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清末改革的教育振兴计划，至民国时期不断完善，此间，人才喷涌。在大师云集，让后人追念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背后，却是极不简单的民国教育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便将其高度概括。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此可视为义务教育之始。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便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9月29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学校征收学费规程》，第16条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此后，纵使社会乱象非常，但教育之重视、之开明、之自由、之独立，固而不更。

军阀兴教：马上枪杆崇笔杆

主政山东七年的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但在教育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0年，韩复榘调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上任便以新派文人取代术士魑魅，如何思源、梁漱溟等。

起初，韩复榘曾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以观察主持山东教育的何思源作何反应。何思源闻后，怒斥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并表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韩听罢，对何保证，“省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山东教育事业蓬勃日上。韩复榘从不干涉何思源兴办教育的工作，何思源对其也甚是钦佩。

再说主政东北的张作霖。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曾评价他道，“有一代草莽英雄豪壮与义气”。他的这种“义气”与“豪壮”，在教育问题上也别有特色。1915年2月，时任奉天城内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切实详尽的整顿措施。此上书马上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袁世凯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林、黑龙江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简单有力只一字——准！

主政东北期间，张作霖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另外，这位被误读成“马上草莽”、“视兵如命”的军阀，为办东北大学，甚至出豪言——宁可少养五万兵！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曾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民国时期，有此兴办教育理念的军阀并非二三，而是一种“共识”。

执掌山西长达38年的阎锡山，因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与张作霖的“豪气”相比，更添了一份“智慧”。在其主政期间，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始，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领先世界。故被称作“中国教育的典范”。

政府办学：千秋大业国之本

“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这是孙中山在其著作里反复强调的观点，故在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提出必须“厉行普及教育，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非学问无以建设，而观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至今仍可受益良深。

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教育宪法》，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并在教育经费上严格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如今看来，为保障教育师资和质量，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我们望尘莫及。1927年，“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 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为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的待遇持平。

在19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再看《教育宪法》的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除却在教育法规上的制度保障，民国时期，在教材编纂上的自由和教育坚守上的执着，亦发人深思。

民国教科书的编纂，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竞争性；同时，其编纂者，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皆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连小学生的课本都由他们讨论制定。著名学者钱理群就曾这样说道：

“民国的教材是多样化的，没有审查教材这一说，所以是多元的自由竞争的教材，教材当中可能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但是它的取舍就通过实践，这个教材好，教学效果和教材质量好，是经过竞争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教材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教材审查非常的严，你们都不能想象。”

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概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而其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各地成立的学校，先后培养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

学府纳贤：不拘一格降人才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邀出考题。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外只要求考生对对子，而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

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位考生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陈寅恪喜感意外。这位考生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祖谟。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在人才纳取时的个性尊崇和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多样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比如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中学，其校长张伯苓在对学生的要求上便观念“超前”，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拒绝“死读书”的“好学生”，要求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独树一帜，值得一提的是其尤其有名的剧团，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皆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

学生如此，教师亦然。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同日上午，蔡元培便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文中如此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但事实是，陈独秀既未从“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从未担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

北大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面对校内的一些保守势力攻击陈独秀学无专长，只会写一些时论文章，不配执掌最高学府的文科的批判，蔡元培力排众议道：“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章大炎先生也视为畏友。”

同样的还有对胡适、钱穆、梁漱溟等人的聘请。聘任胡适时，胡适还在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后即前往北大任教，时年26岁；推荐钱穆往北大任教的顾颉刚，只因看到当时只有中学文凭、中学任教的钱穆，撰写的预备给中学生当教材的先秦诸子百家讲义；而只有高中文凭，几次考北大而没有被录取，二十出头的梁漱溟，就因为发表一篇关于佛学方面的论文《究元阙疑论》，被蔡元培看中后立即聘到北大任教。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培养和锻造出民国时期涌现的，为后世所敬仰、难以企及的——一代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