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茅盾有着怎样的人事背景，怎样以革命者、进步者自居，在文化界被赋予怎样的地位，他毕竟是一个脱党二十年的“不坚定”分子，是属于毛泽东批判过的“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左翼阵营中的胡风和党内的夏衍、乔冠华、杨刚等都对其很不感冒。茅盾自己晚年也坦诚说：“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我走过的道路·附录》（下）第634页］事实上，最高领导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茅盾，这是一个不可问也不好答的问题。按常理说，安排上级领导的“红人”去给一位正职领导担任副手，这样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而周扬不仅担任常务副部长，同时还兼任党组书记。按照体制规则，文化部也实行党组负责制，周扬作为党组书记，自然大权在握，茅盾以民主人士身份只能厕身党外，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部长。此后不久，周扬就另外获得中宣部分管科学和文艺的副部长的身份。从部门的角色和地位来说，政府的文化部与中央的宣传部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中宣部是监督和指导的，文化部是被监督和被指导的。做这样的人事安排，茅盾的尴尬角色就已注定。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这样，茅盾才能在部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五年。

　　尽管茅盾推托不愿做部长，但事实表明，自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召开成立大会后，茅盾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这其中不乏报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知遇之恩”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就茅盾的一生来说，他对政治一直怀有“眷恋”的情节，如今已一朝飞升，他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当他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倔强、自负而更深谙政治的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钱杏村、夏衍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等“周扬派”，这让在政治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他更有难见天日的感觉。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他对自己只是“挂个名”、“有职无权”等现象和问题发泄了不满。如他在题为《我的看法》的发言中说：“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茅盾全集》第17卷第541页）试想，如果不是压抑和激愤到极点，以茅盾的个性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也由此可见，茅盾的两次辞职，并非真正是因为创作问题，而是工作极度压抑下的一种反抗。

　　事后来看，茅盾之所以会这样尴尬，除了脱党那个重要因素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应该有“实权”要求，因为既然是做“挂名”领导，就应该挂个名头即算交差，而他却非要介入实际工作。其次，茅盾的先天性格因素决定了他的尴尬角色。茅盾待人多从容平和、与人为善，基本属于一个谦谦文人。而他的“谨言慎行”在文艺界圈子中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尤其为胡风所不齿。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中，茅盾这种柔弱大于刚强型的人在不能逆潮流时自然就要选择顺流而下，所以即使遭遇“文革”，他也能够趋利避害、勉强善终。另外还有一点让茅盾一直底气不足，那就是他与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婚外恋。从茅盾一直讳莫如深的审慎态度中可以判断出，他想要掩盖过去这一少为人知的“丑行”。不过事也凑巧，秦德君在参加首届政协会时被人检举，遭到审查。茅盾为此而惴惴不安，生怕火烧到自己，所以此后即使与秦德君“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1951年，秦德君在教育部申请恢复党籍时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所以组织部门找到茅盾核实情况，而他却推说自己不是党员不便证明，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一句。（秦德君、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83~84页）尽管，他与秦德君的男女私情早已是往事，但是茅盾还是将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还在有意掩饰。而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事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外露过。

　　无奈面对的现实茅盾上任之初，文化部曾组织有关专家确定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书目，但在上报审批时却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指出：“这个目录并没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甚至有些部分是违反毛主席的介绍外国文艺的方针的。这个方案是照样搬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的标准来选目的。”茅盾在二十多年后忆及这段经历时，虽一方面说“感到极舒服，极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但也坦承当时有“毛骨耸然”之感。（《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茅盾全集》第27卷第203页）

　　在茅盾担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武训传》便在全国上演了。正当文化界为之雀跃之时，毛泽东亲自上阵，不但严厉批判了《武训传》，而且顺带批判了此前上演的《清宫秘史》，一时间形成全国的批判浪潮。
　　在兼任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工作中，虽然工作多以宏观指导为主，但签发时茅盾都要认真审阅，特别是在刊物创办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程度。然而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在第一卷中，就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改造》等先后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批判，刊物不得不刊发批评文章和作者的检讨。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台后，也不得不响应号召主动刊发《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而随着《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新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之初，《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得不发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检讨。随后，《人民文学》编委会做出重大改组，丁玲接替艾青任副主编，原有编辑成员中的严辰、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荌等6人也被调离，1952年3月这一期脱刊。作为主编，茅盾只能无奈地面对这样的现实。

　　茅盾负责的《译文》在最初几期因偏离“正确的方向”而接连受到胡乔木的口头和书面批评。茅盾无奈，只好责成陈冰夷等根据胡乔木提出的方针任务和今后改进的办法对《译文》做了调整。

　　作为文联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在经历了初期的“一贯正确”后，因“慢待”李希凡、蓝翎等“小人物”而陷入鬼打墙式的怪圈中，冯雪峰不得不以主编的名义撰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为继起的批判运动“祭旗”。作为文化部部长和文联副主席，茅盾虽然主要精力不在《文艺报》，但毕竟要对自己的“管区”负责。

　　综合上述因素，茅盾先在纪念《讲话》十周年之际，撰写了题为《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的长文。文中，他首先肯定了《讲话》“不但在今天是我国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即在将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也同样是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他说：“事实证明……如果能真正体会，坚决执行，那他在工作中就不会犯错误，就会做出成绩；反之，就一定会犯错误，或把工作做坏。”而目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状态，以及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严重的错误或缺点，都是因为“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得不够，似懂非懂，自以为懂，因而在执行政策时，常有偏差或错误”。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问题时，他说：“近来陆续发现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生活于工农兵中，投身于现实斗争，为时甚久，而思想终未得到彻底改造，则当环境改变时，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便会失却立场，铸成大错。”最后，他表示一定下决心做好两件事，即“一、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认真改造思想；二、虚心刻苦地学习社会，坚决执行工农兵方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52年5月23日）后在1954年《红楼梦》事件后，他又检讨道：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好好学习，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肃清”自己“大脑皮质上那些有毒素的旅馆商标”，“改掉那种自欺欺人的作风”，“反躬自省”。他也承认《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自己“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希望通过这次思想斗争，“锻炼出‘新我’来”。（《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1950年12月，部队作家白刃携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请求茅盾为其作序，茅盾欣然应允，并在“序”中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品在随后被说成是“反现实的、没有党性的、没有政策观点的、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违背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有害的文艺作品”。同期还发表了陈亚丁的《初评〈战斗到明天〉———兼作自我检讨》、冯健男的《作者首要的任务在于改造思想———评白刃：〈战斗到明天〉》等批判文章。（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几位“觉悟很高”的“读者”还写信给《人民日报》责问茅盾为该书写序的问题。茅盾不敢怠慢，立即回信解释并检讨。信中，茅盾首先表示“完全接受张学洞等四位同志的意见”，承认自己的序文“没有指出书中严重的错误，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并说：当时自己“走马看花似地看了这书以后”，“的确也为书中某些写得比较好的部分所迷惑而忽略了书中的严重的错误。而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茅盾表示“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了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人民日报》，1952年3月13日）而《人民日报》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将回信以《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为题发表出来。且不论茅盾对读者来信的重视程度，也不论他的检讨是否深刻，单就事论事的话，无论是“读者来信”，还是《人民日报》的做法，都有轻视茅盾之嫌。而身为体制中人，他又不能像当年对待创造社那样据理力争，只能默默吞咽着尴尬的苦水。
　

　　茅盾遭遇的尴尬之事还有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事件是1950年2月，《腐蚀》由黄佐临拍成影片，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运动月”的佳片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茅盾于1950年12月特意撰写了《由衷的感谢》，对“为什么要写一本暴露特务为题材的小说”的疑问做了解答，并对编剧、导演以及各位演员表示感谢。（《由衷的感谢》，《大众电影》，1950年第13期）然而，影片不久后却突然停映。柯灵后来披露了个中原因：“一打听，出了问题：据说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得了吗！”茅盾虽然表面上对“《腐蚀》事件”“始终未置一词，若无其事”，但正如柯灵所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心向往之———悼念茅盾同志》，《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柯灵的判断没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体验，茅盾已经能够准确地把握“行情”，他知道自己的旧作已经不适于“新”的形势，特别是像《腐蚀》这样的作品已经不能被接受。为此，在随后由自己主编的开明版《茅盾选集》中，他没有将《腐蚀》、“《蚀》三部曲”等“敏感”作品收入，而是选取了《春蚕》、《林家铺子》以及另外八篇不知名的小说。同时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他借检查旧作的机会对自己以往的创作思想进行了否定和检讨。在“序言”中，茅盾几乎很少涉及“选集”中的作品，却将重点放在最初写作《幻灭》、《动摇》、《追求》等小说的具体情境中。他说：“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

      他解释说：“当我写这三部小说的时候，我的思想情绪是悲观失望的。这是三部小说中没有出现肯定的正面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接着，他检讨了《三人行》，称其“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在检讨《子夜》时他说：“《子夜》的写作过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要描写斗争中的工人群众则首先你必须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否则，不论你的‘第二手’材料如何多而且好，你还是不能写得有血有肉的。”在大篇幅的总结和检讨后，他才针对“选集”中的篇目作了交代，他坦白地说：“选在这本集子里八、九篇小说都是‘瑕瑜互见’，乃至‘瑜不掩瑕’的东西。而且这八、九篇的题材又都是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点暴露或批判的意义，但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这些实在只能算是历史的灰尘，离开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罢？”最后，他深有体会而又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人有机会来检查自己的失败的经验，心情是又沉重而又痛快的。为什么痛快呢？为的是搔着了自己的创伤，为的是能够正视这些创伤总比不愿正视或视而不见好些。为什么沉重呢？为的是虽然一步一步地逐渐认识了自己的毛病及其如何医治的方法，然而年复一年，由于自己的决心与毅力两俱不足，始终因循拖延，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数十年来。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没有深入群众，还是耿耿于心，时时疚痗的事。”

      茅盾虽坦诚了自己作品的缺点，但是“读者”依然不依不饶。1952年李夏阳写信给《文艺报》，批评他作于1936年的《创作的准备》，称其中关于写社会科学论文可以凭借材料而不需生活实践一段的论述有错误，茅盾只得回信认错说：“我感谢你的热心，并诚恳地接受您的意见。这部小书写于十多年前，现在是不合需要了，应当重写。十多年前为了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书，故得以滥竽充数，现在这一类的书，佳作甚多，故此书实无再印之必要，我已将此意告知出版该书之三联（事实上在三年前我即向三联建议不再印此书）。”（《茅盾全集》第36卷第273~274页）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如吴奔星写信质疑《林家铺子》中林大娘将女儿许配给寿生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合的表现；张志涛写信质疑他1948年所写的《漫谈苏联》一文中关于苏联个体农民的评述问题；署名强立的人写信给《文艺报》，批评他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的结论与“胡适的见解一般”，而且公然要求他“检讨一番”；他在演讲中曾因引述荷马关于勇敢的战士与苍蝇作比而遭到“诬蔑了我们的战士”的批评，等等。面对这些善恶难辨的质疑和批评，茅盾不得不“放下架子”，不厌其烦地一一回信答复。这种明枪暗箭的事在当时并不少见，但是如此多的问题发生在茅盾身上，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综上可见，尽管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在上任之前也曾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并决心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他并未像延安解放区作家那样接受过洗礼，对于《讲话》“远没有领会到它的精髓”，“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茅盾全集》第27卷第204页）因此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他怎样紧跟，始终难以避免尴尬的遭际，并以不断的检讨来掩盖和弥补思想与行动上的跟不上。今天，我们重新翻检出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字，不是为了展览猎奇，而是要借这些尘封的历史文献以回到历史现场，并认真反思当年的知识人的精神和灵魂。

　　
——摘自《炎黄春秋》作者 商昌宝（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