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霜儿和胖妹的贴子让我在今夜散步时，把一些往事串了起来。
       一九六七年的六月，长沙市南门口发生了一场战斗，守方是湖南大学的红色怒火战斗队，攻方是湘江风雷造反派和六号门----搬运工人组织的造反派。这一天我和小伙伴们藏在小巷子里看大人们真刀真枪的冲锋杀人，守方占住一栋大楼，攻方则顶着门板和棉被冲锋，楼上的看见子弹打不穿门板，就砸下酱缸（大楼是卖酱菜的），这非常见效，只要砸中了，那门板就扁扁的贴在地上，好象下面没有人似的再不动弹了。
      冲锋的和守卫的都在壮烈非凡的呼喊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声和爆豆似的枪声炸响成一片，比看电影热闹惊险刺激得多。
      我回到家时已经天黑了，心中有些怕，怕外婆的马桶涮把胡乱扑了过来。我蹑着脚步上楼，不发一点声音，我从门缝里看去，见妈妈回来了。妈妈带着弟弟在十多里外的地方上班。外婆正和妈妈在说着什么，两个人的神情都很着急。倒是妈妈听见声响了，就叫了我一声：平儿回来了。我听妈妈的声音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就慢慢推开门，我先看外婆，外婆也并没有要起身去拿马桶涮把的意思。我心稍安，自己装了饭吃了起来，吃了饭我就问：爷爷（音牙，即父亲）呢？妈妈说大人的事你别管。
      我便不管，然后就和外婆与妈妈说，说我看见他们造反派打仗了，打死好多人。
      妈妈说：你看了？
      我见妈妈神色不善，连忙改口说是别人看见了，我只听见了打枪，我离那里还有好远。
      妈妈说这几天不准进城了。外婆也斥道，再走就打断你的脚。
      我不吭声，走到妹妹那里，妹妹六岁半，正倚在床边看睡着了的弟弟。我就和妹妹一起摸摸弟弟的脚板摸摸弟弟的手指，我告诉妹妹说，弟弟的手板是断手板，因为弟弟手扳心里有两条线连成一个一字了，我们的没有连成一个一字，我们的手扳就是花手板。
      一夜无事，并且也并没有关心父亲回没回来。
      第二天清早，听见楼下敲锣，零乱的，好象有人敲一下就喊一声，听不大清楚，依稀听见有资本家地主国民党等字眼。
      我起来就要往楼下去，外婆却拦着我不要我去。我说我带妹妹一起去----外婆爱打牌，一打牌就要我带妹妹。外婆说不准去。妈妈也不叫我去，说要玩也等下出去玩，哪个大清早就跑外面疯了。
      过了很久，我才跑出去，一出去就看见小伙伴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同，我不管，继续找我的一个叫南南的好朋友，没有找着。南南的父亲原是湖南日报的编辑，五七年成了右派，后来靠给建筑工地挑土养活老婆孩子。我们那称挑土的人为土胡子。所以南南父亲又称土胡子右派。
      这时就有小朋友告诉我说，你爷和南南的爷都掛牌子在游街！他们都往城里游去了。
      我见过游街，但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游街。
      那么父亲也要胸前挂一块很长很宽的牌子，头上也要戴很高很高的尖尖顶的帽子，那头也要恨不得勾到地上去了？每个挂牌的背后一般有两个大人，他们有的打人也吼人，有的不打人只是凶巴巴的吼几声。
      我忽然想起父亲在六二年时说过：国民党要真的打过来了，我就站到马路上看飞机去。父亲说这话时并未避开我，他是和妈妈说的。而我也是第一次将父亲这话公布了出来。但是我还是不恨父亲，虽然我那时也非常爱国爱党爱毛主席，但本能的力量似乎是无穷的，这些伟大的宣传毕竟无法压抑住我对父亲的爱。我开始为父亲担忧了。
      我决定要骗外婆，妈妈下午要回单位的，我要对付的只有外婆。我告诉外婆说，我到表舅那里去，表舅在省交通学校读书，我去时就常常睡在表舅处。外婆便叮嘱我去了不要吵事，云云。
      第二天清早我就离开了表舅。我一边走一边想要寻找一个什么位置，不让外婆看见也不让父亲看见。
      对了，就躲在花台子里。我们门前有两条马路，两条马路中间有一宽两米左右的花台，里面种了许多高约一米的灌木样的植物和芙蓉花等。我们晚上常藏在两盏路灯中间地带的灌木里，这里光线较暗惊吓的效果也更刺激。我们每每看见有年轻女人走近，就惊叫着从花草间冲了出来。于是那夜的天空里就溢满了裂帛样的尖叫和哭泣声。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确实是太过残忍了，但是那时候却并不懂得要爱惜女人！
      我就藏在距我家楼下不远处的花台子里，花台子里全是灰，进去再出来那人就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再难认了出来，好在我自幼至今对脏并不敏感。况且我当时全是想着父亲，想着父亲会不会挨打，父亲要挨打了我怎么办？我能不能象《钢铁战士》里的那个小战士一样，用弹弓将他的眼球也打瞎？……我要是有孙悟空一样的本事？不，就算有猪八戒的本事也就足够对付那些坏人了！但是谁是坏人？我的父亲是坏人吗？
      我无法接受我父亲是坏人的事实。而父亲与他的一班难兄难弟们已经浩荡着来了，他们走几步就敲一声锣，喊道：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我是狼心狗肺的地主，我是黑心黑肠的资本家，我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没有看见父亲，但我知道父亲一定在里面，因为父亲个不是很高，且单瘦，有两个威猛男人往边上一站，就把父亲挡严实了。我拨着树丛，从各个角度里觑着，还是没有看见。人太多了，十多个游街的反革命分子，二三十个押送的壮汉，还有一直随着游街队伍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小孩子们。就在这时，只听身后的树枝一阵轻响，我一回头，看见是南南。南南的眼睛是红的，他一进来就说他看见我爷了，在靠人行道的那一边，所以我这里看不见。
      我对南南说，我们就跟在后面吧。南南说行。我说跟在后面，看他们哪个打了我们的爷，等我们长大了报仇。南南说好。
      但是并没有人打我们的爷，当游到一个广场时，就开批斗会了，这时就有人在台上吼道，反革命分子全都跪下来。我和南南就看见我们的爷和其他的挂着牌子的人，全都跪下来了，没有人迟疑，膝盖似乎不是跪下去的而是砸下去的，地面上立刻就冒出股股灰尘。
      开完批斗会后造反派就吃中饭了，我的父亲和他的难兄难弟们却没有饭吃，依然跪在那里，也没有谁敢站起来。
      南南说饿了，我说我身上有五分钱，南南说我身上只有一分钱。当时我父母都有工作，我身上常有点零钱。南南一家全靠他父亲挑土养家，所以家境比我差。我说我们去买两个馒头给我们的爷吃吧。南南说好。
      我们买了两个馒头后，却又面临着一个难题，送给父亲就意味着我们全暴露了。这时南南说得好，他说爷爷他们走了一上午还跪了这么久，饿都会饿死，还管那么多！我说那你送过去。南南说要送就我们两个一路送过去。
      父亲他们并没有被捆绑，只是头一直勾着，直到我们分别站在了他们面前，他们才发现。
      我轻轻的叫了一声“爷爷”，眼里立刻就含满了泪花。父亲猛的抬起头来，眼睛里尽是惊讶之色，也许是同命运的人多了的原因吧，父亲的表情倒也不是十分的悲惨，现在想起来父亲脸上更多的只是麻木与无奈，当然肯定还有仇恨，只是这仇恨是丝毫也不能表现出来的。父亲接过馒头，先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我也吃了一个。父亲就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平伢子，你以后不要跟来了？我说好。我告诉父亲，说妈妈昨天回来了，还说昨天南门口打仗……我正说着哩，忽然不远处有人吼道：哪里来的野崽子，想死啊！我感觉到是在骂我和南南，我们立刻撒腿就逃，逃了几步见造反派并没有追来，就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就气得在那里悄悄地骂娘。原来造反派把我父亲和南南父亲的馒头没收了，并且狠狠地朝我们站的地方扔了过来，一边还骂：小杂种，反革命分子的残渣余孽！然后又转过头来骂我的父亲：人家都不吃你们凭什么吃，他MD你们解放前作威作福现在……
      如果仅仅只是父亲游了几回街，我的记忆也就没有如此之深了。问题是这事还牵涉到了我的母亲，她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官太太，也被游街了，并且被递了阴阳头。
      这是父亲游街后十来天的事了，那天我出去玩去了，回来的时候就见楼下围着一群人，我听见外婆在哭，妹妹和弟弟却是敞着嗓子在嚎叫。我感到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就挤进人堆里去，却看见母亲一脸惨白的躺在竹铺上，嘴角还有白沫，头发也是零乱的，有一边还被剪刀任意的剪去了不少。父亲却蹲在母亲身边，往母亲嘴里喂稀饭。我知道母亲没有死，但是我还是被这惨样吓得哭泣了起来。我牵着母亲的手，问父亲：妈妈是怎么拉？父亲却要我上楼拿块毛巾来，说妈妈没有事，要我不要哭。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游街回来后，就喝了六六六，好在被外婆撞见了，就连忙把父亲叫了回来，父亲用救溺水人的方式，往母亲嘴里灌水，然后就让母亲横着匍匐在自己背上，抖一阵子后又灌水，折腾了许久母亲才脱离危险。
      但是这事儿并没有完，因为母亲服了六六六后，并不知六六六的威力比起无产阶级专政来毫不逊色，所以还喂了弟弟两个多月的奶。这虽然并没有把弟弟喂成一个白痴，但弟弟的学业却是非常糟糕。三十多年后的一天，我们三仔妹在一起笑谈弟弟的学业时，弟弟自己说，我考试一般是三四十分，及格的很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上课就是听不进去，不晓得脑壳里想什么东西，到现在我不能顺顺溜溜的造几个句子，和人下棋想不到三步以后，好象哥哥画的我们砌房子的图纸，我根本就看不懂，至于后来打麻将玩各种赌博，也是被人赠以“阿送”的头衔。看来我这一辈子只有当官才会有出息了，因为当了官后只要动动嘴巴皮子，瞒上欺下，银子开路，二奶作桥，当撅屁股的时候就撅屁股，当挺胸的时候就挺胸，有这几招，什么官都做得下！
      写到这里时，眼睛往上一瞥，总觉那“笑谈”两字特别刺眼，怎么能是笑谈呢？于是想改，然而转念一想，这“笑谈”两字分明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比起很多无辜冤魂，我的父亲能尽享天年，我的母亲至今身体健康，充分说明我们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的浩荡皇恩！
      一念及此，《东方红》的旋律便在我的脑子里回荡了起来……

   刻骨铭心的历史回忆！

回复 1# 老革命薛蟠

这样的事情小时候看得很多。。。。

特别那次“蝴蝶宾馆”红色怒火和造反派的武斗打了好几天，当时还小的我和同伴们站在人群中看热闹，楼上飞来一块大石头砸在我旁边一个大人的肩上落下来再砸在我身上，如果不是那人顶了一下，这石头的份量恐怕也把我砸伤哒。没想到我的父亲居然在那么多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绵里针”= 老革命.....   

回复 3# 琴思清远

不是“蝴蝶宾馆”吧？（文革时还没有它），是中苏友好馆（现在的口腔医院）吧，是有名的“6.6”惨案。但是我也在现场。

回复 4# 晓剑

对对对，就是那里，六六惨案是当时长沙很著名的一场武斗，持续了好多天，可怜楼上的好多都是学生，（高司的），派性斗争冤死了一些无辜的年轻生命。

       武斗、武斗,叫人刻骨铭心!6.6惨案是在中苏友好馆,但那时还末用枪弹;此次事件打死了一叫孙革文的年青人,他是曙光电子管厂(770)的工人,其母是我小学的算术老师,其第与我同班;后来有枪弹了,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是用高射机枪燃烧弹打起火的.叫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民族之间有那么多的仇恨要用棍棒刀枪来发泄?

回复 1# 老革命薛蟠

    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一晃又是四十多年了，昔日的少男和少女，如今都已步入耳顺之年，忘记吧！叫人家忘记，可自己却忘记不了......困惑和无奈啊！     

回复 1# 老革命薛蟠

老革命薛蟠？质疑，你都还没有给父亲仇。

那年月，唯成分论，冤魂不少，相比之下，还算是幸运得了。母亲差点点含冤而去，捡回一条命，上帝保佑，阿弥陀佛！

一并回复楼上各位朋友：

知足长乐：也许是年之将暮了，往事越发得变得清晰起来。

琴思清远：还有，还有很多至今也不理解的事情。一个年轻人，每天下午拖着一个木箱，木箱里装满石头，年轻人四肢着地，绳索套在肩上，从侯家塘那一带一直往黄土岭那个方向拖。什么时候消失的忘记了。

狄德罗二世：中国第一禁书《商君书》现在与大家见面了，读了《商君书》，就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要是这样干了。

般若：好名，透着佛味。是的，现在老了，把这些事回忆起来，给年轻的人们看看吧。

一壶酽茶：是调侃，朋友。

夜深人静：我父亲游了几次街，但并没有挨打。况且声讨的方式是多样的，我这样也算，对吧。

大姐姐：在和平年代里，一番一番，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整得精疲力竭，肝肠寸断。无言！

      "狄德罗二世：中国第一禁书《商君书》现在与大家见面了，读了《商君书》，就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要是这样干了。"我们想要弄明白的是:尽管他有千万理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吗?能把中华民族引导到世界文明的前列吗?

     "商鞅如此对待诚信，难怪中国人不讲诚信。商鞅的智慧就是让民众平时当牲口、战时当炮灰……

      商鞅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是一丘之貉,马氏鼓吹君王作恶比行善有利;因为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自已地位的危险.为了维持君王的地位马氏提倡可以不择手段,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氏的理论给于肯定.

回复 1# 老革命薛蟠

老革命的文章勾起了我惨痛的回忆

我挨斗与游街。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邪恶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旗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 “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

    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党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祖父年轻时也很苦，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管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当年有人搞“恶作剧”的 “漫画”和 “反动诗”贴出来，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所谓反动诗是我十六岁过苦日子时写过一首：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风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

    这激发了人们阶级斗争狂热，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 字。（被分析为反写的“毛”字。）

    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全是吓人的凭空捏造）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党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用死来威协党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牙顶住，我相信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我妻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 ）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 ” 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和粮票。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我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节选自我写的《进城六十周年记  》http://asd320320320.blog.163.com/blog/static/1993870520091130281185/

      59你好，我看过你这篇文字。当时就非常震惊。你后来的人生好象混得还不错，而最主要的是你那个不离不弃的妻！

      最悲惨的不是你或与你同命运的人被整，最悲惨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一边被整还一边对整他人抱着一颗誓死效忠的心，临死还要喊万岁。

      我的父亲就属这一类人----一类被彻底洗脑蒙骗了的人。尽管他已经被整得七痨八伤，但我几次听他说过，他还是觉得现在好。我从来不与父亲争辩，不说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缺乏可比性。也没拿父母亲无端被剥夺工作权力来说事。我知道，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下，你不阅读大量的西方史，不深刻思考社会现象，你就难逃做了白痴而安然不觉的命运。

      另外你说你服法而不服罪。我想起苏格拉底也是你这样说的。但有一点区别，苏格拉底服的那个法庭有他自己神圣的一票。而审判你的那个法庭的由来，却从来没有你什么事。所以老兄啊，这个法你也是不能服的。

黄山头：谢谢你转来这么多关于《商君书》的内容。其实还有一点，尽管这书是如此邪恶（对平民而言），但更主要的是历代帝王自身的人格问题，因为这还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如这帝王有良知，他可以不选择《商君书》的内容。是吧。比如说宋朝，这个被今人认为最积弱的王朝，其实与其他王朝比较起来，这个王朝是平民的天堂。尤其是仁宗皇帝，他居然允许和他抢女人的人活着，而且活得安然。这样的皇帝老儿历史上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当然外国有的，比如古罗马也有一个以仁慈而闻名的皇帝。

所以商鞅固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历代一心只想着奴役人民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