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家乡还好吗？！（四）长沙下放户们
高椅的洪江下放户比我们早下放一年，而高椅的长沙下放户却比我们晚下差不多一个月，他们于一九七零年的四月下到了高椅。相比洪江下放户来说，他们的日子更难熬，因为会同紧邻洪江，地域、语言、生活与洪江没有很大的差距。而对于当时的长沙下放户来说离开千里之远的长沙，或许就是永诀。起始给他们的下马威便是在淫雨霏霏中拖儿带女爬界才能到达他们的下放地，而在长沙他们何尝爬过山，再加上语言的不通，地域的不熟，生活的不同，这些就够他们受了。然后紧接着的便是各种从未见过的劳作，这对于时运不济的他们来说不啻是命运多舛。
那天春雨绵绵的，我们应该是在山上砍田磡回来吃“半（日）饭”，在路上听说又来了下放青年，于是我们几人赶紧往溪边的大队打米房跑去。原来又来了一批从长沙来的知青还有下放户，汽车将他们沿途放在槐梘、红坡后，下在红光和歌浪洞的就在打米房等。在那儿见到了几位同学，他们是在等歌浪洞的人下山来接他们。同时还见到拖儿带女的几家人，也在等队上来人将他们接走。
其中一对年青夫妇，带着一对还抱在手上的双胞胎女儿，还有缝纫机，去了我们大队深山里的四队。那大山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很快就转走了。
问了楚风，他言及红坡下了一户朱姓长沙下放户，也是因不适应，没几个月就离开了。
另有一户分在大山深处歌浪洞的H姓人家，父母带着四个儿女。那母亲脸上有因生天花而留下的痕迹。若干年后读一外国小说，作者在描绘天花患者脸部的坑坑洼洼时说“犹如机关枪扫射过”，感觉特别形象。大儿子、大女儿比我们大些，小儿女可能是十来岁吧。他们好像是因为街道动员其儿女下放而下的。大女儿长得特别白净，特别秀气，让我们感叹的是当时其男朋友还特地送她一家来的（只是以后再无下文）。
这一家人中，我们与大女儿打交道多一些，与她的父母仅仅是他们从红光上下时，遇见了问问情况而已。他们家应该是大儿子是主要劳力，大女儿因特别秀气，也就特别的弱不禁风，因此她在父母和兄长的庇护下，和弟妹的代劳下，她没有干过什么重农活。七七年底，大儿子招工去了会同县搬运公司，而大女儿大约是七八年则到县城自闯天下，终于在县城找了户好人家将自己嫁了，也安排了工作。只是后来听人形容她和那丈夫的外貌如同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和敲钟人加西莫多那样（后还是分道扬镳了）。
最应叹息的是他家的小女儿，下乡时可能只是十来岁吧，头两年还见她背着书包从歌浪洞下来到红坡去读书呢。可没几年他家却将小女儿早早定了人家，男家是从山上下到另一边山下的黔阳县龙船塘公社光明大队的。听说那小女孩一百个不愿意，应该是对长沙还有记忆留恋的，应该是觉得自己不应走这条路，或许是她心目中的那人不是这样，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想来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当时以她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这个命运的，起码她没有实力退男方的彩礼钱，这几乎成了治那些想反悔包办婚姻的农村姑娘的“杀手锏”。拿来的肉吃了，酒喝了，吐不出了。衣已穿了，算成钱却又拿不出，只好委屈自己。听说那小女儿最终还是嫁到了光明，但她后来还是挣脱了包办婚姻的羁绊，离开了那曾经束缚她的大山，自己在外闯荡江湖，想来应是改革开放解放了她。
离开会同后，与她家多少年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们一家九十年代相继回了长沙，有的还是在做生意。大约是十年前吧，大女儿在长沙河西的几个高校寻丝觅缝地找高椅知青。见到她依然那么白净，还是那么秀气，嘴巴也锤炼得特别会“漂”了。她说母亲重病住在医院抢救，无钱医治云云，让人听了很是同情、痛心。想到她的父母毕竟和我们一同在那大山里挣扎过，怎么着也得去看望他们，以表我的心意。便提出和她一起去近在咫尺的医院看望她父母，她却当即改口，另言他辞……目的达到后，再无消息。
当年高椅团里，下了一户芦姓长沙下放户。我没弄清楚的是他们怎么单独去了高椅。那男的会修表修锁之类，似乎依然在高椅干这个，女的在高椅饭店做事。与他们没打过什么交道。大约是77年吧，他们的大女儿读了中学后，也就作为会同本土知青从高椅团里下放到我们大队的三队。这女孩说话、行事已完全会同化了，因此也就记得这户人家。写此文时，打电话问了三队的桂香，她说他们一家后来去了若水，遗憾，看来没有回到长沙。
有一户李姓夫妇带着一双女儿下在了大山里的槐梘四队。几年后那男的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大队发电打米，干上了专业活，比纯出工应该要好得多。那打米厂就在马路旁，我们路过时，遇上也会说上几句话。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那人没注意外面的情况，就开闸放水。万没料到槐梘学校伍老师的一个儿子在那水渠里玩，开闸的水流将其冲进机房，小孩的一条腿就此便断了。这给伍老师一家带来永远的伤痛和不幸，那孩子从此只能拄着拐杖，靠一条腿走路。出了此事后，这户李姓人家感觉在槐梘难以容身，出于内疚，便悄悄地离开了槐梘。
八二年春节我回队上，汽车过槐梘，满满的车厢里又挤上来一个拄着拐杖的大男孩。我一眼认出他就是伍老师那受伤的孩子，赶紧要他坐在了我的位子上。
有与李姓夫妇同队的槐梘知青后来在长沙生意最热闹的西长街上看到过那女的在做家禽买卖，应是生意兴隆了。
长沙下放户中，只与Ｈ家熟点，其他的大都早早地离开了高椅，以后也没有联系。惟愿他们如今都吉星高照，生活幸福！
马路前方的左边（手扶拖拉机的后方）便是当年槐梘的打米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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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叫什么大名不记得了）就下在我们一个生产队。他比我们来得晚一点，也好像是70年4、5月份来的。他那时30多岁，同来的还有他的堂客和一个小孩，小孩不记得有好大了。他告诉我是长沙红旗内燃机厂的（后来叫湖南动力机械厂）。他俩口子干农活一点都不行，动作太慢（插秧），被社员们嫌得要死。大队上就安排他去打米，因为抢了蓝林的饭碗，蓝林就到处挑他的不是，关系也搞得紧张。我们红坡3队自然条件又是全大队最差的，老朱也实在搞不下去了，做了几个月就转走了。
下放在我队的老李和段氏两夫妻，大女儿美伢子，十二三岁，要出工还要做好多家务事，还经常挨骂，小女儿绢伢子四五岁，长得比姐姐漂亮，俩口子很疼她也很娇她，我们在背后还猜测美伢子不是段氏亲生的，不然两姐妹的待遇相差怎么那么大。那时候我们住在队上的仓库里，打隔壁。有一天，段氏悄悄对我们说“今晚我会给绢伢子喊魂，你们在屋里莫做声啊。”晚上估计两孩子是睡着了，就听得段氏从坡上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喊“绢伢子，回来罗....”老李就在家里回应“回来达咧....”。“绢伢子，回来罗....”“回来达咧....”......一喊一答，我们在隔壁听达觉得有些好笑，但也感觉有点阴森。那时候队上的社员和知青也觉得老李家洋意子蛮多呢。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喊魂”。我回长沙后听说美伢子死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估计老李家回长沙后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回复 5# 佳哉
好像黄家有个哥哥后来招到会同搬运社了？我在县城的时候也很少看见他。不知他后来回长沙了没有？
谢谢书荟的此帖，你将视野触角放到了下放户们这一群体。说实话，这一群体在整个被逐入乡下的人群中，是最淒惨，最无助的群体。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使这一群老弱病残，凄风苦雨压得透不过气来，犹如墨黑的暗夜看不到一丝光亮。多少人客死异乡，那怕回得城来至今仍在社会的最低层里贫困挣扎。这是一群最无辜的群体，是值得社会反省及关注的群体。读罢此贴，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就是与老父亲一起被逐入湘西最偏僻的大山的，在下将去年初上网写的一篇网文(那个多雪的冬天)作为跟帖附于下面，以响应书荟的主帖。
回复 8# 西岭望雪
初冬、暖阳、登岳麓山，携知青网丛书《我们的故事》同行。冬阳下翻开丛书，淮羽兄的《绿对联》师嫣兄的《沱江的想念》看得我泪流满面，掩卷长叹，勾起我对往事的思念。
登上麓山之巅北极峰，极目远眺。云海茫茫，望不见武陵山脉延绵的崇山峻岭，沉淀在心底的往事，象一泓流水，从心底涌出，在心中缓缓流过。遥望西边远方的那一片大山，是我挥洒了八年青春的地方，那里有我太多太多的记忆，而记忆的心门一旦打开，难忘的往事竟犹如发生在昨日一样，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悲壮、那样的清晰。三十八年过去了，而三十八年前发生在湘西的那一场暴风雪以及雪中所发生的故事，令我终生难忘。
今天，我将以文字方式，把它从心底挖掘出来，献给与我有同等经历的知青朋友，献给为知青网文《我们的故事》作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并以此怀念与我共同渡过那一段苦难岁月的，我亲爱的父亲。
苗家山寨地处高寒山区，生产队土多田少，加之一年只种得一季水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一年之中，有大半年的时间是瓜菜当饭，半饱半饥，只有农忙时需下大力的时候，以及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些米饭和包谷饭。象这种连天雨雪的天气，生产队一般不安排出工。于是各户农家，有的荷把锄头，下到自留地里刨开积雪，挖出一些萝卜，白菜回去当饭吃。有的背把梯子，下到红薯洞里，取上一些红薯，丢到火炕里，让它慢慢煨熟，一边烤火一边吃。山里的红薯是长在砂土层里，含水份少，淀粉多，烤熟之后，粉甜、粉甜的象吃板粟一样的，喷香喷香，真的当得饭呢。
我和父亲在火炕里加上几个储备过冬的干马桑树蔸，把火烧得通红的。虽然包谷杆扎的墙壁，时而有寒冷的北风透进来，由于火烧得大，干树蔸的火力猛，坐在火炕边，还是觉得身上暖暖的，特别是吃下几个烤红薯后，更觉得温暖、舒服。我和父亲所住的茅棚，是生产队专为我们搭建的，木质结构，茅草盖顶，地处整个寨子最上面一层，地势高，风就特别大，气温也更低。茅棚外面的房檐下，挂着的冰凌有尺把长，风吹得包谷杆唰唰地响，真担心这小小的茅屋承爱不了这么厚雪的压力。好在那时我们命贱、胆子也大，再说，我们当时那种状况，又有什么地方可以这躲避这恶劣天气？何处得以安身？幸亏，我平日里，早出晚归，到山上砍柴，挖树蔸早已把茅屋周围堆满了各种储备的过冬的柴火，到了这种天气，正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为我们抵御风寒。
傍晚时风，父亲到屋外看了看天气，天空还是一片铅色，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强劲的西北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得呼呼着响。父亲操根长长的竹篙，把屋檐下倒挂的冰凌敲掉一些，进屋后说：“这个样子，搞不好今晚还有一场大雪要落，这个鬼天气，硬是要等这场大雪落下来天气才会转晴。”父亲平日沉默寡言，不多说话，而在这个风雪之夜，他仿佛心事格外沉重，比平时也多说了几句。只听到他在低声的自言自语：“这么大的雪啊！我们这个茅屋撑不撑得住哟？”然后他开始烧水，要我早点洗脸洗脚上床去睡。那天，我睡得较早，毕竟躲在被窝里，比坐着要暖和得多。
睡下没多久，还没睡着的时候，外面就开始下起了大雪，好大的一场雪啊！鹅毛大的雪花伴着呼呼的北风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半夜时分，我被父亲轻轻地推醒，父亲说：“你听，山上的松树被雪压断的声音。”我尖起耳朵一听，真的，远处的山上象放爆竹一样，到处都是树枝断裂的啪啪声。那种风雪之夜，远山传来的声音，那样刺耳，那样苍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我发现，父亲却根本未睡，他一直守在火炕边，一边烤火，一边聆听着茅屋被雪压出的咔咔声。我知道父亲也很疲惫了，但他不敢睡觉，他在守护着我，如果茅屋承受不了风雪的侵袭，他会第一时间叫醒我转移的。
被父亲叫醒后，我再难以入睡，缩在被窝里思绪万千，我想到了许多许多……我想到了远在长沙我患病的妈妈，慈祥的妈妈此时此刻一定会挂牵远隔千里的西边大山里的儿子，也一定会象父亲一样祈求上苍保佑渡过这风雪之夜，我想到了我勤劳、辛苦的姐姐，她柔弱的身躯不仅要承受来自父亲政治原罪的压力，还要靠微薄的工资支撑整个家庭生活的负担，我想起了我那年幼的弟弟，姐姐在信上说，弟弟刚满十五岁已经利用寒暑假到土方队打短工挣钱贴补家用了。当然，我还想起了少时读的唐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几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提心吊胆地渡过了一个风雪之夜，天亮时分，纷纷扬扬的大雪也停了，可喜可贺的是这四壁漏风的茅屋居然经受了暴风雪的洗礼，还依然屹立在寨子的最高处，安然无恙，清早和衣起来，打开大门，只见山上的松树很多从树尖折断，只剩下一根根粗大的树干在冰雪中挺立着，再看近处，寨子里面许多农户家种的桔子树、柚子树也都难逃厄运，基本上都被大雪压断（据历史记载，一九七二年的这场大雪，是湘西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雪，被损坏的果木，以至于若干年后，还难吃到本地产的桔子、柚子）吃过早饭，下面寨子里传来了敲钟的声音，生产队长吴大贵用他那嘶哑的喉咙喊道：“各家各户注意了，有劳动力的赶快上山去，把折断的松树砍倒，劈成块块柴，挑到车路上去，供销社有人在那里收购，每佰斤八角伍分钱，钱归自己得，不算工份。”好家伙，听到吴大贵这么一喊，我的心猛的一紧，有这等好事，要知道我们这个最贫穷的生产队，每个壮劳力十分工，每分工只合五分钱啊！我对父亲说了声，你年纪大了，一夜没睡，又有胃病，就在家里休息，我到山上砍柴卖钱去，说着就操起斧头和锯子，摸起一根钎担就飙出了门。
从县城有一条简易公路到我们公社，当地人叫这条路为车路。车路离我们生产队有
当我锯倒又一根松树，将它劈成一块一块准备捆起时，远远看见父亲杆着钎担，手提着一个竹篮，踩着厚厚的积雪上山来了，父亲走得近来，递过竹篮连声说：“饿了吧，赶快吃饭，我给你煮了米饭，”我打开竹篮一看，哈哈，一大碗香喷喷、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外加一碗炒干豆角和两个鸡蛋，真是搞得过年一样，这个时候，我也确实饿了，捧起饭碗，狼吞虎咽起来，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和鸡蛋了，当时的那种味道，与慈禧逃难时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真是好有一比。食物一落肚，身上立刻来了劲，赶紧又伐倒一棵树，锯成段劈开、打捆，流水作业，熟门熟路，父子二人相互配合，很快两担柴已准备完毕。我的这挑柴稍微大点，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就让他挑小的。时值响午已过，我们必须赶快在天黑前，将柴挑到车路边，不然收柴的人就走了。
大雪过后，天也转晴，太阳照在积雪上，多日的雪开始融化，由于山道上走的人多，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我走得快，一路下坡，拐过一道弯，终于走到了水库边，我将柴担立在水库堤坝上歇气，等落在后面的父亲，下得水库走上渠边的路就比较平整好走了。父亲走得艰难，五十多岁的人了，一百多斤的担子挑在肩上，踩着差不多尽把深的雪，步履艰难地一步一移在远处向我走来。远远地望着，我的心里猛的一阵心酸，唉，有什么办法，只怪这地方太穷、太苦了，这一挑柴能顶得平时几天的工钱，况且还是现金收入呢，父亲为了减轻远在长沙的母亲、姐姐和我弟弟的生活负担，也是拼了命在干呢！终于父亲在一个由两根松木搭成的小桥边停了下来，我知道，这条小条难住他了，松木圆圆的，已被人踩得又光又滑很不好走，下面是一条流水很急、很深的溪流，倘若走不稳，一失足跌下去，后果不堪想象，看到这里，我大声地喊道：爸爸，你停哒歇下气，我来帮你挑过桥，于是我快速跑过去将柴小心地挑过沟溪，一口气挑到了水库边。
天黑前，我们终于将两挑柴送到了车路边，过完称，我的这挑重一百伍拾二斤，父亲的那挑重一百三十六斤，父子俩的柴合计二百八十八斤，好吉利的数字，供销社的人递过二元四角五分钱，我将上午的那一元二角四分钱合在一起，总共三元六角九分钱，高兴地交给父亲，父亲疲惫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一笑的面容。
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高兴地说，今天的收入足够我们维护一个月的日常费用了，还真多亏了这场大雪，不然的话，生产队怎么能让我们砍这些柴去卖啊！我也感觉得特别好，我说明天我还要起早点，到远处的山上去，再砍些柴，挑到车路上卖钱，说不定明天也有今天的收入多呢。
拐过一道弯弯，抬头望去，我们的茅屋仍旧倔强地屹立在寨子的最高处，在皑皑白雪中，在夕阳的辉耀下，显得特别地好看。寨子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飘着袅袅炊烟，我知道辛苦了一天的苗族弟兄们也都在盘点着一天的收获，我知道家家户户一定会吃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从那一座座吊角木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女人和孩子们欢快的叫声和笑声，沉寂的山寨，又恢复了她的生气。
拜读《你在家乡还好吗？！》系列文章，为书荟君悲天悯人的善良感动，更为流畅优美的文笔折服。您饱含深情地把笔触伸向了包括下放群体——最底层最无助的无辜百姓，不由得使我想起当年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谢谢您！顺祝周末愉快！
谢谢楚风的补充，还是你的记性好，我问杨，她说不记得了。没错，H家大儿子是在1977年底招工去的会同县搬运公司。
只知他的父母后来是回了长沙，但不知有几个儿女跟着回来了。
佳哉也对十年前与Ｈ家大女儿的相见有记忆......
回复西岭望雪：真的对不起！我的文章，又让你回到了那凄惨的年代，触动了你心灵深处的记忆！
再次读了你的《那个多雪的冬天》，心在泣血。你们父子在那茅草屋里挺过了那北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寒夜，迎来了雪后初霁。父子同心协力在雪地里一天，拼命挣到那极其难得赚到的3元多钱。特别理解你父亲说的那句“今天的收入足够我们维护一个月的日常费用了”，那是令人心酸的感慨。
你们下放的地方看来比我们下放的地方苦，怎么一年到头连吃餐白米饭，都成了“过年”？太穷了！想象得到你们在那湘西大山里的艰辛苦涩，也理解了你的网名。
自强兄：你莫折杀我，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呢。我只是因为在农村那些年，记住了我的同路者，他们有的比我们的生存处境更艰难，前行的道路更坎坷，因此赋予了我的同情。
只是在那个年代，我自身难保，不仅没能帮他们的忙，同情也大都是目光，连语言都难以述说。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亦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借网络表达，而这迟到的“纸半张”，他们早已不需要了。汗颜！
回复 19# 雷公
家父三七年抗战爆发家乡沦陷，投笔从戌考入黃埔军校十七期。一腔热血奔赴抗日主战场，却落得历史反革命，国民党伪军官极不公正之待遇。罪与非罪一字之间，您认为呢？
回复 21# 雷公
家父一身历经磨难，世道坎坷却没有消磨掉他做人的底气。老人家于2000年辞世，享年八十一岁。谢谢雷兄的友情跟帖，向雷兄问好！
1968年冬季我和弟弟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先后插队农村，次年父母又响应政府“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五个年幼的妹妹全家下放到弟弟所在的生产队。
第一年国家给了500多元的安置费和商品粮指标，日子还免强得过。从第二年起国家中断了一切援助和供应，任其融入农民之中。
由于人多劳少、加之生产队贫困，每个劳动日产值只有一毛九分钱，到次年6-7月份青黄不接时全家断粮，由于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告借无门，加之农民时下也并不宽裕，全家老小陷入缺粮的恐慌之中。
为了帮助父母度过难关，我主动向队长申请外出抓副业(贩鸭苗或放木排)，将口粮全部留给父母，自己则在外买黑粮或依靠朋友帮助度日。
即便这样我使尽浑身解术也难解一家八口缺粮之急，还是父亲打听到相邻的贵州省黎平县张鲁生产队有粮可以暂借，条件是秋收后归还国家粮库，帮其完成交售公粮的任务。在公社和生产队的担保下，父亲翻山越岭步行60多里，从张鲁借回三担谷子，这才度过了难关。
开排兄堪称大孝子，自己到外头打流吃黑粮，保父母的基本生活，感天动地。联想起建国20年后，农民们都这样勤劳，尚贫困到如此地步，不知应怪谁。
杨继绳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墓碑》，他的父亲就是60年饿死的。他在书中引了一句安徽凤阳的花鼓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杨先生十分悲愤地修改了一下：“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
谨以此句献给某公冥寿118周年。
引用老槐：再写一篇76-77年的长沙知青如何，应该不是很多人了。
回复老槐：这还真不知该如何走笔，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写扎根吗？头脑里从未考虑过；写为什么没上去吗？怨天尤人又不符我的性格。写其他知青，别人会说我“侵犯”人权呢。
如果提得起劲头的话，我倒是想就七三年年底和七四年提议的剩下的知青上雪峰界办林场，最终却又“胎死腹中”一事，我当时为什么会反对？想从理论上来分析，又觉自己笔力不够，书到用时方恨少呢。莫若你这亲历者来写，岂不更好。
没想到开排兄一家九口人都下到了农村，想着那日子都艰难，真的不容易。看到你写全家断粮，你父亲跨省去借粮，以解燃眉之急，很是伤感。因此我在写洪江下放户一文里提到了：知青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下放户却要管一家老小，他们的道路更为险阻，他们的生活更是苦涩，幸亏你还能为家庭撑起一片天，作了家庭的顶梁柱。
开排兄：好样的！
感谢楚风、书荟君对下放户的关注和同情，他们是当时政治清洗政策的牺牲品，其社会地位仅次于“五类份子”。在独夫眼里他们属于在城里吃闲饭多余的人，必欲赶走而后快。
下放户来到农村后，分食农民并不富足的口粮，增加农民的负担，常遭鄙视讥笑和白眼，处境比知青更艰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亲被“落实政策”全家返城。老父如今还时常教导我们莫忘邓小平先生功德，莫忘过去的苦难！
能写出此等文章的人和认同楼主观念的人士皆有菩萨心！醒世之功，怀世渡人，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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