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从今年起，上海已经恢复执行中组部1992年发布的22号文件，凡是公务员中处级岗位的女干部，能坚持正常工作，且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其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

    此报道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后，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多数网友表示质疑和不满。原因很简单：延长退休年龄，为何又是干部先来？

    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快速膨胀，行政职能转换相对滞后以及官民对立情绪推波助澜下，上述民意当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目前进行延长退休年龄试点的省级地区有二：上海和宁夏。

     背景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六普”的数据表明，全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已经远远突破国际标准7%的“红线”。另据估算，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未来寅吃卯粮现象还有加剧之趋势。

    专家指出，为了实现全民老有所养，主要解决方案有三：一是增加在职人员的缴费，二是减少退休金领取者的收入水平，三是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等。

     显然前两个办法损害公众切身利益，势必引起强烈不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波及整个英国的大罢工便祸起削减员工福利，足以成为镜鉴。于是第三个方案便成为有关部门上选。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握有公权、工作稳定、福利完善的政府机关更易推动。而延长女干部退休年龄又有消弭职场性别之积极导向价值，便成为试点中的先锋。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是合乎人性和常识的。一个佐证是：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被提前退休的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84.44岁，男性仅为79.82岁。

    另外，就业依旧是当前第一民生要义。延长退休年龄势必急剧这一困局，必须按照两害相权的原则进行科学审慎的利弊权衡。

    再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干部的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队伍加快新陈代谢，实现年富力强方能适应转型社会日益复杂沉重的决策管理工作。延长干部退休年龄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毕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辛苦的差事，这么多人宁愿不退休也要继续服务简直感天动地——不过，很多人怀疑背后权力附着的各类好处在扮演幕后推手。

   即使抛开这些，纯粹算经济账，有关部门也当立足沪宁试点，认真权衡：支付公务员提前退休所花的养老金带来的社会负担重，还是让其在位子上再留五年给纳税人造成的压力大？

    专家认为，另一种选择是尽快在全社会启动弹性退休制。即使是弹性退休，也当秉承公平准则，在完善社保的基础上，更多依据市场准则，在尊重用人单位自主权的基础上，让员工自愿选择。而不能总将因此带来的工资福利负担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中国需要退休官员发挥余热，但精兵简政的现实诉求更为迫切。2009年，中国企业承担了全国养老金的29%，职工人均每月获得1200元，总量超过半数补贴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

     中国养老压力的形成，除了人口增长和结构问题，根子还在于历史欠账过多——不容否认，这些年政府连续7年上调了城镇职工的退休金，但面对通胀压力和相较于财政收入的急速增长，这方面的政府投入远远没有到位。随着社会变革的演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传统养儿防老模式逐步走向终结，社会化养老从观念、制度到设施都严重滞后，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重塑。

    上海处级女干部退休年龄延长的争议则提醒决策者：完善养老制度当本着公平正义原则推进，该走出谁设计，谁受益的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