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我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大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枪仗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和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的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参加高考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有的人相当动心，有的人就决定坚决不考，这部分人不多。中间的动摇分子说，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样立场就太软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说。这部分人居多。我属于中间偏左的，当年就没考，也没复习。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年底，他们都考完了，我才经受不住压力，开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准备考试，开始看点高中的课本。

　　1977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学。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学。因为刚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懂怎么填报志愿，就按照我喜欢大学的顺序来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纯种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愿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后觉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好像是南开，那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当时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钻到故纸堆里太没出息了，那么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召唤着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唤反而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不可理解，太陈腐了。中文系是当时第一热门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数很高，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人大。我以为我会留恋农村，我以为上不上大学对自己无所谓，恨不得认为考不上更好。考试之前一直这么觉得，考完后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录取通知时，正是护秋的季节，就是派人去看守庄稼和果实，以免被偷。农民怕得罪人，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我抓着谁都翻脸不认人，于是就让我护秋。我当时还创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个小偷的生产队纪录。

　　我正在护秋呢，有人到处找我，说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总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听说在我们县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到宿舍，我拿着镰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忽然心里一阵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顺着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气儿都不喘，意犹未尽地又蹦了几个高，大喊了几声。之后，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么会这样？我真的那么想离开农村么？对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觉得我不那么在乎这事，我挺留恋农业学大寨的呀。我是大队副书记、生产队指导员，身兼重任，还是先进知青典型，自我感觉也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钻到大学里去读书的人……可是我怎么能这么狂喜呢？我怎么这样啊？当时内心的狂喜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差不多该上学了，村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经上任了，可我就是拖着不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都说，你干吗呀，还不回家去？实际上我当时处境已经很尴尬了，感觉自己确实成了局外人。最后还是大队书记把我送到车站，好像还是把我轰走似的。还没开学，我提前了一段时间离开了农村。

       第一次梦见毛主席

　　在大学里，我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缓的过程。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我早就有疑问了。我读了大量外来的东西，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要方面。大的框架还是马克思主义，无非是谁正统谁不正统的问题，是毛泽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虽然受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了一些那方面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还是很坚固。我一直到大学毕业的第二年，还通读了一遍马恩选集，一直到了1987年，大学毕业5年之后，还读了《资本论》。当时总觉得，不是马克思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而是我们不了解马克思，我们接受的都是经过篡改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愈发想看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或许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

　　我当时太“左”了，我把毛泽东鼓吹的“最前沿”的东西都付诸实践了，然后看出他有几个大难题，克服不了的。大概读大三的时候，我还梦见过毛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梦见毛主席，感觉特别幸福。但是梦见他的时候是在跟他争论。我小时候听父母讲，他们去怀仁堂看戏，坐的位置和毛主席就隔着两三排，这个情景就进入我的梦里。我跟毛主席也相隔两三排距离，我在他的左后侧，中间基本空着，没人。我就探过身说，“毛主席，能跟您说几句话吗？”毛主席说：“说吧。”我就翻过座椅坐到他身边，跟他说：“毛主席，您说农业学大寨，我试了，特别认真地试了，那个政策真的不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像列宁签‘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要向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让步，让步是为了更快地进步。”毛泽东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等我往下说，论证为什么现在的政策不行。我满肚子都是经验，每一个细节我都能说出来，但是怎么简洁有力地用几句话表达出来说服毛主席？我就憋着劲找那几句话，然后就憋醒了。

　　农村调查中发现“潜规则”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实际是到它的机关报《农民日报》去。农民报当时是采编合一，我到那儿的第三年当总编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请去群工部呆了一年，看来信，接待上访。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来信，看到一封来信说，开封的农民买不到“挂钩肥”。挂钩肥是指农民在平价交售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后，国家向他平价销售的化肥。结果开封地区的农民都老实地把棉花小麦低价卖给了国家，但是买不着计划内平价的化肥，只能买市场上高价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两个同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供销总社农资局开始，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我们作了连续报道，报道中用了一个词叫“内部章程”，就是后来“潜规则”的前身。第二年，这个报道获得全国好新闻奖。

　　中纪委，商业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就是他们调查组成员。我觉得我们立了一大功，把一个不正之风、腐败给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旧，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运气不好，碰到我们的枪口上，被撤职了。新上任的人继续那么干。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失败，它对我刺激比较大。首先我知道中国另有一套规矩，得注意，要不然别想认识中国。另一方面，觉得我们凭着道德热情去蛮干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我在群工部当副主任的时候，大量接触群众上访，深切感到中国受委屈的人太多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义。

　　写陈永贵治好我的心病

　　在去农民报之后，我始终解决不了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问题，越来越觉得单单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不管用。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某些思想的偏离，但是却大获成功。大包干的成功对我影响最大。原来我那么坚定地学大寨，折腾得一塌糊涂，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我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邓小平执政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

　　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原来觉得这东西管用但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调动的是人们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会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所以尽管能多打粮食，也不能走那条路。实际是，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不是更暴戾了。有问题也主要是官员的问题，他们贪污腐败，走后门。

　　1987年以后，农村这块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了，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我就觉得呆着没啥意思。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我学大寨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学大寨的失败，对它的理解，对中国农村的前途和历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观念体系或世界观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乱一团，我想以农村为基础，把框架重新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有说服力地理解现实。世界观重建，这是我十多年个人阅读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主题，也是我写陈永贵传记的动机。

　　我对陈永贵是真的感兴趣。山西昔阳县档案馆关于陈永贵的档案非常多，我一直从上世纪50年代读到80年代，把这30年跟陈永贵有关的档案全看了，抄档案每天都是从早上吃完饭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复印的资料各有厚厚的两大摞，抄资料的圆珠笔笔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写陈永贵传记，就是想弄明白，我为什么失败了，他为什么成功？后来弄明白了，他的那套东西挪到我这里，也得死。然后就觉得，此天也，非战之罪。心里就踏实了。不是我不好好干，实在是他这条路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强的时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个条件太苛刻了，在中国不可能到处都具备。写完陈永贵，治好了我心里的一块病。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等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桥》杂志。在《桥》杂志与香港明报集团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后又与明报集团合作出了两批书籍。接下来，明报集团的各种业务撤离大陆，所有的合作都终止，我们就失业了。1996年的时候，《东方》杂志要复刊，我去那儿办了一期试刊，不过没有获准通过，又死了。当时还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弄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当主编，当时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办出一个中国的《Fortune》来，办《Fortune》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但是我已经从1993年起折腾了三四年，干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觉我的手特臭，碰什么什么死。回过头来看，那三四年就感觉是糊里糊涂当编辑，做杂志，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偏离了我的主线。我原来以为我写完陈永贵的传记，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农村的事儿不管了，历史的事儿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后就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撞了几年才发现，其实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还是世界观重建。我就觉得，办这个经济杂志跟我想干的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我内心最关注的。我不干了，我回家读书写东西去。

　　我感觉到自己功底不足，开始读明史，想慢慢搜集资料，写一本专著。后来梁晓燕帮《上海文学》约稿，约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做的明史笔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觉得对付几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后来，把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笔记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书《潜规则》。

　　写完这本书我就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一定会流行的，这个词太重要了，在我心里憋了那么久才找着一个表达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当时我列了至少七八个词，如灰色、内部、规矩、章程等，在这里面互相组合，最后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不错。我经常用这类词语组合的方法杜撰词语，包括后面的“血酬定律”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血酬定律”的市场反应没有“潜规则”那么好，可是在我看来，它的分量比潜规则更重。血酬定律说的是靠暴力获得报酬的计算规律，说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所不能包容的破坏力，属于和生产力并列的那个层次，它虽然不如潜规则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观的努力中，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石。

　　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原来的世界观倒塌之后，我试图在这个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大、更漂亮、更结实也更适宜人居的观念大厦。

　　■吴思，1957年5月生于北京，“文革”末期时曾经下乡，于人民公社中担任生产队长。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农民报》（后更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2年，写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著有历史随笔《潜规则》、《血酬定律》。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   韩福东

     吴思好样的。文章的一些思想很对我个人的口味，文革期间以及以前的一些想法同我们这些人都大同小异。

    1976年以前我对毛这个人也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他什么都正确。再苦再累也感觉光荣，认为这是真正在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是水火不相容的。 以后的事实教育了我，有好多事情并非我们一直所宣传的那样。

    吴思所揭示的“潜规则”，也同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一样，功不可没。

        当知青应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最好课堂,从吴思的描述看他并不是个会反思的人,当了多年的报纸编辑,站在那样的高位上到近年才番然悔悟,可说是中国知识份子们普遍的悲唉;好在国门渐渐被打开,悔悟的人会越来越多,可喜!真正认识所谓"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是倒行逆驶的是那些说"m主席萬萬歲,屙屎屙尿要站隊!"顺口溜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