门前，没看见我儿子，我腿都发软了，我朝离我几丈远的那堆木桐上一望，有个小黑影在移动。我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谷！”

    “爸爸，你哟嗯才回来哟？我坐在待里老等老等啊！”他边说边朝我跑来。

       我迎上去抱住他：“爸爸来迟噶，来迟噶。”，我说着，心里却想刀刮一样痛，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两只小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抱得那样紧，久久不松手。他哭着说：“爸爸，我怕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怕。”

      我把脸紧贴着他的脸，父子俩的泪水融在一起：“爸爸当然会回来，爸爸爬也要爬回来，怪爸爸不好，爸爸回晚了。”

      他还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抱得那么紧，生怕我会离开再他一样，他哭说着：“爸，我想妈妈，想弟弟……我们还要好久才能回长沙？”

      我摸着他的头：“我们就快回长沙了，快了，快了。”我们父子俩紧紧抱着，抱着，好久好久都没松开。我把谷儿的脸紧贴上我的脸，就像心贴着心一样紧。我们抬头凝视苍穹，仰望星空。知青和知青的孩子莫再流泪，命运不相信眼泪。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我的儿子我的家，一同回长沙。

                            回城

   1978年2月份病退回城了，一家5口人都上了户口。这病退整整搞了一年，搭帮上面对知青有了新政策，我们才回到了长沙，成为了城里人。左右邻居见我们一家5口人很羡慕的。大家都晓得我15岁下农村，13年后带回一个堂客和3个虎头虎脑的儿子，还有满满的一解放牌汽车的家具：4张大柜，3张高低床，两张大书桌，一套木沙发（3件），4口樟木箱，两张小餐桌和8条骨牌凳，还有水桶和大脚盆。这些家具都是自己一手做的，虽然做得不是很好，但木材是一流的，书桌和大柜都是樟、梓、楠木的整面子。记得运回家具的那天，好多邻居围着看，有几位讨嫌的人过硬看得脸都垮下来，他们好妒忌喔！

      我抬头望一望天，我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我们又是城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