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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背景

路线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颤动着历史的声音，其中也包括了华北危机和长城抗战的悲壮历史。华北危机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而造成的华北地区的严重局势，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族的危机。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爱国将领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长城再次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通过3个昼夜的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3营将士全部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

　　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北部地区，再攻破蓟镇、宣镇长城防线。承德于3月3日失守，在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上，中国守军严阵以待。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深知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地。此外，山海关是关内援助东北义勇军主要通道，日军为消灭义勇军正欲“夺之而后快”。为此日军不断在山海关东罗城、东关校场等地建设营房、构筑工事、设置岗哨，与中国驻军呈犬牙交错之势，并严密监视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榆关正面的四千日军虎视眈眈，东部日军炮兵阵地居高临下，海面上有11艘日军驱逐舰停泊。当时南京政府奢望国联能“主持公道”，对日军在山海关的“动作”态度暧昧。驻守榆关的张学良东北军第九旅，对日军各种明目张胆的挑衅也只能忍辱退让。深知中国政局的日方指使驻守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诱降第九旅旅长何柱国，表示日方愿帮何柱国攻下热河，建立一个包括冀东和热河在内的自治政府。何柱国对日方的诱降敷衍拖延，始终没有答应。

　　日方见诱降不成，开始不断的制造事端，借机开战。从1932年5月开始，制造了“义勇军事件”、“强登第一关城墙事件”和“炮击榆关事件”，多因中方的让步没有燃起战火。1932年12月的“炮击榆关事件”之后，何柱国知道日军决不会善罢甘休，他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榆关的情况，张学良为洗刷“九·一八”之耻，决心抵抗，并在长城沿线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战前日军在榆关陆军总兵力约3000人，野战炮40门，铁甲车3列，坦克20辆，飞机8架，军舰2艘。榆关城里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九旅的626团，兵力2257人，武器配备只有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625团和627团的两个营驻于榆关外围。

导火索

　　关城南门打响榆关抗战第一枪，1933年1月1日中午，榆关的日本侨民忽然接到日本宪兵队的通知，立刻迁往“南海”———即八国联军营盘所在地。日侨纷纷动身，中国百姓见状，知道要有大事发生，也收拾细软乘车出城逃难。下午，日本守备军突然收缴了南关警察的枪械，并扣押了南关公安分局的局长。晚21时许，日本守备队儿玉中尉派人在日本宪兵队车站分驻所和满洲国国境警察厅门前各扔了一枚假手榴弹，制造爆炸事件，早就在车站附近等待的日本兵闻声开枪，形势大乱。大批日军从关外开来，一部日军占领南关并向南门城上的守军密集射击，另一队日军则在东南城角攀登城墙，同时日军的铁甲车开进了车站并向城内开炮。

战斗现场

九旅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立刻向日方问询，落合诬称是中国军队先开枪。9旅参谋长喻建章一边将榆关事态报告身在北平的何柱国，通知日军司令即刻返榆交涉，一边紧急部署兵力，通知626团进入临战状态。之后，日军提出要占领南关，并不断扩大事态。1月2日早5时，制造“手榴弹事件”的儿玉中尉派兵在南关对面的民房上架起机关枪和平射炮，瞄准南关待发；他自己则带着几名士兵攀登南门城墙，爬到中间时向城墙上投掷手榴弹，炸伤4名我方士兵。忍无可忍的中国士兵也扔下了一颗手榴弹，儿玉当场毙命，至此隐忍多时的中国军队终于打响了榆关抗战的第一枪。^[1]

长城抗战阶段

第一阶段

　　长城之战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5日开始，长城抗战打响。日军向长城各口大举进犯，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形成尖锐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著名的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潘家口御敌，500精兵组成大刀队趁夜色潜入日军阵营，480人壮烈牺牲，砍杀大量日寇。二十九军将士坚守7天7夜，打退日军无数次强攻，毙敌3000多人，迫使敌军后撤。关麟徵所部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在古北口血战3昼夜，4000多将士伤亡。商震部黄光华师在冷口与日军浴血搏杀，使阵地失而复得。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4月初，日军再次扑向长城各口，4月11日，冷口失守，腹背受敌的喜峰口守军被迫撤退；4月20日至26日，黄杰第二师等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进行了8个昼夜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日军伤亡5000人，守军伤亡3000多。

　　但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妥协政策，长城线上激战正酣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交涉”，1935年5月31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不仅丧失东四省，也使华北的门户洞开。

　　广义的长城抗战并未结束，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率领同盟军，收复了长城沿线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进而进军多伦，扼守这里战国、秦、汉、金、各朝修筑的长城。大批日寇和伪军急忙压过来占据多伦。吉鸿昌调兵遣将，率军攻城，鏖战异常激烈，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奋勇攻城，危急关头赤裸肩膀，一手举刀，一手端枪高呼：“弟兄们，跟我来，杀他个兔崽子！”带头冲锋。经过5昼夜苦战而破城，再经3个星期的苦战收复察哈尔千里失地。一心针对共产党，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竟然迫使冯玉祥辞职，杀害吉鸿昌。华北的长城防线及内蒙东部又被日军控制。

长城抗战主要战争

　　1933年1月1日，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炮击临榆县城。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日军开始把军事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并加紧部署进攻热河。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召集各兵团主任参谋会议，布置热河作战要旨。2月21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七、第八、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战斗序列

第十二4个师团主力，纠合伪军张海鹏部共10多万人，分3路进犯热河。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守凌源的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因腹背受敌，退守长城线上军事要塞喜峰口。3月4日，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弃地逃走，日军骑兵128人乘虚进占热河省会承德。3月上旬，日军攻占热河北部赤峰、围场、全宁(乌丹)等地，热河全省沦陷。全国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日军占领热河后，即南下向长城各口推进。何应钦执行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进攻。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所部担任冷口(不含)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间的防务；以第十七军徐庭瑶所部在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驻防；以第三十二军商震所部担任由董家口(不含)经冷口到刘家口、义院口方面的防务；调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的防务；并调晋军傅作义所部担任独石口方面的防务。中国军队调整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开始奋起抵抗。

殊死抗倭

　　在历时三天的榆关抗战中，日军不断从东北增加兵力，集中陆海空三军从地面、天空、海上向榆关城内发起猛烈进攻。靠着先进的武器，日军步步紧逼，先后占领了南门、北门、西门。面对着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守城的中国军队抱着必死的决心，几次夺回失地；城门被攻破后又与日军展开巷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营营长安德馨战前曾对战士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就别想过去，欲过去，只有在我尸首上踏过。”在战斗中安德馨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南门被占领后，安营长带领战士展开巷战，先是手部受伤、后腿部中弹，但他毫不顾忌继续战斗，最后头腹两处中弹，英勇牺牲。一名士兵顶着城墙上的机枪扫射，把安营长的尸体装入麻袋抢了下来，后将其遗体运往保定安葬，张学良亲题“重侔泰岱”。

　　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率军守卫的东南角城墙被日军轰开一个豁口，刘连长在豁口两侧埋伏了大刀队，斩杀了20多个从此处冲入的日兵，吓得敌人调头逃命。日军炮火猛攻东南角，刘连长带领战士不后退一步，后二连官兵全部殉国。

　　日军占领城墙后，许多守军宁死不降，纷纷从城墙上跳下；日军进城过程中，在守军的尸体中忽然跃起一名中国士兵，手挥大刀连杀数名日兵，最后死在日军乱枪之下；一名士兵赤裸上身，用大刀与敌军一排人搏斗，连杀7人后牺牲。

　　榆关城陷，626团团长石世安痛不欲生，欲拔枪自尽以死报国，幸被士兵阻止。3日下午，石率领余部从西北水门撤退至石河西岸。此一役中国守军死伤586名，为日军的1.5倍，一营几乎全营覆没，营长和四名连长以身殉国，榆关抗战终以中国军队悲壮失败收场。但榆关抗战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以武力抵抗日军入侵，也是“七七”事变前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抗日战役———长城抗战的先声，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3月9日下午，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联合先遣队进抵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的喜峰口，即向东北军万福麟部进攻。傍晚，侵占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指挥该军英勇抗击。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命派王长海团为先锋，急行军增援喜峰口。王长海组成500人的大刀队，乘夜分两路潜入敌阵，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暂时稳定了战局。3月10日，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联队一部增援喜峰口，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发起进攻。赵登禹即率部前往堵截敌人，宋哲元令第三十七师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左右两翼支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关口，将主力集中在长城北侧地区待机。3月11日夜，第二十九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分左右两路向敌出击。赵登禹带伤率两个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其喜峰口西侧高地。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进至日军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白台子等阵地。敌人在睡梦中未及还击，纷纷被砍杀。佟泽光率两个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敌。王治邦旅在第一线固守，候左右两路出击得手后，即行出击。3月12日，

长城抗战

驻喜峰口外老婆山的日军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伤亡均重。3月13日，日军再攻喜峰口，迄未得逞，渐次后撤到遵化以北25公里的半壁山。3月14日，宋哲元部收复老婆山。此役，第二十九军虏获敌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步枪6000多支，俘敌万余。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于3月16日沿半壁山向遵化以北9公里的罗文峪进攻。被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击退。3月17日，日军三四千人又向罗文峪、沙石口一带进攻，并以飞机20多架助战。刘汝明部奋起抵抗，反复争夺阵地10多次。当晚，刘部从两翼夹击

　　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阵亡，全营生还者仅70多人。敌向莺手营方向退去。3月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罗文峪。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激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此时，李金田旅长率一个团由沙宝峪绕攻敌之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敌之后方，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次日拂晓，敌除以一部配置在龙王庙警戒外，主力调回承德。罗文峪战斗后，第二十九军在整个防御线上与敌形成对峙状态。

古北口南天门战斗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北京)最近的关口古道，为北平、天津的门户。日军占领承德后，追击向古北口溃退的东北军第一○七师王以哲部。王部在古北口外与日军激战。3月10日，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抵古北口接防，即以杜聿明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张耀明旅集结在黄道甸附近。另以原在古北口防守的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一个团在第一线阵地防守。3月11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川原旅团向守军阵地发起总攻。第一一二师不战而退。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口关口，并向第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指挥张耀明旅主力支援被围部队，出古北口东关不远与敌遭遇，双方短兵相接。关麟征负伤后仍继续指挥战斗，将敌击退。3月12日，日军增兵进攻古北口，以主力对守军阵地右翼延伸包围。战况异常激烈。守军连续击退敌3次攻击。午后，日军迂回到古北口东关附近。守军第二十五师各部通讯联络中断，形成各自为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全线退至蓟县西北的南天门及其左右阵地守备。第一四五团一部远离主力，未及撤退，继续抵抗，毙伤日军百余名。3月13日，第二十五师撤至密云整补，防务由第二师黄杰部接替。至4月中旬，日军未敢轻易冒进。中国守军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阵地构筑。4月21日，日军第十六旅团主力攻南天门3个望楼高地，一部攻南天门两侧高地，经苦战，侵占八道楼子。守军虽两次反击无效，但仍坚守南天门等处。至4月25日，第二师连续作战5昼夜，伤亡甚大，疲劳已极。敌继续以炮火轰击，终日未止。当晚，由第八十三师刘戡部接替南天门防务。第八十三师与敌激战至4月28日，直至高地全化为焦土，才放弃中央据点高地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此役，日军死80人，伤236人。

冷口战斗

　　3月16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进攻长城东部要隘界岭口。中国守军第四军团独立第十六旅缪澄流部稍事抵抗即后撤。3月21日，日军占领义院口。3月22日，日军第六师团进攻迁安西北的冷口。守军商震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奋勇抵抗。日军不支，退保肖家营子。3月24日，冷口日军分路进攻山神庙、马家

长城

沟一带。4月1日，占领义院口以南的石门寨。4月9日晚，日军第六师团主力攻击守军第一三九师第七一五团阵地，均被击退。嗣后，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猛攻守军山顶工事，同时以骑兵向守军阵地侧翼迂回。第七一五团被迫撤出前进阵地。接着，日军突破守军第一三九师第七一七团左翼阵地，占领冷口左侧高地。此时，右侧刘家口方面补充团与敌战斗激烈，请求增援。第一三九师全线向兰若院方向退却。4月11日起，日军3万人连日猛攻冷口。商震部伤亡甚重，放弃冷口，沿建昌营、迁安向滦河右岸撤退。日军侵占冷口及其附近刘家口、白羊峪。迁安失陷后，宋哲元部在喜峰口腹背受敌，奉令撤至通县以东沿运河布防。

古城经历一场浩劫

　　国军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国军“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长城抗战影响

　　长城抗战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日军进占长城各口后，南进密云、怀柔等地，守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部英勇抵抗。5月12日，日军渡滦河西进，突破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军何柱国、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等部阵地，先后占领河北丰润、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直逼北平、天津。长城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据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馆长王雪浓介绍，这场战争给山海关城内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达500多处。在日军攻城前，山海关内很多古建筑的保存还是相当完好的。在日军轰炸机、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的轰炸、扫射中，关城的很多古建筑物也遭受到了致命的袭击。现在，在城墙上还残留着战争中留下来的弹孔。

　　南门、东南角城墙是榆关抗战中，日军瞄准地两个突破口，是战争较为激烈的地方。位于南门附近的望洋楼，被日军的炮火击毁；东南城角的魁星楼，建于清朝，是一座类似阁楼的建筑，战争中被完全击毁，无法修复，东南城角附近的城墙也被日军炮火轰出了一个缺口，城墙外侧砖土坍塌。此外，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还大肆劫掠和破坏文物古迹，原收藏在魁星楼内的“天下第一关”匾牌就被盗运至日本。

长城抗战评价

　　长城抗战中的这些胜利说明了中国爱国官兵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是不可忽视的。长城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上前线慰问官兵。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使抗战前景受到很大阻挠。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而如此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理所当然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强烈抨击，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长城抗战

热河抗战

战争背景

　　关东军侵略热河的借口是：热河是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土的一部分；根据同年6月16日裕仁天皇的命令，关东军有保护伪满洲国之任务；在这一年的9月15日，日本承认了伪满洲国，并签定了“日满议定书”，从此，日、伪满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日本选在这个时候进攻热河，尚含有对抗国联的意思。因国际联盟预定在2月21日于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将讨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问题，并要求日本将其部队撤回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位置。敌进攻热河的企图，事先已被国民党军队所了解。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将军，令其作抵抗之准备。

占山海关

　　关东军在侵犯热河前，指使驻锦州的西义一中将之第8师团先攻占山海关。当时我国驻山海关的部队是何柱国的临水警备司令部所属步兵第9旅石世安第626团。该司令部成立于1932年7月，辖步兵第9、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等。何仍兼任第9旅旅长，其警备的地区为临榆、抚宁、昌黎、卢龙与迁安等地。

　　此时，日本驻天津“中国驻屯军”派出的守备队也驻于山海关，该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根据其驻屯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的指示，于1932年11月底开始企图说服何柱国在滦东建立缓冲区，成立两面政权。在进行活动期间，12月8日关东军西义一所属铃木美通第4旅团第5联队藉口追击义勇军，以铁甲车上的火炮向山海关方向发射了38发炮弹。

　　落合正次郎的守备队不属于关东军，因此他对关东军第8师团不经联络，即向驻有中、日两国军队的山海关发炮射击深为不满。他不得不从中进行调解，介绍何柱国与第4旅团的第5联队长谷义一大佐见面。以后第8师团的参谋吉冈安直少佐、中国驻屯军三浦参谋等亦参与，因有落合的居中调停，谷义一即率兵回绥中。

　　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部队，并不知落合负有特殊任务，他们对落合调解中、日两军冲突，因而使第8师团未能攻占山海关一事已有不满情绪，加之山海关市民，为感谢落合的调解，使城市免遭战火而进行了一些酬谢活动，这使得落合的部下更为不满。经过一段酝酿，在1933年1月1日上午9时，日军守备队中的儿玉中尉等，藉口在其营门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面自动率其部队首先破坏市内通信，切断了电话线，接着向南关和山海关车站进行攻击。在此时刻，伪军的便衣队乘机进入市内，到处鸣枪造成市内的更大混乱，企图一举占领山海关。驻于市内的第626团团长石世安当即命令部队进行抵抗，致使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被击退之敌，于1日分别向天津驻屯军、锦州第8师团去电，请求支援，并于1日中午向我国驻山海关的步兵第9旅提出以下4条无理要求，限50分钟内答复，即：（一）南关归日军警戒；（二）撤退南关之驻军；（三）撤退南关之警察及保安队；（四）撤退城上守军。以上这些无理要求，当即被驻军拒绝。1月2日我国驻南关之警察被敌缴械。上午9时敌开始攻城，随之敌第8师团向步兵第9旅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上午10时敌4辆兵车及3辆铁甲车从锦州到达山海关，10分钟后开始攻击；驻锦州机场的关东军飞行队第10大队第1中队藤田雄藏的侦察机共5架亦飞抵山海关上空配合作战。

　　1月3日，敌第8师团继续进攻，驻锦州的敌空军15架飞机，轮番参加攻击轰炸；敌津田静枝的第2遣华舰队，依据其协同计划，在山海关以东之海面，对陆上进行炮击。根据1902年辛丑不平等条约，我国军队在山海关不能构筑工事。在这次作战中，步兵第9旅石世安的626团总数约为2000人，战斗中士兵们的士气虽然很高，但伤亡较大，达半数以上。该团的营长安德馨、连长刘虞宸、关景泉、王宏元、谢镇藩等均在作战中牺牲。根据以上情况，石团长依照命令于1月3日下午率部队从北水门撤出，山海关在当天被西义一的第8师团占领。

进犯热河

　　敌占领了山海关之后，即准备进攻热河。其进攻热河的目的是，击溃我国在该地区的主力部队，占领长城以东地区；封锁我国关内外的交通，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利于其今后在东北的“治安作战”；为进攻华北、内蒙、觊觎外蒙古，开辟前进战略基地。

　　这次作战，是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动用了两个师团又3个旅团及其它配属部队，其进攻部队的编成为：关东军　司令官　武藤信义　大将　锦州参谋长　小矶国昭　中将

　　第8师团　师团长西义一中将　锦州。第6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中将　通辽。　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　绥中（该旅团原属佐藤子之助中将的第9师团，各大队系从第7师团的各联队中调来），混成第33旅团，旅团长中柯馨少将　绥中，（该旅团属广濑寿助中将之第10师团）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茂木谦之助少将　通辽。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飞行队　此外，尚有伪军张海鹏指挥的部队约12000人，伪军程国瑞的暂编第2军约7500人，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约10000人，李寿山的独立第1旅约2500人，以及丁强的救国义勇军、金壁辉（川岛芳子）的定国军等。这些伪军，在作战过程中因抢劫、勒索太过与日军的矛盾也逐渐加深，以致在作战的过程中，日军将部分伪军缴械、解散。

　　当时我国在辽西、热河、内蒙地区的部队，按北平军分会的命令，以朝阳、建平（叶柏寿）、凌源、平泉为作战分界线。该线以南为张学良兼任总司令的第1军团作战地区；该线以北由张作相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的第2军团作战地区。

　　这次作战日军通过连续多次侦察，判断热河附近先后调集的各抗日部队大致为：（一）汤玉麟的第36师约为32000人。部署于义县以西之北票、朝阳、建平、宁城、承德、赤峰。乌丹，一部位于通辽以西之开鲁。（二）冯占海的63军约10000人，位于敖汉旗以东的下洼子、牛古吐、宝国吐、义隆永、青龙山一带；李海青的抗日部队约3000人，位于奈曼旗及其以东的固力本花、八仙筒附近；邓文的抗日部队约6000人，分驻于内蒙的林西、大板、林东。天山地区。（三）孙殿英的第40军约20000人，位于承德以北的隆化、围场地区。（四）张学良的4个步兵旅约30000人、两个骑兵旅约3000人，分别驻于平泉、凌源、叶柏寿、喀左、建昌一带；3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约27000人，位于山海关以南的抚宁、卢龙、昌黎；4个步兵旅位于天津；7个步兵旅位于北平；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位于张家口；1个步兵旅位于古北口。（五）商震之32军约36000人，位于唐山附近。（六）由察哈尔省调来的宋哲元第3军团之第29军一部约20000人，位于北平东北的蓟县、遵化、玉田地区。（七）东北军沈克的106师约8000人，位于喜峰口以东之董家口、青山口、太平寨、檫崖子口、小马坪一带。（八）锦州地区之义勇军约6000人，位于锦州、绥中以西的就近山区。（九）航空部队，共有各种飞机22架。即北平的南苑机场有战斗机8架，侦察机1架；北平的西郊机场有战斗机6架，侦察机1架，运输机3架；山海关以西的海阳镇机场，有教练机2架。……

　　敌通过上述侦察，知我国军队在防御部署上，重点是在冀东及长城外的建昌、喀左、凌源、平泉地区。根据以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于1月28日向进攻热河的部队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确定以两个师团、两个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及炮兵、战车、航空部队从绥中、锦州、打虎山、彰武、通辽的铁路沿线地区出发，分5路以齐头并进、相互策应、加强右翼（东侧、北侧）快速迂回的作战方法。攻向赤峰、承德及长城的古北口、墙子路、黄崖关、马兰关、罗文峪、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其部署为：　（一）第8师团一并指挥混成第十四、三十三旅团及配属的战车队从锦州经义县击溃朝阳、凌源、平泉沿线地区的守军，攻占承德及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二）第6师团一并指挥骑兵第四旅团，以高田美明之36旅团从北路的通辽，主力从中路的彰武和南路的打虎山向西击溃沿途守军攻占赤峰，然后以一部攻占赤峰西南之朝阳地、边墙山、张三营子，从北面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三）混成第14旅团由绥中向西北经高台、西平坡、宽邦、大屯、雷家店、建昌、平房子、三台子，攻向四官营子。随之分为两路，一路由四官营子向北，攻向凌源；另一路由四官营子向西攻向下泉。从南面策应主力第8师团向承德进攻。然后。进攻至平泉的一路左转向南，经党坝、宽城、孟子岭、新甸子，攻占长城的喜峰口；进攻至凌源的一路亦左转向南。经松岭子、刀尔登、汤道河、青龙。萧营子攻占冷口。（四）混成第33旅团在发起进攻后的2月初，从绥中向西经黄家攻向明水、秋子沟。王家内，龙王庙，然后由该地左转向南，一路攻占长城线上的界岭口，一路攻占界岭口以东约25公里之义院口。（五）骑兵第4旅团，主力由通辽向西南迂回经东来、东明、八仙筒、白音塔拉、奈曼旗、红山镇、哈拉道口、安庆沟进攻赤峰；一部（骑兵第26联队的1个中队）从通辽向西经开鲁从北侧迂回攻向天山、林东、大板、林西，然后左转向南，经十二吐。过西拉木伦河，由五分地、乌丹，迂回至赤峰以北，策应旅团主力及第6师团进攻赤峰。（六）关东军飞行队之侦察机第10大队（共3个中队），在绥中、锦州、通辽机场各驻1个中队；战斗机第11大队（共4个中队）以两个中队进驻绥中；轰炸机第12大队（共两个中队）之两个中队驻于锦州；关东军空中运输机队，驻于锦州西南之连山机场。航空部队，主要是协同主力第8师团进攻承德，一部协同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迂回进攻赤峰；准备与在华北的中国空军作战。（七）预定进攻的开始时间为2月21日。

　　在作战准备中，敌无论是地面或空中部队都相当重视。他们知道这次作战与在东北以往各次作战大不相同，一是。面对的是中国装备较好、素质较高的正规部队；二是，由东北后撤的我国部队大都集中在长城内外地区，已作了较充分的防御准备；三是，在关内的平、津地区及冀东地区均驻有重兵，随时可以支援。

　　但在关东军的指挥机关中则认为，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有相当把握的。这是因为我国在江西的内战，此时正处于又一次高潮，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不会大量调向华北；华北的晋军。西北军、部分东北军也反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调动，均希各保地盘以防自己遭到吞并而失去凭依；热河省上席汤玉麟更是拥兵自重，拒绝其它部队入境，其暗中与日本关东军取得联系就是明证。关东军司令部第2课（情报）、第4课（政务）通过伪军的上层，已在汤玉麟的部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一旦向热河进攻，汤军将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由其中、高级军官率领让开通路，并归顺日军一齐向热河进攻。

　　关东军飞行队参加这次作战的共为7个中队（当时全部是9个中队），作战飞机60多架。是日军在我国东北使用空军最多的一次。因我国在平津地区约有两个空军中队，主要城市均部署了对空火力，所以敌空军除作了空战准备之外，在连山、绥中、锦州的机场，亦部署了防空部队。敌空军在绥中、锦州、通辽三个机场积存了大量炸弹。其中以锦州机场为最多，计有200公斤类型的100枚，100公斤类型的100枚，50公斤类型的500枚，25公斤类型的700枚，12.5公斤类型的700枚，其它类型150枚。共计为2250枚，约为83吨。为防止遭到空袭，计划进驻绥中、连山机场的敌机，至2月22日才隐秘的飞抵该地。

　　按关东军的预定计划进攻热河于2月23日开始。位于锦州的第8师团首先西进。2月23日位于通辽、彰武的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亦开始进攻。在绥中的混成第14旅团于2月28日、混成第23旅团于3月4口开贻向西出击。在通辽的伪军张海鹏部、在锦州的伪军于芷山部、在绥甲的靖安军，亦随日军出动。

　　这次敌军之所以能在12天内占领了热河、承德，主要是南京政府并无抗日的决心，依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部队缺乏抗战的决心与信心，指挥也很不统一。加上汤玉麟的部队，因已受敌人的策动，作战一开始，在朝阳的董福亭步兵第106旅，其团长邵本良首先率部向敌第8师团投降；在开鲁的骑兵旅长崔兴武亦投降了敌骑兵第4旅团。由于日军的策动，有些梯队相继投敌，形成内部及各部队之间相互猜疑和自起惊扰，并作无秩序的撤退，使指挥机关对部队失去了控制。

　　实际敌军在进攻时，其困难并不少。北路之第6师团于2月底在内蒙的草原和沙丘地带遇到零下30多度的酷寒，发生了大量的冻伤。其空中运输部队专门为其空运防寒装备和运送破冻伤的人员至后方医院。由于遍地积雪，日军的行动也很缓慢。

　　因汤玉麟的部队发生数起在战场上投降事件和不听命今作无秩序的溃退，使热河的北部防区发生动摇。2月25日，北票、朝阳、开鲁同时失守。日军的骑兵第4旅团、步兵第6师团及张海鹏的5个步兵支队。2个骑兵旅，则按计划快速向天山（阿鲁科尔沁旗）、林东（巴林左旗）、大板（巴林右旗）、林西及赤峰方向迂回前进，骑兵第4旅团经与孙殿英的部队激战之后于3月2日傍晚占领了赤峰城。第6师团在赤峰以东的哈拉道口遭到孙殿英部队的突然袭击，一直打到敌师团司令部的附近。敌第6师团集中司令部的参谋、勤务人员及少量的部队仓促进行抵抗，当敌之后续部队到达后，孙殿英部才撤离，该敌在3月5日晚进入了赤峰城。

　　进攻承德的敌第8师团和由绥中向西出击的混成第14旅团，相互策应快速前推。热河守军仅在叶柏寿地区进行了抵抗。此时敌已形成了北面的迂回包围，致使热河整个战局发生动摇，于是汤玉麟不战而撤出承德，退向以西的丰宁。3月4日第8师团先头的川原旅团指挥之三宅忠强中佐骑兵第8联队128名骑兵进入了承德。万福麟的53军由凌源退至西两的冷口，张作相则率部退至喜峰口。指挥这次作战的关东军司令部，于3月3日前移至锦州，武藤信义亦于当日15时30分到达，并令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防守赤峰地区，其它部队按计划向长城一线推进。随之其混成第14旅团于3月4日到达了冷口，第8师团于3月7日到达了古北口，混成第33旅团于3月11日到达了界岭口和义院口。

　　关东军发动的热河作战，从2月23月开始至3月11日结束。就在热河失守，敌继续进攻长城一线时，全国民情鼎沸，纷纷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不向前方增调得力部队，要求惩办对热河失守负有责任的指挥者等等。敌占领了热河之后。即以张海鹏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

绥远抗战

日本侵绥的战备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了“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方针。同年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日本通过1936年5月建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东地区，直接威胁着平绥铁路和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的包头。

　　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由日军供给军费、武器，在各机关、军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顾问、指导官、教官。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第1军军长李守信，辖第1、第2、第3、第4师和炮兵团等，驻张北地区；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辖第5、第6、第7、第8师和炮兵团等，驻化德。第9师为警卫师。原在绥西五原、临河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绥远一带的土匪游杂部队，拼凑成立了“大汉义军”，以王英为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人数达6000人以上，驻尚义、商都。

和德王(中)在一起的田中隆吉大佐(最右)

同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

　　会后王英率部离开商都向西移动；李守信率第1军从张北移至商都，作为第二线；德王的第2军主力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为后援，其第7师绕经后草地进驻百灵庙，为北线作战的主力。伪军总兵力在1.5万人以上。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傅作义部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西攻包头、固阳，东攫集宁，迫使绥远守军退回山西。同月中旬，伪蒙军1万余人和王英的“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察绥边境和绥北集结。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

中国军的战备

　　1936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已有变化，蒋介石调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进攻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支援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阎锡山在日军欲取绥、晋的情况下，也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

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在绥东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料敌必将大举侵绥，一面加紧准备抗击，一面向蒋、阎报告。阎对绥远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关系作了如下调整：“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4个团在绥)及第68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抗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部队，全数入绥抗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要(用)。”

　　8月9日，第68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警戒。9月18日，中央军炮兵1个大队抵绥。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已调汤恩伯第13军(2个师)和门炳岳部骑兵第7师增援绥远。10月21日，蒋介石又电告阎锡山：“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并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经（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之连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

　　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战等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第211旅，下辖第419、421、422团；第218旅，下辖第420、435、436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向绥远开拔(绥战开始后，该部还在途中，未参战)。

　　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绥远作战经过

综述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其“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百灵庙前线的机枪手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

　　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拳…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百灵庙之捷

1936年的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马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

　　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

　　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对百灵庙发起进攻。

　　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同时发布作战命令：“骑2师孙师长长胜为指挥，步211旅孙旅长兰峰为副指挥，旅参谋长袁庆荣为参谋长，指挥步兵419团(欠1营)、421团(欠1连)、第70师315旅补充第1团(欠1连)、骑兵第8团及特务3个连、炮21团第3营，及第6连小炮2门，无线电3台，汽车1队(计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迅捷之手段，袭占百灵庙。”22日晚10时，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

　　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百灵庙一役，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

收复锡拉木楞庙

　　　在百灵庙惨败的日、伪军退到锡拉木楞庙。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

　　锡拉木楞庙位于百灵庙东35公里处，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一、以骑兵第2师孙长胜师长率该师(3个团)附炮2门，进击乌兰花，另以420团附炮1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211旅孙兰峰旅长指挥421团、补充第1团、炮兵2连、小炮4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421团现在庙内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419团附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7旅之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1个团。”这样，使锡拉木楞庙之敌不能单独反攻百灵庙，而又迫使该敌离开，晋绥军则相机占领之。

　　自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至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

　　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

　　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骑兵第2师在乌兰花东北15公里处的南厢村、红房子与王英部激战，将其包围于乌兰花西北七八十里处的黄陶瓦。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深远的影响

百灵庙抗日纪念碑

打击日伪气焰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激发抗日热忱

　　其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专门配发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杰作《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表彰了骑兵师长彭毓斌，旅长董其武，团长张培勋，团长苏开元。副团长张著。

增强抗战信心

　　第三，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获胜原因分析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对余敌取守势。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格尔图之战时，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使其猝不及防。百灵庙之战时，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敌阵地；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

　　另外，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傅作义认为，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汉奸。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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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格尔图战斗

百灵庙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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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日伪气焰

激发抗日热忱

增强抗战信心

获胜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