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这一群知青的蹉跎岁月

许佑铮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2年，我们于涟水河畔的湘乡二中结束了高中学业。因为三年“苦日子”，经济萧条，招生指标宛如光头粉上撒了点肉沫，点缀一下。我们班每个班录取了5位同学，他们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我曾记得，班主任王寄北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有志者事竞成！我一直深信着这句格言。所以我一直穷追不舍地苦恋着音乐。尽管音乐专业招生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但我渴望着经济的复苏，我随时准备着迎接春天的到来。

   1963年，我曾在母校办公楼四楼自修着“基本乐理”。实践着“作曲法”那些基本技巧。我的另一个执着的同学傅真忻每日在四楼打着赤膊认真地画着素描。谢欣老师每日也在四楼进行着壹万张画运动。“业精于勤”对年轻的我，启发很大。

   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我在九中代过课、在房产公司工地做过副工、担过铁路土方、为省机电四处搞过电杆装运。我还天真地拿着“毕业证书”去工厂打听“是否要招工？”，我多么向往吐着袅袅青烟的工厂，它对于青春的我，多么具有童话般的魔力啊!

   我还参加了县歌曲创作小组，和教师们一起排练歌舞，周日在“大礼堂”演出。我参加更多是居委会回乡社会青年文艺活动。每日谋划着排练节目，指挥着大合唱，为居委会、城关镇获得了不少一等奖。我创作的歌曲“集体好”后来搬上了邵阳地区调演舞台，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青年时代的我，作品第一次走出县门，获得了令人羡慕的一等奖。

   1964年，湖南师院艺术系没有任何招生的讯息，倒是江西师院艺术系恢复了招生，但只对本省。我们如久旱遇甘霖，我和傅子、楚毫、阳生、国尧不请自去，院方被动接受了报考。当时，傅子、楚毫其作品常见于报端，我的歌曲作品也上了地区舞台，连我的图画作品也很不赖。院方对我的专科很满意，所以，老师找我进行了谈话。后来，急速赶去武汉，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一场当堂作曲又使我参加了六十余人中的七人复试，我饱含着期望在等待。不久，通知来了，江西我们均落选。南昌姑妈为我打听，政审不合格成了一个重要因子。我接中国音乐学院的通知还蛮激动，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武汉考区仅录取一名，紧缩仍在发挥着作用。

   1965年，我参加了湖南省韶山灌区湘乡指挥部文艺宣传队。我创作的组歌“歌唱韶山灌区”在湘潭参加了省指挥部的汇演。其中“一道喜讯传下来”获得好评并刊载。“锣鼓喧天来庆功”成了县“轻骑队”的保留节目。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我发现姜科长等领导们非常注意报纸中北京中央领导的状况及社论，这正是文革起风的初始阶段。我们在忙着到工地慰问演出。对政治毫无一点敏感。后来灌区通水了，我们这个宣传队的使命也便完成。这大半年的相聚，如今离解散又快半个世纪了，成了我青春年华中文艺实践最美好的回忆。

   我率领的居委会排练队，人数在悄悄地一天一天减少，他（她）们已分配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几位成了无娘的弃儿。甚至因成份，排成的节目也不让其跟随伴奏，真让人匪夷所思。我开始尝到苦闷、彷徨的滋味，前途何在？路在何方？

   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在北正街小学任校长。祖父在世时在天泰糖行帮工，当先生。省吃俭用，有了一些节余时却英年早逝。这一些节余便放在伯祖父店里作为小股份衍生出供养父辈的费用。祖父辈民国十一年分家。其后，伯祖父又是未成年父辈的监护人。伯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对伯祖父家的财产无任何继承权。1950年，我父病故，最后连小股份也不知去向？难道是伯祖父家的工商地主成份张冠李戴在我家头上？我将疑点向领导作了反映，但我的苦衷被漠然处之。我又对毛泽东“论阶级成份”中文末阐明三年后将改变成份的诺言充满着希望，但现实是纸上谈兵，几十年却是无限延伸。我只有无语了。

   1966年到来了，我只盼望有高校可考。终于收到了湖北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兴许湖南也可能招生。我心里燃起了一炬希望之火。但北京的文革在不断发酵，我压根儿不曾料到会发展到“停课闹革命”这一步。学校的红卫兵在向老师发动着无情的攻击。大字报刷满了学校，老师被揪得所剩无几。大字报贴上大街，打倒“刘邓陶”的标语骇人听闻。领导们顿时成了无头苍蝇，无序乱撞。正常人说混话：“×××有问题我用脑袋担保。”女神经声音嘶哑，白沫飞溅凑热闹：“造反有理，你算老几？”男神经似在讲“真话”，幽默地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上“放屁”后，还正儿八经签上“反修一兵”。工厂停了，机关瘫了。学生们高高坐在课桌上庆祝胜利……由于学校正常秩序不能为继，宣布停课闹革命便顺理成章了。这样，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好几年的“招生”戛然而止。同学王道求、楚毫帮我联系的文工团和柘溪总队也因混乱而泡汤。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前途正式走进了死胡同。

   从此，文革肆虐。今日，成串的高帽队画着“丑”脸敲锣而过，有点荒唐可笑。昨日，夜幕下的七一广场正在斗争着一位从山西揪回的“地主”老太，她是湘乡名校二中前身一女校的校长胡仲敬，我推算她应该有六十多了，低头站在用方桌拼成的批斗台上，身材矮小，孤立无援，我现在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当时，庙宇菩萨被砸，店门招牌被毁。我家被抄二次，无法无天抄去衣物。我中学时代的多本日记在火光中化作烟云，当时，我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

   滚滚滚！勒令贴在门上，半夜大门被踢得嘭嘭作响。我不知所措，心在狂跳！杜甫“石豪吏”诗中：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千余年前出现过的黑夜惊魂一幕又在重演。分配工作我们无份，作零工的线被捏断，有的甚至粮食供应也被停掉。每日，有车轮般的“动员”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上山下乡之路。我没有办法，我极其悲凉，我仿佛看到一条迷茫的阡陌的小路展现在我眼前。也许，这就是我今生的唯一归宿了。

“龙卷风”把我们晕糊糊降在乡下

（一）

   1966年11月19日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日子，一个改变一群人人生轨迹的日子。我们象被龙卷风猛然吸去，晕糊糊地降落在乡下。

   那一天，在北门口，我们带着大红花整队出发，走向离城十余里，等待开垦的湘乡茶场。我很无奈，我更笑不出来。母亲五十多岁了，一人孤独在家，为姨妈带小孩获得生计。作为独子的我，无能为力，我象被狂风扫荡的落叶，无处可攀附。

   好在路程并不远，只走了一个来小时。这次，县茶场一共接收了64个男女知识青年。安排在雷家塘、罗汉冲、安丘、戴家湾。即一、二、三、四生产队，我分在安丘（三队）。我们全组共十四人，八女六男，最大廿四岁，最小十六岁。文化程度高小至高中。其中二男二女来自小演员训练班，他们家庭成份不好，为不至沾污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纯洁形象，被终止分配剧团，改发配到茶场。更巧的是本组只有一位“根正苗红”的知青，也许是来锻炼镀金的。其余的便只能享受“可教子女”的“美”称了。由于是长期逆刺激以至“神经麻痹”，我们这一群人常在生产队、青年组、食堂和自留地，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

   到生产队后，暂借住在社员“泉胡子”家。他是回乡青年，我们的语言似乎有共同之处。第二日大早便开始了出工，去合作社担化肥。上午、下午有四场工，熟悉新的田里工夫。以后，每天是以日出日落为时间标尺，周而复始推进着新农民的进程。一天满勤，男的计十二分工，女的计八分工。我们赖以为家的安丘生产队有水田六十余亩，还有等待开发的几百亩茶土和一个猪场。分农业队、副业队，每年轮换出工。在农业队，每年就是锄草皮、担粪、翻凼、担大凼粪、撒石灰、插秧、扮禾。每日泥里来，水里去，指望着二季丰收。在副业队，开山、整土、种茶、锄草、种西瓜、种萝卜、担水、浇粪，指望着茶树快快长大，指望多挣几个“活水”钱。

   为猪场上街去大米厂拖糠，我们倒是顶喜欢的。一辆钢丝板车、一个男的拉、二个女的推。虽然红仑上四个陡坡难上，劲使得不集中，甚至倒退，要乞人帮忙。但事情脱爽，还可以回家，累得有价值，所以乐于前往。

   有一次，我奔跑着放第二个下仑时，付举莲和阳青云单脚搭在轮子的轴上，手扶着木箱，享受着飞速的刺激。我有个神经性呕吐的毛病，在越跑越快的奔跑中，突发呕吐，只得将板车丢在一旁，幸喜没翻车伤人。这是观音菩萨在文革“关禁闭”期间，担“风险”的救苦救难。在怜惜保佑着我们这些苦命孩子的平安。平时，我们也常与县里一些领导干部的板车队在红仑相遇。他们正在红仑上“五七干校”接受与我们一样的“劳动改造”。后来拨乱反正后，得到解脱，官复原职。或荣誉退休、怡养天年。最后我们也打道回府，回城安排，但我们失去了比他们更重要的青春年华。原来的高小生、初中生、高中生被尘封已久，因为机已失去，时不再来啊！青年时代憧憬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还在让其承受晚婚、计划生育、破产、下岗之苦果。而且，只能自个儿慢慢地消化着由别人制造的苦果。莫等闲白少年头，空悲切！怪谁？

   冬天来了。我们被派上街，成了“名符其实”的“收粪兵团”。我管北门，许卓群驻三眼井。为了多收一点粪，要起早，以防别人抢先。更要先发制人，主动帮“奶奶”倒马桶。只有先将粪倒入自己的大粪桶，你今天的成果才会靠实。在家吃过迟早饭，再担着满满一担粪，经火车站、联盟大队、过渠道、翻过小红仑、园艺场、中间还要歇好几次气，当看到坡下一丘丘的水田，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快完成了。将粪倒在大凼中，祈望来年丰收。

　　欢迎涟水河畔的湘乡知青来到湖知网，拜读您的回忆录，一下子就从文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您说“我多么向往吐着袅袅青烟的工厂，它对于青春的我，多么具有童话般的魔力啊！”不也是所有的知青当年共同的心声吗！

　　期待您的下文！

回复 1# 许佑铮

“青年时代憧憬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还在让其承受晚婚、计划生育、破产、下岗之苦果。而且，只能自个儿慢慢地消化着由别人制造的苦果。莫等闲白少年头，空悲切！怪谁？”

此恨绵绵...谁能偿还失去的青春！

（二）

   因为上面拨来了安置费，我们也在划算着建房，不是组长的我们却在充当顶梁柱。请社员指导一块儿在田里放了砖。又在安丘前面一片油茶林边择好了屋场地基。全组十四人连续担了好几天土方，终于把横直有三十几米的地基担平了。四向办分配了我组十多立方木材指标，我们这些“无法无天”的知青，在提量木材时，只要木材公司量材员一反眼，稍不留神，两人一合作，一根根没量的木材，魔术般地堆到了已量过的那一堆。如此反复，应该不会吃亏。

   很快一字排开有红砖砖柱走廊的土砖青瓦房便建成了。多出的木材也不知多在何处？正如我们廉价的青春一样，都为“上山下乡”运动作了无私的贡献。今后，住在这儿是不可改变了。所以，对居住环境还是顶注意的。我们在宽阔的坪中央早留下了一棵翠绿的山楂树。工余用土推车从远山坟边“偷”来墓碑，我用红砖砌了两个墩，把墓碑麻石往上一摆，这就成了公园的凳。也许遐余，能坐下享用一下，虽然没有花前，但却有月下，自感惬意，就让其洋洋自得吧！我还记得，同在这棵山楂树旁，我拉着手风琴照了一张相。似在笑、不，应该是装出的笑。我拉响的是世界名曲“可爱的家”：“无论我走遍海角天涯，都怀念我的家……”。而且，我唱得很投入，我多么愿意在温馨的家中，陪伴母亲共赏天伦啊！

   西边的山头，晚霞格外鲜红。我们每天不用时钟，也是这个时辰开始散工。老水牛迫不及待扑向大塘里，也想洗尽满身泥泞。我们知青组的小苗妹子早就在大塘里浸泡。水牛一扑通，吓得她大声尖叫。远处，社员喜哥也在应声：别秽坏这一塘水啊！我们这一家子的大哥们，自觉地为自留地的瓜菜在浇粪。这副收工图是我脑海中的一片记忆，也是我们三青年组平和时刻的写真。

   由于一年安置费还在起着支撑作用，青年组的食堂仍然在正常运行。餐餐有热饭热菜下肚，热水灶里一缸水在咕咕冒着水泡。两个小妹子阳青云和谭小苗轮流“执政”炊事员，辣椒罗卜白菜，变着花样应对。由于是重体力劳动。每餐饭量常超出了报餐计划。社员吃水较远，在上面山塘。为了方便，男青年在屋下小菜园挖了一口几米深的水井，不但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附近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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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 20:58

文革的风刮进了茶场

文革在我场的影响没有多大，更没有多大的派性，领导们在稳坐着“钓鱼船”。县委书记郭增臣应接不暇，被拉去请罪，那时他便因祸得福，进行着颈椎锻炼。他的夫人却在我场“劳动”，躲避着毫无道理的麻烦。后来，“保”派沿着原来的官道在向下发展，我场成立了“把到底”战斗队。它是通过政治筛选在运作，我知青组仅一人获准参加。在那时，能戴着红袖章，是一种使人突然神气的“摇头丸”，几个常吃“松活工”的人倒是如获至宝。社员们每天要忙田里工夫，忙塞饱肚子的事，对此道毫无兴趣。整个茶场64个知青，能参加“把到底”的不到十人，这对其他知青来说，是一种公开的岐视。为了维护政治上的尊严，茶场被排斥的知青，成立了“五四挺进纵队”，并立马组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排节目，信手拈来，迅速深入各队演出。我记得排练好的小歌舞“浏阳河”比较精彩。一男一女由李伯宁、罗良智出舞，一组“探海”造型，还有卓群、绵光等人的多声部伴唱，再加上我和玉钊、仕俊的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的伴奏，是够出味的了。几年以后，农林水系统下乡，下基层慰问演出，茶场知青的本事是不容小觑啊！

不久，农业局有一干部在场部贴出了“五四挺进纵队是一些什么货色”的大字报。言下之意是祭出了反动的血统论：我们个个是“根正苗红”。你们再怎样表演也是一些“歪瓜烂桃”。我们没有作过份理采，让此等待着历史的答复吧！十周年、廿周年，茶场知青纪念聚会，他自动来参加了活动，相互一笑，也没说什么，我想，来参加的本身就意示着一种歉意吧！

秋去冬来。大家都准备过年了。队上年终要结算，我们也热望着分红呵！一年下来，我做了250个工。工价叁角，除去每月出谷及分配的几斤菜籽油、鱼的扣除，我还能分得廿来元，与我作小工每月可收入42元有天壤之别。当时真要去做小工，那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就此，也只能这样耗着。至于供养母亲，还要找一位如意爱人，真成了难言之瘾啊！不过，也算不在其下，要真下放在6分钱壹个工的生产队，此生也只有“咪咪来拉多”—《光棍哭妻》了！

丢了耙头串联去！

（一）

我们没有生活在真空中。虽然茶场社员每天都循规蹈矩迎接着太阳的升落，文革的风浪对敏锐的知青来说，象一个强大的吸盘吸劲十足。学生大串联风起云涌，学生串联遍布大江南北。串联的学生踏上了公路、串联的红卫兵挤满了列车、甚至发展到政府招架不住而下令终止。但余波不断，有时，常有小高潮。

我们是刚脱下学生装的知青，与学生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多想下水试身，我们更想迎风搏浪。柏宁在悄悄通风，四周在暗暗呼应……

那是1967年5月，春插刚过的一个晚上，一群人出现在湘乡火车站。看准了东去的方向，一列货车缓缓启动，于是我们约定依次每车箱上一人，攀着车尾的铁梯架而上，再在车顶爬行或越过车箱连接处，在一车箱集中，铺上塑料布坐定，也就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茶场“铁道游击队”第一次出征。

我们的列车在向株洲方向奔驰，大小站都停，速度象“打摆子”时冷时热，经云湖桥、十里冲、清水塘、终于挨到了田心。只得下车，打听哪列列车往北而去。铁路工人师傅与我们很投缘，经指点，我们登上了北去的货运列车。大约是快天亮的时辰，我们到了汉口的江汉货运站。几十股车道南来北往，好大一个货站！找到了站内食堂，买了许多包子馍馍，加足了开水，又搭车上路。有的车皮中途被摔，不再北上，我们又得临时找车换乘。经河南、黄沙满天、唇干口燥、急着找水。也不知睡梦中被叫醒多少次、也不知多少次迷糊又跳上另一列车。大雨中，我们坐的是一敞蓬车，又冷又饿，我和柏宁互拥着缩卷在机器的空隙处“避难”。折腾了一夜，看着天已发白的外面，突然晃当一声，车停了。跳下车一打听，我们到了石家庄，离北京不远了。

石家庄，也是一个股道多，很长很长的一个大站。我们跳下车，如同进入惊恐的油锅中。黑热热的串联大军在石家庄这个硕大无比的货站翻滚。“红卫兵小将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准串联！不要去北京！”高音喇叭的声响在货站上空回响！堵截的人员出现了，追逃的游戏也便开了场。呼叫一阵，一波滚向北。停歇一阵，一波又涌向南。象翻滚的开水、象热锅里的蚂蚁、更象猫公捉老鼠……我们远远地躲避着，绝不近前。积极地打听着，盯着那些即将启动的列车。机会来了，一辆列车噗哧一声冒着热气，车轮在缓慢地移动，也不知去何地，只知向北。我们敏捷地爬上了车，列车加速了，一阵浓浓的白气迷漫而过，列车噗哧噗哧欢唱着飞奔起来，我们笑了！我们成功了！呗呗！石家庄！

正当我们欢呼成功时，突然发现丢掉了二个人，玉钊和仕俊被追丢了。是顺利爬上了另一列车？还是被堵截住送往收容所再转送回家？我们不得而知，只有说不完的遗憾！

又是一阵晃当声，列车停了，我们若无其事仍坐在车上。有一人在此经过，我们向他打听：“师傅，这是什么地方？”“丰台”我突然恍然大悟，车不会再开了，啊！北京终于到了！

有去过北京的同学介绍，我们住进了北京北石桥招待所—一个接待红卫兵的驿站。我们当然是学生，不然怎么入住呢？这儿房间很好，地上铺满了席子，还有单盖被，大家集体睡觉，吃住都是国家共产主义，只“借”不给钱。大锅炖白菜，上面撒了许多肉沫，很新鲜，别有一股风味，我们非常知足。事过四十年，我还想在家里尝试做那种简单、纯正又清香的菜。

入住北石桥后，才打听到玉钊和仕俊也到了，而且很快与我们在北石桥汇合。他们是经一长沙伢子指点，贴壁躲进闷罐车而避过了搜查，成了“漏网之鱼”。后来在丰台送进了一家水泥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在北京，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北海、八达岭长城。我们大饱眼福，也在那些美景处留下了青春一刹那。我们大声叫喊，我们心旷神怡，我们忘记了时刻牵挂的前途。我们也想入非非，假如要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又有一位心仪的女友陪伴相游，那美景会更艳，心情会更畅，何等的浪漫谛克啊！

但风景再美，也不是我们久留之处。湘乡还有一片“广阔天地”能容我们背离吗？让湘苏出面变着法儿“借”到了票，一行又一路风驰电掣来到了武汉。在我们国家的长江第一桥留下了英俊的倩影，在我姨妈家挤住了一夜，便匆匆从“清凉”的万里云层堕下，回到了正值盛夏的湘乡。

      看到得这么真实的下乡、文革回忆文章倍感亲切,很珍贵的照片,保荐下来不容易,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后代都不知这段历史了!

回复 1# 许佑铮

      许学兄终于能独立发长篇帖了 恭喜 也欢迎你加盟我们湖南知青网，几年来，我一直盼望着有来自我的家乡，湘乡的知青朋友能到这里来，所以我特别高兴!

    许兄一生多坎坷，但一直自强不息，终于修得正果，在音乐创作上有了可喜的成就，我们湖南知青网又添了一位多才多艺的老知青!

是知青老哥哥 不是姐姐

      蹉跎岁月经历的那些事，许兄弟还记得如此清晰，真是刻骨铭心。

  风雨过后见彩虹，你向命运抗争，你坚信【明天的月亮更圆】，你的人生好精彩！欢迎你朋友！

     【明天的月亮更圆】是许君发表在湖知网春节联欢会的征歌。

                                                              （二）

   　回到湘乡后，又回到了我们耕耘的安丘生产队，回到了艰苦劳作、前途渺茫茶场的现实中，还是一样的钵子蒸饭、还是一样的荷锄出工，我们又在谋划着上海、杭州行程。

　　这次，女知青傅举莲、斯厚德、阳青云她们死死地盯住了我们。好象我们是“四类份子”，一切都在他们监控中。带女知青闯荡上海，有风险。而且很不脱爽，只怕麻烦不断。而且她们死皮赖脸跟着跑，真是哭笑不得！只得带她们上路。

　　我们使用的是一张毛边纸签写的非正式“票”，而且还作了涂改。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果然，到上海站后在出站口被堵住。这么一大帮人，真不好每一个人都“脱险”。相约的人在暗示开溜！正待行动，不远一铁道路口横杆打开，两股人流相向拥挤着穿过，我们也趁此良机飞跑冲入过路的人群中。车站工作人员傻眼了，只得望人兴叹！第一场危机也因此而化解了。

　　上海真大，我站在外滩，看着滚滚奔流的黄浦江，仰望着一座座用花岗岩砌成的摩天大厦。南京路，准海路，在外滩向西缓缓延伸着……商业集中的地方、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以前从书本上知道上海有个十里洋场，而且还有个“大世界”，在这里还出了一支“夜上海”的名歌：“夜上海，夜上海，它是一个不夜城……”它常在“大世界”舞厅中演唱，可惜这种爵士风味的轻歌，虽然是抒发着女性对新生活的向往，但在文革期间唱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造反有理”最强的高声吼叫才是最吃香的歌曲。上海的街道真长，因为囊中羞涩，我们每天就在十里长街上引颈张望。累了就在街边地下小憩一下。天黑了，待澡堂打烊，因为便宜，这里成了我们每晚休息睡觉的“天堂”。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城皇庙，斯厚德的长兄从嘉兴赶来，请我们吃了饭，慰劳了我们这些从乡下来到“大观园”的穷哥儿和村姑们。

                                                               （三）

   玩罢上海，往回去了杭州。晚，我们这一群“丐帮”又被拦在车站内，差点被送去了收容站。也是命不至于此，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押解”我们去收容站。因为都是学生，他半途将我们“放生”。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我们赠之以韶山纪念章。

   夜，已经很晚很晚，也没有正式吃点什么，更无处可投宿。我们象落魄者，彳亍在西湖畔。天上，有淡淡的月光。湖面，有轻轻的波浪。忽隐忽现的湖光山色，也在寂静地进入了梦乡……困了，我们就枕睡在湖畔的石凳上，巡夜者也没有过份为难我们，让我们枕着西湖美景，各自作着黄粱美梦。可惜白娘子早已远去，今晚也没有大雨将至，不然今晚又来一次“西湖借伞”又何妨呢？

   为了便于上车，我们这一群来到距杭州不远的南星桥小站，将塑料布铺在侯车室的一角。为安全见，女生睡中间，男生睡两旁。清晨，百早发现裤子划破了，丢了一角六分钱，幸好没划着不好说的地方，出气的洞洞也不大，不然在景区才真不雅哩！

   晚，到了红都南昌。在下车的路上，看到了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武士”。还看到了一些男女在情切切地哭泣和控诉，据说向塘发生了机枪扫射事件，死了人，铁路客运因武斗而中断。大家都说是保卫毛主席，可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忙不过来呀！铁路中断，我们这一群人真有点伤脑筋了，匆匆来到琳姑家，打地铺对付几晚。去了八一公园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还到了整个都弄成了红色的八一广场，这与文革中的红海洋在相呼应。由于武斗频发，路途不畅，玩的兴致也不高了。幸喜铁路没断多久，也成全了我们这些归心似箭的人。

                           知青大会和反断食斗争

    中国的农村在60年代，农民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让如此壹仟多万知青下乡到农村，又把农民已有的大饼又分去了几分之几，而毫不负责任的说客把农村说得无限美好、天花乱坠。知青的血泪实践成了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苦头吃尽，问题接连。人人向往着美好，生活的规律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知青们奋斗一生也解决不了农村贫困。最终也只会将他们陪葬在贫困的旋涡中。所以要解决问题，正确的政策才是关键。正如现在，农民可以进城，走遍全国，为致富打工，他们尝到的是甜头，看到的是希望，这叫苦尽甘来心舒畅。让放着五颜六色的万花筒诱骗知青们“扎根”农村一辈子，难道他们的脑子均进水了？否！

　　大部份知青发表了自己的想法，概括为“要户口、要回城、要工作、要吃饭”。所以返流回城就在所必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四向办”召开了全县知青大会，树起了几个所谓“先进”典型的“扎根派”，动员知青回农村“扎根”一辈子，真是白日说梦话！知青们没有答应，连南正街下乡的一个稍有智障的文盲大哥，本在城里干“卖韭菜大蒜葱”之业。他走上了主席台，高呼：“我要吃饭，我要回城”“打倒老把一小撮！”台上的“老把”领导也惯性地举起了拳头，回过神来后为自己打倒自己而目瞪口呆。会议解散，知青们诉求无果，“最后的晚餐”后，肉骨头打向三、二个“标兵”……知青们列队，打着“要户口、要回城、要吃饭、要工作”的横幅，游行至县前街县政府，然后转至人民广场灯光球场处。男女知青好几百人，井井有条静坐，进行着“反断食”斗争。当时，拉着四向办主任黄雨阳作陪，体验无饭吃的滋味。社会各界、组织团体及外地返乡大专院校同学都赶来声援和慰问。知青们的家长也赶来灯光球场，整夜守护，关心自己的骨肉。整个斗争坚持了二晚三天，由于当时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小小四向办也解决不了“中央级”的大问题。最后也只能稍加安抚，让知青们再饰演一次阿Q，高叫着胜利了而草草收场。

每品读完一篇这噙满泪水的回忆录，我就会对知青大哥大姐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敬意，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期待下集。

　　湖滨公园有座志愿军的雕像　不知道你们那时候看到没有？

　　这张片片里有我俩发小、同学，五毛在在湘潭等公交车碰过一面，大家行色匆匆，只对她一双漂亮女儿（应该也是近40的人了）有些印象，端妹显得比在学校时开朗健康了许多。往事其实不如烟，看到这么多熟悉的身影，想起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斯家老大很仁厚，是个大哥哥的样子；老二很跳皮的；老三很有才，当过我的实习老师，一堂用一人称讲的《我羡慕你们》（舒舍于）差一点让我以为是他自己的故事 如今与宝莲姐应该在珠海安度晚年；老四和陆几身材从李老师了。

　　许兄右手边的应该是已经去世的赵仕俊，左手边的不应该是玉剑，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是谁。

    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老照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那神态一下就反映出当时的背景。可惜的是翻拍不清楚，应该找个高手重拍一次，好好保存，留给后代。小声问一句：是许君本人吗？如果是--哇晒！你太帅了啊！

回复 18# 麓山远眺 天天:

                用"明天的月亮更圆"让你我共勉:你把握今天/我把握今天/今天就不会贫寒/你把握今天/我把握今天/希望就不会遥远.    啊!今天/道路宽广/阳光灿烂

                                                                 你播种明天/我播种明天/明天就収获甘甜/你播种明天/我播种明天/生活就更加羙满/   啊!明天/太阳更红/月亮更圆

下次有什么活动　让许学兄将照片带上　请阿瓜帮他是找对人了。

机枪打死了十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每天，旧的大字报被新的大字报盖上，积成了厚厚的一层。更有新的北京消息横空出现，吸引人民的眼球。半夜，锣鼓骤然响起、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夜游行欢呼不止……知青们大部份仍然留在家里，吃着家里的“老半升”，总盼望有那么一天，天上会飘来一条招自己进厂的最新指示……

知青们曾来到草罗巷王小虎单住的家。大家商议着成立知青组织。听说“革联”在“武装部”搞到了枪。也许，湘乡的武斗也始于此时。听人说，王小虎要去“桂花”搞枪。我和我在汉口读大学的胡青春同学觉得不妥。于晚餐后想去找王方、小虎兄弟，劝他们不要去玩枪。枪总与死紧紧连在一起，不要去作无谓的送死。到北正街小学找到了他的母亲，我们二中的魏诗海老师，但王方、小虎彻夜未归，奈何！

第二日，即1967年8月17日，我在家里吃过早餐正在街上闲逛。突然噩耗传来，我们知青小虎和罗贤聪及其他单位共十一人，过山枣镇后被拦下车来，让其排队，突然用机枪扫射，丢手榴弹屠杀至死。其中有一个305厂的十六岁的妹子临时跟车去玩，也陪着死于非命。这件骇人听闻屠杀事件，凶手是湖铁总部几个转业兵。王方这次反应迅速，滚入水沟，幸勉于难。阿弥陀佛！我未成的劝阻，仅为长远而担忧，谁知枪还未摸到，却超早成了现实。呜呼！是什么出了问题？

下午我去停尸的原武装部屋内看了尸体。那时，我还年纪轻轻，望着那么多尸体也不觉害怕。也许是离死还远之故吧！小虎两眼紧闭，打着赤膊，上胸被子弹打了无数个孔。当时我数了孔的数目，现在事隔四十年，数字也便模糊了。也许死者们当时是作为儿戏去玩，没想到有如此之恶果呀！

正值盛夏，死者们的尸体转放到了大礼堂前坪水泥池中。泡上红色佛尔马林溶液，企望不腐。但终究斗不过高温天气，一个个变成了大头园球，下面也胀肿成了硕大尤物。由于尸臭横飞街上，只能急忙装殓入棺。装殓时，师傅们带着口罩、喷着白酒，把胀肿的尸体费劲地压进棺材……经谈判，葬火车站前坪，建烈士塔，以求不朽。未婚死者的家长还有个美丽的愿望，都希望自己儿子与年轻貌美的女死者并排而卧，在阴间有“性”福快乐，以后如何？现在也不得而知了。

死者受到瞬间之苦后，什么官感也消失，与大地成为永恒。凶手得到一时满足的快感，看似胜利，可接踵而至的“节目”，够让乐极生悲的。接着各种斗争会纷至沓来，五花大绑紧得作猫叫，铁丝吊重牌颈上留下沟道道，重拳如雨点，高台坠地如抛球，旗杆远戳、爆竹围颈叭叭跳！尽管死里逃生，听说远调他厂或返回了老家。但这一段地狱般的惊魂记忆，够他们“享”用一辈子了。相应的另一派的头儿们也在自食着苦果。为消除派性，“烈士”不能成立，墓必迁走。在火烧般的烈日下艰难地在火车站前坪开挖着自已布下的坚硬如铁的“烈士”墓。也许两派都不去参与这些摸不着边际的事儿，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些不幸的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挖出来的小虎遗骇，我们知青又送上了一程，安埋在知青们生活过的五里园艺场。小虎死时，正是二十妙龄，除学生时代有过一届地区乒乓球冠军辉煌外，新近还出现一个喜欢他的女朋友，可人生应该完成的经历他大部份都没完成就去了。小虎太认真和忠诚了啊！他尚未“保卫”就人身先死，至他于死地的人却仍在享尽人间天伦之乐。五里的知青们早回到了城里。他的兄弟姐妹，及知青朋友都会走向自然规律，也不会再来打扰他的安宁。在永恒的时间里，把那些还没有想透的问题慢慢思透吧！

在1967年8月17日那一天，知青死了二人，另一天，我茶场四青年组刘和平在河边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于非命。我们一并在大正街工商联厅内由知青主办了追悼会。做了一面知青大旗，做了两个特大花圈。这一次凭着特别感受，我用羽调式写了一首“哀乐”。在人民广场一起开过追悼会后，用铜菅慢慢奏出，为难友送行……

回到一招待所，终于放松下来。突然，枪声大作，“革联”趁“工联”出殡之机，来了一次偷袭。长沙“红色怒火”打先锋，由于不熟地形，反被“农联”彪司令来了一个反包围，从丁家弄穿过菜园子，在七一广场轻工局附近猛然开枪，使外乡人在此处丢下几具尸体。

我躲在招待所，远望着南门与大正街交叉口，那里躺着一具尸体，还听说，乱枪中，买冰棒老妪也吃了枪子。

我们在招待所里企望着明日的平静。第二日，起床一打听，“革联”已进驻城里。“工联”一派已退去棋梓、双峰。城里我是不能呆了，和王方一道将“山乡青联”大旗，藏在沙发里。然后从招待所后墙爬出，插小弄到壶天巷清姑家，与家里取得联系，知北门情况正常，便穿小巷菜园回到了家里。在家歇了一晚，一大早，我选择去城北姨公家躲藏。

早晨，临走时，我望着病入膏肓的外婆，无言以对。外婆的眼神里流露着一种无奈的渴望……这也是我难忘的瞬间告别。从此我再也看不到我慈祥的外婆了，只有心中永远的记忆。

途经火车站，站前出站口远处横卧着一具死尸，听说是车站职工。死前还在车站红瓦屋面留下了顽抗的痕迹。

在姨公家躲了廿余天，日子难挨！每天以看小说度日。也不时传来要捉我的谣言。我并知道我的同学吴水平躲在段中间。还听说“革联”将三个四类份子拿去枪毙了，其中有大外公的儿子，还有我们北正街修锁的易胖子，还有“板粒”妹子的父亲。他们不属何派，安份在家，却成了派性骗术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命比捏死一只蚂蚁更容易，人间悲哀！

正当谣言使我惶恐时，我转藏到了金星仑上。同时，也传来了好消息。邵阳方向几处联合“部队”的开进，使“革联”作鸟兽散逃入东山冲里。同时工联、湘江风雷、农联等组织，仗着人多势众，主动出击，先后从对河将对方的大小头儿捉了回来。当时，我想，现在该太平了吧！

回复 33# 许佑铮

往事并不如烟，文革的腥风血雨永远无法忘怀。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许我经历的比你更惨。

写吧！写出那荒唐的时代，写出我们的苦难，告诉共和国，历史不许倒退，悲剧不许重演，君不见，当今正有人在翻文革的案，在鼓吹要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么？写吧，期待你的下文。

回复 34# asd999999(往事并不如烟，文革的腥风血雨永远无法忘怀。)

      1967年8月的武斗中,还遗忘了一件惨烈的事:湘乡一中毕业,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学生周锡坤在家中被"红色怒火"抓住,胸前绑一手榴弹,用一根几十米的绳子连上引爆线,狠狠一扯,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山乡青联”在招待所里的日子fficeffice" />

我邀王朴生在原县委后栋占了几间房子，想作为“知青”组织的办公地点。后来考虑太偏僻，放弃了。又到招待所占了一些屋，作为“山乡青联”总部。藏到后栋沙发里的“山乡青联”大旗重见天日，我们第一个让它飘扬在招待所前栋的旗杆上。下放在各乡的知青活动份子陆续来到，着手成立组织机构。也在“四向办”搞到了一些经费，展开了文革大层面及知青理义的一些大字报活动。而且我们有映山、兆新几支笔杆，评论贴在大街上也是有声有色的。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成立了“山乡青联”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天统领着二、三十个男女成员，排练节目。也曾去长沙“红一线”学习着新的歌舞节目。我们的当家独唱李燕君女士，她为我们赢来了不少掌声，后来被分去湘钢“打铁”。语言类是唐标本、李笑宇。声音爽朗伶牙利齿。后来分配工作时，唐（烧饼）有先知先觉拒接“集体制”饭碗，个人放养着蜜蜂，干着中国特色的“次冈”。笑宇去了长沙，干着律司的“勾当”。可惜命运多舛，得了喉癌，过早离开了人世。现在他的笑貌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端四跳“亚非拉”舞跳得最高，涂得墨黑，后来在文化馆里照相，也许他会为过去的使命去支援“世界革命”端着相机去索马里“放枪”。维能在舞队，时常头痛，我们劝他多吃几个狗头，也许狗头真起了作用，在百货公司干起会计来，越算越“糊涂”，一直算得百货公司完蛋，关门大吉。卫哥在宣传队奠定了二胡的基础，居然成了湘乡二胡名家。可我现在却不能忘记，要分手时，他在忧郁地反复嘶喊：千里风雪一片白……也许是前景的迷茫让他嘶喊，也许是心中的无奈让他嘶喊，这种呜喊频律足可以钩人魂魄。

我们的宣传队，存在了大半年。我们经常在大礼堂演出，也常去本县厂矿演出。在这些厂矿，招待不错，有鱼有肉吃。机会好，还可吃到肥肥的扣肉，真是煞瘾！我们也常到外县市巡回演出。去了娄底、涟源，还去了邵阳。在邵阳住在火车站低档旅馆，没有接待单位，自掏腰包，自耗着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肠膏。低潮时，免不了低声哼唱着：“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与歌共鸣，抒缓着不好的心情。在涟源娄底，有熟悉的厂矿，吃喝拉撒就不成问题了。现在光阴过去了四十年。那时，正值青年时期，生命力旺盛，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期望。可许多许多又是那么迷茫。别看每日玩笑哄闹，但心的深处，迷漫着苦闷。所以，每到黄昏，三五成群，常去招待所对门腊味馆，来一盘猪耳朵，用半斤劣质红薯酒来麻痹着活跃的大脑。走着秧歌步，高叫着：“我没有醉！”

在招待所的初期，一栋二、三楼，住满了开来的武装人员，来去乱纷纷的。我们知青中有几个小不点儿，常混入其楼上，乘其不备，顺手牵羊，多次牵来了几支“汉阳棒棒”。因而“山乡青联”有了小小武卫班。端四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美国“汤姆孙”，横挎着它，眼朝着天上，严然他就是美国派来的军事顾问。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假如你运气好，也许还可在他眼神的灵光中，找到那种趾高气扬的神韵。

从四向办要来的钱，每月还要按时向广大知识青年发放生活费，如不补充很快会告罄。于是丁建湘借来了汽车和机枪，率领武卫班，浩浩荡荡向月山进发，去找掌管知青钱财的四向办老马。老马早已闻风从后山跑了，机枪只有愤怒地对着后山嗒嗒嗒地吼叫。

通告下来了，枪逐渐被收缴。在招待所的日子不能为继。小部份回了生产队，继续“饰演”着蹩脚农民。有的仍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听由命运摆布。一天，我回茶场生产队去看看，居然无意躲过了城里抓人的十二级台风。正待庆幸，茶场一个头儿指使人抓住我，汇同一个四类份子，两人串在一起，押解上街。经过北正街，我家又被抄家。我被送进了大礼堂看管，里面汇集了五、六百人。有知青、有干部、有工人、还有教师。我还看到母校罗人俊老师也被五花大绑送了来。我们人多势众，唱着“语录歌”，抗议他们向人民专政。还送来一些人，只要有人认为重一点，便转送武装部治安指挥部。我有一个同学朋友胡阳生，文革期间毛主席像盛行，他一直在北正街干着画毛主席油画像的活儿，什么组织也没参加，他在笑我被抓，猴子莫笑兔子没尾巴。不一会儿，他也被五花大绑送来，而且升了一级，转送武装部治安指挥部。一般地说，只要抓人的人想抓谁，就可以抓谁，这是文革逻辑。我在大礼堂文革“集中营”，坐了几天聋子班房，没有任何讯问，便放了出来。

回到茶场开始了挨斗生涯

我又回到了茶场，开始负重在水田中跋涉。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我会进入“倒霉”的角色。过去，十五六岁的孩子可揪出来当右派，难道现在就不可以呼另一个名？现在的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每天念着重复的诅咒，前面还得摆设一个挨斗的“魔鬼”，“四类份子”就是入“瓮”的首选。天天斗呀天天斗，炒呀炒呀炒现饭。现饭被炒干，现饭变成炭，再来一个忆苦餐，忆苦忆到了“苦日子”，斗争在滑稽地前进，四类份子早变成了烟云。但纲举目还得张，另一个造就的新四类份子被逮了来，继续表演“斗争”。叮叮啵！叮叮啵！六月蚊子咬脑壳……

我和赵仕俊被关在一队的板仓中，我在警觉地思考着这一个问题。青年组的知青朋友给我送来了第一次“牢饭”，除蔬菜外，还特别放了一个煎荷包蛋。这特别说明我们的心仍然连在一起，我噙着泪花……

在“白蚁堂”临时场部茅屋前坪，搭了一个台。我、赵仕俊、徐绍基被下跪挨斗。我们并没有干什么，更不是什么头儿，而是我们三人家庭成份不好，无论怎样，挨斗在所必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程式，正如过去没有右派无论如何要定几个出来一样，我的警觉不是毫无根据。

在挨斗前，“民兵营长”倒很有人性，给我看了一张北正街居委会的函件：“…此人在居委会表现一贯不好。”我看了很平静，更没有任何担心。因为北正街居委会向笔者颁出过一系列奖状，奖状的客观证明，只能说明笔者是一贯表现好的。关键是写函件的人颠倒黑白，落井下石，想踩几个人，建立她的辉煌，其灵魂是多么的污秽啊！

在四队“罗汉冲”挨斗，三人跪在台上，一人声嘶力竭呼喊着打倒“×××”，裤带也崩断。我对交待什么也毫不在意，因为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他们是在敲锣玩猴戏呀！斗争中，甚至演绎出一段笑话：有人说：你来场部带了刀。我说：我从来没有耍过刀，只有儿时玩过唱戏的刀。“你有刀！”“我没有刀！”“你有！”“那就算有吧！”“你拿刀来场部干什么？”我便编着词儿“来场部猪场杀个猪。”“杀了猪干什么？”“用肉来做蛋糕花和大家一起吃……”“吃饱后拿刀干什么？”“杀人！”“杀谁？”“杀书记！”“杀了书记干什么？”“我来当书记。”大家哄笑起来，一个“半神经”的书记醒了过来，制止了继续追问。

赵仕俊也没什么可说，反正天生我辈必挨斗罢了吧！只是徐绍基被纠缠较久，说他为家庭成份翻案。他是一条硬汉，一直挺着腰杆跪着……

在生产队，每晚也要挨斗。另外加了一个挨斗社员，他成份还好，只是过去当过保长。斗争没提保长之事，却对他养蜜蜂子、猪婆子、鸡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重加鞭挞！另外还扯出了他叮当响，打铁忙。但社员们噤若寒蝉，若不让他业余打铁，下次锄耙坏了找谁？这明摆着是自讨苦吃啊！

此时，我穿了一条厚厚的棉裤跪着，闭上双眼，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心里在想，若真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我真是没有回头是岸，只有苦海无边啊！

一棵长不大的小树（1968）

我们爱唱一支无字歌fficeffice" />

    四向办拨来的钱早已花光，田里工夫在逐年加重着负载，工价以每年几分钱的涨幅在慢慢爬行，长大的心沮丧地在旷野游荡。心恢意懒呀！不请自来的杂草在自留地里疯抢地盘，萎靡不振的白菜也异变成了“红菜头”。惊回首！菜钵里点缀的红辣椒碎片风光地在盐水汤里嬉戏！

    终于，三青年组食堂的灶被重重一锤打碎！这一锤震响在茶场上空。其它三个青年组也举锤响应，象“苦日子”解散食堂，宣布四个青年组食堂撤底完结。这种完结，对茶场领导没有什么震动，他们只把知青们当成一些自生自灭的农民，所以事不关己。

    食堂完结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有二人合伙，有一人单干。歇工之时，从水田里爬上来，流着满身臭汗、全身湿透，又开始忙着裹腹之炊。没菜，从家里带一点，母亲尽管生活吃紧，却永远会关心着立不起来的儿子。晚上，趁路过园艺场之机，实行一下“临时共产主义”，扯几蔸大白菜，接应青黄不接之急。捉蛇，为我们添美味。炸狗，为我们上佳肴。魔术般地让西瓜滚进我们的床下，有知青朋友从远乡而来，用最特殊的西瓜宴来招待我们的贵客。

    有个时期，我们知青的家中后院紧急情况频发，多少整家整户被赶下乡去，在陌生的地方开始陌生艰苦的生活。玉钊的老父被勒令赶去外县异乡，让一个老人去异乡过孤灯独影的农耕生活，谁来关心他的病痛？谁来慰藉他的冷暖？我们三青年组有5位知青的家被赶去乡下，叫人一筹莫展。好在我们有一群互爱的知青，我们有一群多情的朋友。谁家在乡下建房，我们倾巢出动，挑砖担瓦，背树爬墙。而且，我很佩服伯宁的小弟，夜深了，朋友们歇息了。他还在细细地收拾，为明日开工筹划。当时他仅只十四岁，小小年纪就在艰苦中，成了有用的栋梁。我们在今日的闲聊中，获知伯宁在食堂散伙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家中无米下锅，他在干着重体力之时，克扣着自己，整整吃了一个月红薯，省下一些米，以救家中断粮之急，这就是大爱的伯宁呀！

    啊！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有幸相聚在一起，有时我们高歌，有时我们沉寂。我们都在盼望，这种盼望深藏在心里。我们都会唱一首歌，它深情的旋律熨贴在我们心里：阿哥啊，你何须说，何须说，且为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我只能唱，一支无字歌，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

在非常年代的婚礼上唱了一支国际歌

    夜晚，在爽朗无云的天上，有一群闪烁的星星，其中两颗是新伙伴，一颗叫绍基，一颗叫碧云。他们一闪一闪在跳跃，也许，他们已经摆脱了烦恼，正在银河相会，快乐地驰骋。地球上的朋友们在遥祝他们，永远没有病魔，情笃意深……

    绍基逝去有半年了，碧云逝去应该是世纪之初。娄碧云居然是带着癫痫病和绍基一块下乡到湘乡茶场的。由于病情无法控制，反复发作大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常跌倒在炉火上，脸容受损。1979年返城大潮中被安排在铁合金福利厂打扫大街。由于大脑失效，离家外出，不幸被火车碾过……绍基返城后，也安排在铁合金子校教书，后调任厂电视台任台长。一心扑在工作上。对病妻不弃不离，艰难培养出一双儿女，当了一世苦行僧。2008年，得了糖尿病，急速发展成肾衰、尿毒，经医保住院治疗，没有起色。由于家境清贫，儿子是普通工人，女儿下岗，无财力去长沙治疗，心灰意冷，追妻而去。

    绍基和碧云去了，却留下一个文革中婚礼唱国际歌的故事。此事并非新郎绍基的主观，而事实上绍基却被深深地牵了进去。1969年，徐绍基与娄碧云作为茶场第一对知青结婚，大家投入了120分的热情。帮忙粉刷，帮忙收拾。散工后，各人忙着填满饥肠漉漉的肚子，洗刷完毕，乘兴而去。在外屋临时布置会堂，书写仪式程序。当时无婚礼进行曲，更没其它歌可唱。有人问“唱什么歌？”“天天唱‘东方红’，换个歌？”“唱个国际歌？”不假思索，一致拥护“要得”，所以“国际歌”不但晚上电台播放，知青们也让“国际歌”唱响在晚上的婚礼上……

    有人告密上去。当时的农业局、公安局如临大敌。派来了工作队，细密侦查一月余。首先宣布纪律：青年组知青不允许组与组往来走动，更不允许上街。然后分别对个人进行问话。一个主问，一个坐在对面紧盯着你一丝一缕的表情变化……我们的新郎绍基突然间又莫明其妙成了新主角了，意呼戏！

    但是，纪律一点也没奏效。心中无冷淡，胆大吃西瓜。知青们一样的互动，一样的上街。而且经过雷家塘一青年组时，还大呼小叫：上街去啰！

    晚上十二点了，我们走在返回的公路上，更是唱劲十足：桑木扁担轻悠悠，我挑担茶叶上北京，有人问我是哪来的客？湘乡茶场种茶人……歌声在空旷宁静的夜晚格外响亮，而且更加悠扬，穿进了社员每家每户的热被窝。有社员在枕边细语：“热烧起啊！”

    唱什么歌，本是临时动议，无秘密可言。而且这是中央崇尚的无产阶级国际的歌，与“反动”百分之亿万达不上边。让农民一句一句分析歌词，真使人喷饭。恐怕马克斯在天之灵知道了，真会生气！假若真怪罪于唱“国际歌”，这的的确确会成为一个国际笑话！

    也不知什么时候，工作组无声无响走了，也没有交待什么结论。过了十余年，有知青也成了政府人，闲聊时谈及此事结论，据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不当时间，不当地点的不当表现。现在又过去了四十年，我还是觉得把“国际歌”与“小资产阶级情调”扯在一起，实在滑稽。也许是弦儿扭得紧，草木均皆兵吧！假若那时，唱一曲“甜蜜蜜”，那罪该十恶不赦，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算是得了便宜。现在唱“甜蜜蜜”，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真要笑掉大牙啊！

小池塘翻着大波浪fficeffice" />

    在茶场，有一个叫“四大人”的老农，全身浮肿，喘着粗气，艰难挑着一担粪蹒跚慢行。没办法，他必须要为着这几分工。下大雨了，突见有人在田中晃动。于是，十几个人蓑衣斗笠全副武装，谁也不会落后奔向水田。撑着锄头把一动也不动蜷缩在大雨中。没办法，空撑也为着这几分工。

    知青们的思想一直在矛盾中煎熬。假如，男女知青能象×功一样把全身放松，把师傅拜为救世主，你就会万分虔诚、安定的因子就会在你的全身发生奇效。你就会判若两人，你就会讨“堂客”，你就会嫁“男人”。再进一步，你会“泥里背犁”，更会“喂猪打狗”。若实在缺钱花，可以去做牛贩子，还可在乡间小路赶着“脚猪公”，还想发点小财，夹把雨伞做大媒，进屋佯称看猪婆。

    但是，这一切均做不到，正常的大脑一直在分辨着前途的正确和谬误。难道我们的青春就只能这样毫无价值地慢慢耗掉？难道让我们屈从无期的“再教育”就是克隆出一个个“四大人”式的“润土”？无法想像，更不能细思。

    一天，一颗重石从云天上掉入茶场四个生产人的大塘里。顿时，狂风大作，波浪翻滚，从此再也找不到一片平静。

    暗暗地，茶场招去了七、八个知青，而且是大型国营厂家。去的知青属清一色的嫡系—“根正苗红”。平静了几年，现在知青们开始不安起来。

    我们的三魂七魄均捏在领导手中，知青们无时无刻不担心着自己的前途，揣摩自己在领导心中“108个好汉”所处位置是在前？还是在末？同时，年龄危机也走到悬岩边，冥思苦想今年可否跳出“农”门？

    一青年组，映山，他估算着自己会入领导的“另册”。所以，准备离开茶场到公社生产队去。为避“卡壳”不放，临时找一个“托儿”女朋友，装模作样，来到乡下领导家，以证明当上门女婿是真，还孝敬了“飞马”烟一条，结果迁移成功。以后一路青云，凭他的学识和口才，当耕读教师、以后提升入中学、最后调入湘乡一中。现退休，坐享老师荣华。

    四青年组，帅容，得过小儿麻痹症。个儿瘦小，稍有点边驼。不知哪位“神门”，欠缺人性，为邀功请赏，硬是拉夫凑数，残疾人也拉来上山下乡。害得帅容深陷在水田之中不得要领，他英语很有造诣，在唱“国际歌”调查中，因为他会ABC，ABC是外国人使用的，所以很危险，这是文革逻辑。于是他在某些“积极分子”眼中，成了一个可恶的ABC“八怪”。还好，苍天有眼看到了他，被批准返城，乘改革开放之春风，他进入一中，来了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教出了许多口吐ABC的人，可能还会用ABC与外国人打交道哩！

    我，无论怎样，打算先走人！下定决心，在这儿做无用功不会再继续下去。所以，青年组又少了一个许某。

    傅歌文也走了，下嫁给了泉塘知青“兆狗”。从此猪可喂，但“狗”不能再打了，所以名字又改成了原名“举莲”。荷花怒放，举“莲”爆开，“歌”再也不去颂唱“文”革了，因此命运来了一个突变，此“举莲”成了向阳小学“傅”校长，此“傅”非彼“副”，大家眼睛要张大一点，冰糖“莲子”汤别淡吃了！

    李湘苏，推着“小苗，快起床”的“作业”也停止了，一跑去了新疆，后来又迁到对河东山公社，“虏”了一个“堂客”，最终“落脚”傢俱厂。

    此时的三青年组，剩下不到十人。阴雨中，不安和忧愁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欢笑的屋里，更觉冷冷清清。

    不知怎么搞的，生产队也不务“正业”，去对河矽石矿抓钱去了，我滞城期间去矽石矿走过一趟，伯宁、卓群、绵光、玉钊及意娟、昌能、帅胖等均去了那儿，我见到了他们，灰尘朴朴，全身湿透。在烈日似火的氛围下，每一块土黄的矽石都吐着热气，他们像在“铁板煎尤鱼”滚烫的铁板上推送着堆满矽石的两轮斗车，两脚飞速地象“师公子”在跳神，似乎停下来，脚便会煎得冒烟……这种境况也很苦，何日才会靠岸？

    万幸，不久意娟，帅云她们居然当了“工农兵”学员，昌能也进了教师队伍，她们分在县直中学，教的是英语。知识时代的到来，学生成了她们的“粉丝”。帅云去了水利学校学习，后来分在韶山灌区管理局。由于“感情”的迟到，酒成了她的朋友。后来，也下嫁到“这绿岛象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慢慢地摇到台湾去了……

    很快，到了落实政策的时候。柏宁、卓群、旭朵及迁回老家杨州的良智，重新被剧团收回。也许后来出了科技“油彩”，一经涂上，什么霉气也一扫光，英雄的无产阶级形象顿生光辉。所以，能回头上岸。只是伯宁也太不“争气”，仅仅当了个体育副局长就“不图上进”了。倘若我有这等好命，官儿一定要做大做强，难兄难弟们也该提携提携，让1079“部队”的哥儿们大展宏图，哐当以当将！身披大红袍，头戴嘉官帽，嘻嘻！快活又脱爽地向前冲。

    既然“根正苗红”的嫡系，早已妥贴解决在好地方，所以不用担心“肥水又落外人田”了。一公司、铁合金厂、铝厂，自家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古脑儿，往自家的集体厂收。一些县办小集体也网走了一些无依无靠的“散兵游勇”。茶场最后剩下石良等十来名知青转入了茶厂当拿工资的农工。绵光和庆蓉后来结成了伉俪，“钻入”了茶叶公司。茶叶公司完蛋后，“呐火亦火咳，妹妹乙亦也”，夫唱妇随，在正街开起了火红的茶庄来。风停了，浪平了，水静了。上山下乡运动听不到任何声响了。有人说“它”产生了“异变”飞到了××外国去疯狂地再图发展去了……

找工作！从原地到原地走了十三年fficeffice" />

    我又回到了家里。我的回城申请也递出，孤儿寡母及不好的身体状况，不容我继续留在农村，我只能回城与母亲相依为命了。

    居委会那位男主任，好象我欠他几百文钱，扮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脸，问我表现怎样？好象我把我十多年青春年华搭上还不够，还要再贡献十年甚至一生他才解恨！这个假马列主义者他一双儿女均在城里，他脸不红心不跳，居然不会害臊。嘭嘭嘭！门又在踢响！查我户口，我在自家住居然成了非洲“黑人”啦！

    我想找熟人转去其它公社，但没有成功。我找工业上的关系想迁去益阳，但时间拉得长，也只能放弃！

    又开始临时工的生涯，这总比茶场干耗强。我在“东方红”代课，我还在三中代音体美课。在那些日子里，学生的文艺活动我抓得有声有色。由于要代表县去湘潭地区参加文艺汇演，我辞掉了“代课”离开了三中，并欣喜地看到了我尊敬的湘乡二中体育老师陈安诚因“落实政策”分来“三中”接我的班。以前，学生在他手下当了六年体育委员，能看到他年老又重获工作，而且与学生相遇，实在让人感叹不已啊！

    大约是1973年吧！文艺领域似乎也从远处飘来一丝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息。歌曲创作开始了复兴，我如痴如醉地反复听着文革后省里第一首创作歌曲，多美啊！我以知青身份参加了地区的几次文艺调演，我的歌曲创作也开始了复苏。“茶山姐妹永朝阳”这首女声小合唱是文革后的第一首作品，而且很有听味。后来，我又写了一首几乎惊世的作品：男女声二重唱“再见吧！祖国的海轮”，演出后引起轰动，第二日上午几位媒体记者找我采访，第三日军代表就把它“枪毙”了事。原因：“为什么要用三拍子，为什么要想那么远？”当时极左余毒尚在，听不得抒情音乐，所以结果在所必然。1974年我还是以知青身份又参加了地区厂矿、农村文艺调演，我创作的女声独唱“韶山灌区春常在”，女声小合唱“韶山灌区喜事多”，同时在省调演获得成功。“春常在”在电台播出，省出版社出版，同时拍成了电影。“喜事多”由国家人民音乐出版社“革命歌曲”出版发行。1975年我仍然做着音乐“小工”，谁请谁付工资。由县派去湘潭，地区临时动议要我重新编词编曲长沙弹词“洪常青智斗南霸天”。排练早已启动，我边写边排，没有作任何成功打算。最后演出，居然跃居前列，并由省电台首选录音，多次由电台播出。不久，湘潭地区文革后首先恢复音协，我被推举代表湘乡、任地区音协理事。并被地区派往酃县老区体验生活一月余。虽然艺术上的荣誉突然降临，但我依然是一个无户口、无粮食、无工作的知青王老五，而且命运在继续作弄我。我在拍电影修改作品时，不幸得上了肝炎，我只得回家静养休息。命运啊！我的命运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作弄我……我哼着“拉兹之歌”度过了一段烦燥的日子。

    终于，在一些有良心的人的帮助下，有联组、居委会，还有镇上的一个好心干部的帮助下盖了章，我终于从茶场迁回了户口，能与母亲一道相依为命，结束了令人诅咒的知青生活。

    1975年，在居委会，还是那间长长的堂屋，我又在率领着一群年轻的社会青年在排练着文艺节目。猛然一惊！忆起1962年从学校毕业后，也是在居委会干这个事。其间，我整整走了十三年。从原地到原地，我苦苦地希望得到工作，可仍然一职难求，而且如此这般，做的都是无用功，计分为零。同龄人的孩子都十来岁了，好好表现的社会青年比我小十来岁，我仍在尴尬地原地踏步踏，能不叫人唏嘘吗？而且十三年后，我听说有一个铁路养路的招工指标，我并不喜欢，但我希望能去，因为只要去了，我可以在前进中改变。但是，他们并没有打我的“米”。所以，是可望不可即，是异想天开，我是“元朝的汉人，南人等级”。这就是问题的真谛了。谈到等级，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是校长，我的祖父是店员，这算什么等级？我茶场还有一个知青，是49后知青，成份是工商地主，父亲却是小资，莫名其妙！误人青春！

    1972年，30岁是而立之年。我想“而立”！但四周的桎梏限制着我。我仍然每天无所事事，上街绕一圈，以彰显本人仍然存在于世界。我沿着街边的阴凉处巡游。老银行旁五金社的李广国在叫我。他获知我的姨妈在大型国企哈尔滨轴承厂，因为他们五金社几个小集体想合伙办一个轴承厂，邀我加盟，并设法在1975年将我招进了刚成立的厂子，我的后半生就与轴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下奔波，不解不分。现在，厂子见“鬼”去了，我仍然在开着“轴承中心“商店。遐余，更多地是玩着“作曲”或文字游戏。来填补一生之欠缺。

    从毕业到进一个小厂，为什么需要整整折腾了十三年？我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我再也得不到学习深造的良机。而且，我的一切，都成为被动。甚至上涉及了我母亲晚年的幸福，下涉及到我迟到的子孙进程。一切一切，落后一大截，连年龄比也失了衡。我在修补着计划，我更为生活而不断发奋。但是，我知道：月亮一直在追赶着太阳，但它永远永远也追赶不上……

*“ffice:smarttags" />1079”代表着扁担、粪桶、锄头、尿勺。知青戏称为“1079”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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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6# 许佑铮

“ 我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我再也得不到学习深造的良机。而且，

  我的一切，都成为被动。甚至上涉及了我母亲晚年的幸福，

  下涉及到我迟到的子孙进程。一切一切，落后一大截，连年

  龄比也失了衡。我在修补着计划，我更为生活而不断发奋。

  但是，我知道：月亮一直在追赶着太阳，但它永远永远也追

  赶不上…… ”

    认真看完了你这篇文章。钦佩你性格坚强乐观，又多才多艺！

    我是69年随学校下放，去插队落户的知青。坎坎坷坷 走到了

    今天。但与你们相比，境况好一点……

                向你这位知青大哥问好！   祝你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