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是在我教书的学校读的初中，虽然不是我亲自教他，可也算得上是师生关系。儿子不大会随机应变，三年都没有学会在公开场合喊我作“老师”。有时与同学一起遇上我，“老师”喊得此起彼伏的，他只是混着笑笑。我故意打趣道：“你不认识我吗？”他于是点头连连“认得咧，认得咧”，脸都红了。

   可能是怕我介意，没旁人时便一个劲的喊“妈妈”，我说你以后就喊这个吧，他说；“那又不好吧？这么大个人了。”他想了想，安慰我说：“妈，咱俩之间就不来这一套吧，当着别人。”我说那也行。

   新年快到了，当老师的，自然会收到不少学生送的贺卡。一天，一位同事又是儿子的班主任给我看了一张贺卡，这样，从别人手里，我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儿子写的贺卡：“你最多是我们的姐姐，却不幸做了我们的老师；我们这茁壮的一群闯了祸，却要柔弱的你来承当；不知是我们的命好，还是你的“倒霉”。其实我们都挺佩服你，愿你来年快乐！”我看着这位年轻同事脸上幸福满足的微笑，心里很为自己的儿子得意，又惊讶儿子什么时候学会的讨人欢心。

    接着我又从许多同事那里看到了儿子的“杰作”。我们当老师的都有这种体会：在我们每每收到的许多祝语中，总有不多的几句特别叩击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异常受用。眼下，我儿子给他老师们的贺卡，就因为这样的“奇效”而被我的同事们珍爱。我一张张地细读着这些文字，虚荣心大大的满足后，一丝失落的潜流渐渐开始游过我的心头：我也算儿子的一位“老师”，却没有得到半个字的祝愿……。

    终于，儿子觉察了我对同事们的羡慕，非常不忍的拍拍我的肩说：“妈妈，咱俩之间用不着这一套，是吧妈妈？”我点点头，可当时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因为好久以前儿子是给我来过一次“这一套”的。

    那是我满三十六岁的生日，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在我吹灭生日蜡烛时，我的父母、丈夫和姐妹都将准备好的礼物和“红包”送给我，侄儿们又拍手又唱歌的，小小的房子里喜气洋洋的，我自然是感到又幸福又满足。

    我儿子捧着一个纸包来到我跟前，这年他还没满八岁，长得虎头虎脑的。由于腼腆，更由于兴奋，他的脸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他苯拙而又急促的拆开纸包，取出一个淡蓝的纸袋递给我。

    这蓝不是纸的本色，而是用水彩涂成的天空的颜色。在这深浅不一的蓝天上，红红的太阳发出的是五彩的光芒，在两根不直的黄色光线上，各写着红红的“12月”“13日”。太阳下面是一条同样五彩的路，一直伸到纸袋袋口，路上走着一小两大三个人，那圆墩墩的小人牵着的那个大人头上堆着夸张的发髻，脖子上的围巾飘得很远。小人的头上方用箭头指着五个金黄的字：“妈妈跟我来！”

    我赞赏的看了一眼儿子，他马上用手点点袋口，并连连点头催我往下看。我从纸袋里抽出一张硬纸的卡片，卡片被做成一幢礼堂正面的形状：台阶下是那条五彩路的尽头，上面是两扇可以开合的红门，门上是鲜花蔟拥的两个字“请进”。

    小心的打开两扇门，便可见一个戏台，台下只有两个座位，左边的写着一个清晰可辨的“爸”字，右边挤着两个字，勉强认得出是“寿星”。台上挂着的幕布是真正的红绸，贴得有点歪，我猜想儿子在这道“工序”上费力不少。我轻轻地撩开一边幕布，没想到居然掉了下来，我忙看儿子，猜他定会怪我手重。没想到他毫不介意，反倒凑上来把另一边也揭了下来，这时候他的心思全在我的反应上了，可惜我当时没领会这点。

    当时我马上被台上那只小鸟所吸引，这是一只胖墩墩的五彩缤纷载歌载舞的小鸟，它扬起的两扇彩翅上各写着一个几乎看不清的“明”字，小鸟的嘴里吐出一个个浅兰色的音符，而这兰色旋律下的歌词则是七个十分枪眼的彩字：“祝鸡鸡生日快乐”，不用说这就是儿子“峰回路转”所要托出的主题，是他构思了许久又忙活了许久才做成的这个贺卡的中心。

    他原本是要以他能做到的最佳方式给妈妈贺生日的。他哪里想到，如同他做算术题总是加号写成减号，拼音默写老把“P”看成“R”一样，他没写错纸袋上的“妈妈跟我来”，也没写错椅背上的“爸”和“寿星”，妈妈生日的日期写的清楚又漂亮，甚至连鸟翼上两个小小的“明”字都没写错，偏偏在最重要的祝词中把“妈妈”变成了“鸡鸡”。

   与许多老套的情节一样，儿子在众人的笑声中，在他那个当教师的妈妈关于“不要粗心”的教诲下，用钢笔把彩色的“鸡鸡”改成了蓝黑色的“妈妈”。画面顿时暗淡了下来，这时，一丝莫名的悔意从我的心间划过，而当儿子抬眼看我的那一刹那，这悔意便不可遏制的蔓延开来。

    这以后很长的时间，我都忘不了儿子那一刻的眼光，是那种叫我心痛的茫然、沮丧和失望，还有委屈。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蠢，很没有享受幸福的资格。

    这以后，每逢我过生日，儿子仍是非常上心。总是老早就对他爸爸念叨，数日子，作准备，从没忘记过。到了那一天，他总是跑进跑出的忙不赢，帮着爸爸张罗，又端菜又倒酒，点蜡烛，唱歌，跳舞，吹乐器，磕头打拱，送礼品。但再没有送过我生日贺卡。

    其实，儿子后来很久都没有改掉粗心的毛病，我在这方面的罗嗦收效甚微。又后来，儿子上大学出了远门，我虽然很不放心他的粗枝大叶和丢三落四，但隔着千山万水，想管都管不着。我牵肠挂肚的想象着儿子丢失东西以后着急的样子，想象着他因为粗心而考试没通过伤心的样子，想象着他举止莽撞走路不小心摔到可怜的样子……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好不容易盼到放寒假儿子回了家，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是空操了很多心。儿子就在这我们照顾不到的半年里突然长大了，身形由原来的胖大变得魁伟而有形，言谈也稳重了，他的学业完成的挺好，团支书当得挺称职，还在学校乐团服务，生活打理的妥妥帖帖，“粗心”这个纠缠了他十多年的毛病居然没被人发现。

    我自然是快慰极了，也自然地回想起许多年来我在这上头所付出的“软硬兼施”，回想起我因此而施与儿子的一次次斥骂和责打，回想起儿子因此而作的一次次认错，当我这信马由缰的回溯终停留在这张五彩缤纷的贺卡前时，几丝苦涩爬上了我那刚刚被欢乐栽满的心田。

    我很为自己这种近似于“揠苗助长”的作为感到不值，由于这样的急功近利，十几年来不知销蚀了儿子多少童年无忌的欢乐，也不知丢失了多少母子间天赐的亲密，而当我心平静气的算计我苦心经营的一点点建树时，不禁为它所耗费的巨大代价而懊悔不已。

    新年要到了，我照例收到我的学生从北国南疆寄来的贺卡，我也照例一一细读之后一一回写然后到邮局天南海北的寄出去。唯一不照例的是，我做完这些事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邮局的长凳上坐了一会，然后我又一次来到柜台前，格外仔细的翻拣起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来。

    我找了许久都没见到我最想要的，那种浅兰色天空上一个红太阳下面一条五彩路的，或者一个有着红门的礼堂的，或者有三只五彩缤纷的鸟并且是两大一小的。就在我几乎失望的时候，售卡的姑娘从她搁在柜下的一本杂志中取出一张卡递给我：“这是我早上选出来打算给我小侄儿的，一件卡里才一张这样的，您喜欢就拿去。”我一看就喜欢上了它，其实就是那种传统的八子贺岁图，但这些玩陀螺、举灯笼、放炮仗的圆头圆脑的小男孩儿让我一下就兴奋起来。

    我朝售卡姑娘感激地笑笑，决定把这种愉悦传递给我的身在几千里之外的异乡独自迎接新年的儿子。我告诉他：“我和你爸总想找些你的缺点来缓解一下我俩喜欢你、想你的情感，可我们怎么也找不出来。儿子，你说你怎么就没有缺点了呢？”当我把这贺卡投进邮筒时，当我想象儿子收到这贺卡的情形时，这句话总是在我的心头重复：“孩子，其实妈妈还是很希望咱俩之间来这一套的。”

                                写于200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