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曹禺


作者：毕汝谐


我刚识字便开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关于棺材的那些台词，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安）；那时，我不识“禺”字,便称之为“曹偶”。

我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男厕所——风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艺访友，在一楼男厕所方便，见一老者埋头清洗尿池，不觉一楞——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吗，不禁驻足；曹禺热心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摇摇头，问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惭笑不语，碎步退后。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华求学时的高几年级的学长，他曾给低班学生代过几堂课；因此，家母写信介绍我去见他，尊称其为“曹禺老师同志”；昔日，曹禺热烈追求清华一枝花郑秀，常在门禁严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为清华园里的一大趣闻。

七十年代中期，曹禺家住在张自忠路剧协的大院，家里由于没有女主人及保姆，显得大而无当; 曹禺终日赋闲，郁郁不乐，我的到来给他增加了一个谈伴，他说：“你看过的书真不少，我和你谈得来。”那些年，曹禺家门庭冷落马蹄稀，我去过许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艺话剧演员童超因生活琐事登门，根本无人来访。我多次在曹家用饭，都很简单：一点米饭或者面条，一点青菜，再开一个午餐肉或者红烧猪肉的罐头。

我和曹老伯有许多共同话题：首先是苦闷。曹老伯忆及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可那时的我，的确是苦闷啊!”

我说:“我小时候也一样，在育英小学住校，白天看见杀鸡宰鸭，晚上就痛苦得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更为凑巧的是，曹老伯的写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同：“我写《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写出来的，什么在头脑中最活跃，便先写哪一段，然后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来……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我也不知道……”

我笑说：“我也是这样——前后无序，最后慢慢地拼接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是这样的写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

毫无疑问，就人类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时，曾获得“中国莎士比亚”的美誉，可谓名至实归），然而，单就言谈举止而言，他和邻家老伯并无不同，迟钝、木讷、语言乏味。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赞叹我的年纪尚轻，并言及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大志：“我那时把《雷雨》改了又改，觉得要是拿出来，田汉呀、洪深呀、欧阳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给巴金，被他压了一年才发表；鲁迅日记里提到先生买了一本日译《雷雨》，没有评论，先生肯定看不上这种小作品……现在我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军，年轻时总是欺负人，人老了以后，就被人欺负了……”

曹禺的戏剧理念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作品苍白、贫弱、缺乏生命力。话剧《明朗的天》将协和医院诬写为杀人黑店，观众并不买帐——当志愿军代表滔滔而言时，剧场里居然有人睡着了；《胆剑篇》、《王昭君》因是历史题材，稍稍好一些，却也缺乏曹禺经典戏剧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 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

曹老伯与郑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却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是与曹老伯琴瑟和谐。总参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与自1974年即丧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动，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经不住缠磨，只得腼颜相告，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结婚？我已经行将就木啦，怎能结婚？”

当然，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词；曹老伯于1979年与年轻时心仪的京剧演员李玉茹完婚。对此，曹禺女儿万方态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几年就好。”这段和谐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谈及老舍， 曹老伯带着几分神秘感说：“老舍的思想不简单，他是旗人，心灵深处有满族独立思想……”我左耳听右耳出，没有就此探问下去，而今觉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时断时续，言语支离碎碎;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却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李自成》写得好，不能以演义视之。”）；在这种时候，我便与曹老伯相对默坐；不言不语。

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他对死亡怀有恐惧，有一回， 曹老伯问我：“我将来究竟是死于阳台还是大床?”我肃然缄口。

曹老伯对女儿的婚事忧心忡忡，任性地对我说过许多私房话，而后又十分后悔，叮咛道：“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保证道：“您放心，我不是传闲话的长舌妇。”故从略。

曹老伯为人厚道，从不说人坏话，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捞到文化部副部长乌纱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适。”

毋庸讳言，曹禺身上也有某种庸人气质。对于当朝一品大员，曹禺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颐和园休养时，陈毅曾来看望他，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曹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吆。”对此，曹禺受宠若惊，许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还翻来覆去地道：“我只是一个区区，我只是一个区区……”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难受：陈毅与曹禺，均是国宝级人物；如马克思所言，红玫瑰和紫罗兰各有不同的芬芳，岂有高下之分？

面对同一个陈毅，请看吴祖光的应对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员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杜高: “又见昨天” 218页）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顺， 吴祖光境遇坎坷，发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柜，找出董必武观看话剧“胆剑篇”后的赠诗（意味深长的是，与董必武的讣告放在一起）示我；曹老伯谨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我给你看他的诗。”

周恩来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惊讶地发现曹家已经成为周恩来的超级灵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不止一张周氏遗像;我关心地问曹志伯身体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后哭着说：“总理死了，哦，前年，我爱人死了，我也没有这么伤心呀。”又深情地回忆道：“总理跟我开玩笑说，咱们俩都是属狗的，我比你大一轮……听说总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觉得不好打扰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见了他也没话可说呀……呜呜。”曹老伯动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绪感染，也落了泪。

曹老伯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乱时，曹禺连同彭罗陆杨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来闻讯出面讲情：“曹禺算什么？什么也算不上呀，让他回家吧。”这种明为贬斥、实为保护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绑架的曹老伯化险为夷，永铭于心。

曹老伯对旧中国极端不满：“乱七八糟呀! 乱七八糟呀！”同时，对新中国感情真挚：曹老伯给我看过家庭像册，里面有多张他抱着幼女与五星红旗及毛泽东像的合影；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后，曹老伯却告诉我：“其实，我对中国的前途没信心了，但是不敢说呀！”

曹老伯常常说作品不要流于平庸，要有神来之笔；当我称赞他的作品神来之笔迭出不穷时，曹老伯却黯然地道：“我还想写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叹道：“写不出来呀。”他案头有个摊开的创作笔记本，上面凌乱地写着一些不明就里的断句。后来，随着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从张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乔迁到部长楼）的不断提高，他不再说要写大作品了。

我将永远怀念曹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