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海战役包围圈中的国军 1949年1月2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空投的粮食和弹药，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是个共产党。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120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 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每天晚上分配下去，一天只能吃一次稀饭。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枪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很伤脑筋。 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1月9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烧柴也没有，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部挖出来了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23、24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 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城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 我的大哥毛泽东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我家是文天祥子孙。 毛泽东家那时很穷，他父亲放高利贷，兄弟姐妹有十个，后来就剩三个：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毛泽东比我大14岁，毛泽覃比我大两岁。有一天毛泽覃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你要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跑回家问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于是我见到毛泽东，就叫毛大哥。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啊！” 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 我望着他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你还考我啊？” “你只比我大14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 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文天祥还有《路歌》，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还多了。 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附近人家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我的黄埔同学林彪 1925年8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共产党员。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列宁主义青年团）升为CP（中国共产党）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是班长。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 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 我再没有敢往下说。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支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模抢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 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 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还要打。 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我们的部队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去呀？” 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林彪背对着我。 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 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 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 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 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就再也没有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