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传播·微阅读·微鸿沟
——微博传播时代的文化景观与思考
“微鸿沟”是笔者对严锋新浪微博的评论语。严锋发了条微博：“人类好像越来越分化成两大人种：用微博的和不用微博。不用微博的人中又分化成两个人种：在田间炉边劳累无力用微博的，在权力漩涡中奋斗无暇用微博的。最终，这个国家分化成三大人种：统治者，劳动者，用微博者。这三大人种日益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我回复严锋：“这个可叫做‘微鸿沟’。数字鸿沟的最新表现形式。”
这样的对话引起了围观，也发人深省。网友@珏黛佳人GenderIT对我的评论提出了质疑。“请问这个‘微鸿沟’的概念，是您发明的么？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我的回复是：“只不过信手捏造的一个词汇。但是，又颇有深意。鸿沟的鸿，本来是巨大的意思；但是，微博时代，数字鸿沟变得幽深而狭窄，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条小裂缝。哈哈。”
在网友们的追问下，严锋最后接受了“微沟”说。“对，微鸿沟，简称微沟。三个人种对应三个世界，这就是新世纪的三个世界理论。”
笔者不厌其烦地转述这个话题微博互动的细节，是想说明，微博传播虽然被某些人指斥为碎片传播，甚至会导致思维的浅薄化，但是仍然不失为一种头脑风暴或称思想实验的有效途径。因为微传播在满足了微阅读需求的同时，也激发了对话者微创造的巨大潜力。经过多个回合的交锋，许多思考的成果可以沉淀下来，成为新一轮思维拓展的基础的素材。
微博传播有许多类似面对面交流即时互动的传播特点，所以交锋频繁而活跃。这样的传播，不仅适用于日常交往中的见面寒暄，也早见于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时代的对话论学；而谁也不能否认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和记述苏格拉底言行的《对话录》是世界思想史上不朽的篇章。说微传播必然导致思维碎片化和浅薄化，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微传播也是人们古已有之而今为盛的传播需求之一；民歌谣谚，风言风语，街谈巷议，从来都是人们维系社会、传承文化、交流思想的媒介，也是历代统治者洞察人心的锁钥。
只不过，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手段的革命，微传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之一，就是使微阅读和微传播一道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无线传呼机可以说是电子时代的首个便携式微阅读终端，许多人都体验过那种从初次拥有的兴奋到疲于应付的无奈的心路历程；传呼机的使用经验，让我们体会到微阅读是人们的潜在需求，也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手机短信进一步拓展了微阅读的空间。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全能的便携式微阅读终端；手机（广义）阅读（读、听、看）的经验，再次丰富了人类的微阅读体验，在世界范围内已然形成一种影响全局的文化景观。
仅以中国的手机付费阅读为例。根据中国移动的数据，作为中移动九大基地之一的手机阅读基地，在一年多的发展中，已经覆盖用户近2亿。另据《2011年中国手机阅读市场用户研究报告》显示，报纸、生活资讯、社交资讯等类微内容超越文学作品等长内容成为手机阅读用户的习惯性阅读内容。对比2011年与2010年手机阅读用户经常阅读内容分类的调查，用户经常阅读的内容中，文学作品占比大幅度下降，而社交资讯、博客、杂志类内容占比大幅度上升。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交资讯类微内容更适合用户空闲时段高频、短时的阅读行为。《报告》显示，用户阅读场景集中在碎片化、空闲时间段，主要为以下几个场景：睡觉前、等待时、乘坐交通工具时。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场景进一步左右用户阅读行为趋向高频率、短时长。二是微博等带有互动形式的产品增加了用户的使用粘性。微博、生活资讯类内容来自用户自身，这种自媒体性加上用户之间互动的社交属性，以及内容的短小、精悍，吻合用户碎片化时间的需求与用户偏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微阅读，是对人类生存空间和生活体验的空前拓展。微阅读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陈旧的教育观念，使人人、时时、处处的自主学习和全球范围的互动学习成为了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微阅读使媒介使用者有机会成为全球交往和世界知识生产的共同主体。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微传播和微阅读虽然在宏观尺度上已经蔚为壮观，在微观层面，裂隙却无处不在。“微鸿沟”在某种程度上确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开化的传播屏障。
据说某些地方政府已经明令禁止官员开博，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官员及其关系人的微博俨然成为泄漏内幕、曝光隐私、招致责难的渊薮。如此一来，主动放弃微传播的当政者、没有条件微传播的底层民众和微博用户之间果然横亘着一道不易察觉而渊深莫测的鸿沟。这三者之间的误解、猜忌乃至仇视心态昭然若揭，如不及时加以弥合，恐怕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天堑。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以微博、推特、脸谱等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微传播，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传播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主观或某些客观的原因，微鸿沟又犹如久旱土地上的龟纹一般，遍布于你我身边。不仅上微博与不上微博的人之间观点差异巨大，即便同时微博控，新浪与腾讯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借用一位网友的调侃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在新浪微博，而我在腾讯微博！”
这无疑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因为当今时代，过去人们之间靠大众传播媒体得以维持的那种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归宿感已经日渐式微，而新的足以黏合社会、凝聚人心的传播力量尚在成长之中，亦如久旱的土地，如果不及时引水灌溉，任其龟裂，必将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夏德元（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社长，编审）
淡淡的哀伤
舒芜先生享年87岁，按说也算是喜丧了。可我心里却有着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伤。这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有关舒芜的文章。有人称赞舒芜有学问，文风优美；有人说舒芜是犹大，他出卖了朋友；也有人说舒芜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遇，很有代表性，有研究的价值，值得我们反思。总之议论纷纷，大都离不开“胡风问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批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一错案的责任在中央，“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有人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是按动了“肃反运动”的起爆按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想，这不过是天方夜谭。我认为没有舒芜交出的信，在那时的中国，也必定要进行“肃反运动”的，胡风也一定在劫难逃。理由很简单，新中国需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需要用他的思想统一全国，胡风的文艺理论，背离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
也有人说舒芜交出私人信件，本身就不对，暗示私人信件关乎隐私问题。写这篇文章的人，如果是80后的年轻人，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不了解，或不够了解那个时代。那是个什么时代呢？我们当年把那个时代歌颂为毛泽东时代。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一种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每个干部（包括在校学生）都必须忠诚老实地向党交心，检查、汇报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时还要求检举别人的思想言行，对党不能有半点隐瞒、隐私，党让你怎么做，你就必须怎么做。党让舒芜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舒芜敢不写吗？党让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舒芜敢不交吗？换成谁，也得写也得交。如果他不交那才是真正的不对，大逆不道的不对。
对于舒芜的所谓“告密”。有人著文说：舒芜晚年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回避。现在让我们看看舒芜是怎样说的：“导致了那么大的一个冤案，虽然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害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家破人亡，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的全部好友……我应负一份沉重的责任。”
是什么沉重的责任，舒芜没有说，我想即使他要说，他也是说不出来的。原因很简单，要把千千万万人送上十字架，他一个小小的舒芜、小小的出版社编辑，有这个权力吗？有这个能力吗？他说这种话未免太高抬自己了。中共中央说：这一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如果说在“胡风一案”中，真有告密的人，那个人不是舒芜，而是胡风。是胡风把舒芜告到了党中央。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的情况报告》。其中第三部份引用了舒芜给胡风的信，做为罪证，说舒芜是内奸、叛徒、反革命。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令人不解的是这部分的文字，在媒体上刊出时的30万言上书中被删除了，只有在《胡风全集》中才能看到。而舒芜写文章批胡风是上级叫他写的。舒芜引用胡风的信，是批判胡风文艺路线中的宗派主义，属于学术问题，交信则是被迫的。而胡风引用舒芜给他的信，是做为叛徒、内奸、反革命的罪证，报告给党中央政治局的，是主动行为，两者有本质的差别。
“胡风一案”已经平反二十多年了，案情也早已大白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指责舒芜是犹大，甚至死后鞭尸呢？文坛怪杰聂绀弩先生说：
“我看见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不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岁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我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说两小不忍乱大谋，也是胡说。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聂绀弩1982年9月3日致舒芜）。此真见道之言，一语道破玄机。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党沛家
数学也曾爱红妆
《旷代女杰：柯瓦列夫斯卡娅传》[美]安·希布纳·科布利茨著赵斌译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在数学历史上，女数学家寥若晨星，数学王国中巨大的性别落差，已成为广受关注的人文课题。
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娅是一位很有故事的女性。在19世纪的俄罗斯，她借“假婚”奔赴欧洲接受高等教育。在巴黎街头，她不畏炮火，抢救巴黎公社起义者的生命。她发表的一系列剧本、小说、诗歌、杂文，因格调清新，在俄罗斯有一批踊跃的拥趸。然而，使她载入史册的，是她头上一系列“第一”的桂冠：第一位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女性、第一位女数学教授、第一位获得法国博尔丹数学大奖的妇女。
在卡兹的《数学史通论》中，她似乎是个数学神童，“当一些小姑娘醒来看到她们育婴室墙上娇嫩的花朵时”，索菲亚的“房间却糊满了米哈依尔·奥斯特格拉茨基的微积分课程的讲义”。
在E·T·贝尔的笔下，她是一位借着自己的美貌，戏弄化学家本生的“风情女生”。据说，本生曾声称绝不允许任何女性，特别是俄国女性，进入他的实验室，亵渎他的男性尊严，并拒绝了一个姑娘，而这个姑娘正是索菲亚的朋友。于是索菲亚前往会晤本生，他确实被她迷住了，同意接受她的朋友在实验室当学生。等她离去后，他才醒悟过来。他对维尔斯特拉斯悲叹道：“那个女人使我自食其言了。”而维氏正是索菲亚在柏林的数学老师。
当索菲亚投奔维氏时，维氏已55岁，年轻貌美的女生更能激发起老教授的研究热情，尽管柏林大学拒绝了维氏接受索菲亚的请求，维氏本人自愿私下为她授课，而且一上就是5年，演绎出一段大师与学生的佳话。1888年圣诞前夕，当索菲亚的《论刚体绕定点旋转》的论文获得法国科学院博尔丹大奖时，维氏显得兴奋异常，他写道“……我尤其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有资格的裁判们现在已经做出了他们的裁决，那就是我‘忠实的学生’，我所‘钟爱’的人，确实不是一个‘轻佻的骗子’。”这些描述陡然增添了索菲亚的神秘色彩。
安·希布纳·科布利茨撰写的柯瓦列夫斯卡娅传记出版，才使人们认识到这位女性的真正意义。书中告诉我们，所谓的“柯瓦列夫斯卡娅传奇”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特别在“反女权主义”的风气下，有关“索菲亚故事”的各种版本竞相出笼，有人写道：“对女人而言，爱情和数学兼得是件危险的事。”当柯瓦列夫斯卡娅作为一个案例上升到“女性与科学”的高度时，对她的生平和事迹的评价就决不是贝尔那种花样文章所能承载的了。
作为“女性与科学”的研究专家，科布利茨对“柯瓦列夫斯卡娅现象”展开了深度研究，这部书就源自她的博士论文。她设定了几个问题：一、怎样将柯瓦列夫斯卡娅纳入关于性别与科学的相互影响的讨论中？二、关于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本质，柯瓦列夫斯卡娅的经历能告诉我们什么？三、当柯瓦列夫斯卡娅做数学研究的时候，是否体验过哲学上的或者心理的冲突？四、作为那个时代科研团队的一员，柯瓦列夫斯卡娅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自己的女性本质？
可见，作者并未把柯瓦列夫斯卡娅作为一个“痴迷数学”的孤独女性，而是把她作为“女性与科学”的典型案例。通过在俄国的实地考察，和源于俄国、瑞典、德国和法国的各种信息拼接，科利布茨绘出了一幅柯瓦列夫斯卡娅的完整肖像，出色回答了这些问题。
如第四个问题，你可以从该书中读到柯瓦列夫斯卡娅游走在“女性世界”和“数学世界”之间。作为一位姑娘，她有过自己的爱情追求；作为母亲，她在女儿身上倾注了关爱；作为一位贵族家的小姐，她也热衷于社交沙龙，特别是当她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圣彼得堡后，她就穿起上流社会小姐的服饰，定期出现在歌剧院和戏院中，每星期招待一次客人，甚至还和丈夫一起投资房地产。对“浮华虚荣”的陶醉，对金钱财富的迷恋，让她完全把数学抛在脑后。
然而，不幸却接踵而至。投资破产、婚姻破裂、前夫自杀、姐姐病逝，种种打击却使得索菲亚“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软泥”中警醒出来，“让我只与数学接触，我将会忘掉世界上其他一切事情。”她恢复了与老师维氏中断三年的通信，重新回到柏林。
重返数学界，她确实展示出非凡的数学直觉，在维氏的指导下，索菲亚很快恢复了对数学的自信心。博尔丹大奖把她带进欧洲数学界的顶端行列，这时，在索菲亚的身边，人们看到了庞加莱、埃尔米特、皮卡等欧洲顶尖的数学大师，俄国著名数学家切比雪夫和她保持长达10年的通信。“对柯氏而言，做女人和做数学家一点也不矛盾。数学世界优雅、美丽而有序，数学家是她的伙伴、盟友和支持者。”这应是科布利茨对她的最好解读。
1890年秋，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更能揭示她的内心世界：“我从来都不能确定在数学与文学两者中我更偏向于何者。每当我对纯粹抽象的思维感到疲劳时，我立即开始转向观察生活，转向一种重视所见所闻的强烈冲动。反之，在另一些时间，当生活突然似乎变得不重要和乏味时，那就唯有科学的永恒不易法则能吸引我。如果我只集中精力于一门专业，我很可能会在这一专业上作出更多的工作。但是，我就是不愿放弃其中任何一项。”
然而，命运并未给她太多时间展示自己的才华，1891年2月10日，这朵刚刚绽放的“数学玫瑰”罹患肺炎在斯德哥尔摩遽然病逝，年仅41岁。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纪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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