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王松“后知青写作”引发文学界热议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政协 时间: 2011-11-9 22:00 标题: 王松“后知青写作”引发文学界热议
王松“后知青写作”引发文学界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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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军 天津作家王松认为自己的特点是生长期长而成熟期晚,自1983年开始写作,新世纪后才算正式进入创作期,近三四年则主要从事以知青生活为题材或故事背景的小说创作,《后知青的猪》《葵花向太阳》《一河红旗》《眉毛》《双驴记》《蟾蜍怒放》《猪头琴》《秋鸣山》《哭麦》《木鸡·竖吹》《葵花引》《我们的故事》等中短篇小说试图以全新的角度阐释和表现那段特殊历史,引起广泛关注。有评论者称之以“后知青文学”的姿态重新进入知青题材。4月26日,文艺报社与天津市作协联合召开了王松小说创作研讨会,陈建功、蒋子龙、范咏戈、张洪义、雷达、吴秉杰、何西来、胡平、滕云、任芙康、牛玉秋、孟繁华、贺绍俊、白烨、张陵、李建军、王干、施战军、夏康达、杨君毅、刘颋、臧策等就王松近期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知青生活、知青现象作为影响了几千万个家庭和整整一代年轻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一种全民族的文化现象,往往是最易于被概括而最不易于被理解,最易于作简单判断而最难于深入,最普通、最丰富也是最具挑战性和创作难度的文学写作之一。王松近期的小说创作悬置了知青历史的意识形态性,也弱化了知青文学语境中的城乡冲突,开掘出关于知青历史的更为深刻丰富的内容,体现出丰沛的艺术创造力。在他的知青小说中,已没有了为“政治”苦难献祭的哀怨,也没有为“青春”苦难缅怀的伤感,更多的是对那段历史中人性的全面深刻的审视。他的这些小说,为知青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艺术上看,王松的小说在奇诡的故事内核中表现出一种传奇性,在冷静平缓的追忆中往往埋藏着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这种传奇性超越了一般的故事,在审视拷问复杂人性、表达情感上以及在小说文本的构成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凝聚了极大的张力。凭藉深谙小说叙事精义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寻,王松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充满智慧性的叙述技巧和策略,既呈现出浓郁的情感色彩,又显得意味深长。大家表示,对于王松这样一位处于创作活跃期且又极具潜质的作家展开深入研讨,不仅对他本人今后的创作有所帮助,也会使我们获得若干关于中短篇小说创作题材、深度、风格等多方面的启发。 来源:文艺报 |
作者: 李政协 时间: 2011-11-9 22:00
(发表于《收获》2005年第五期) 眉 毛 王 松
张志初来时,就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集体户的人却并没看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张志身材虽不高,但很匀称,脸圆圆的,五官看上去也还谐调。只是眼睛很大,双眼皮很厚,这就使他的表情有些夸张。最先发现问题的是高建设。高建设说眉毛,这小子的眉毛!接着陈卫国和李大锤也都看出来,说张志的眉毛确实有些别扭。我们这个集体户的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眉毛,我们的眉毛都生得很淡。其中尤以高建设为甚,他的眉毛几乎只是两道稀疏的绒毛,看上去若有若无。曾有一个翻过些旧时烂书的外村知青说,我们集体户的人从面相看,将来前景都不会太好,相书上说“女人眉轻、男人眉重为大样”,据此看,我们这辈子都很难扬眉吐气。当然,我们对这种歪理邪说并不放在心上。我们甚至还以自己的眉毛感到自豪。想一想吧,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样一些长着同样稀疏眉毛的人就跑到同一个集体户来了呢?这是不是一种缘分?而更令人称奇的还是我们这个村。这个村里的贫下中农,竟然也都生着同样稀疏的眉毛,有的由于过早脱落,眉骨上已所剩无几。这就使我们一进村便与他们打成一片,如同雨滴落入水塘。 张志却生着两道浓黑的剑眉,看上去又粗又长,眉心几乎相连,靠外的两端也高高扬起直抵两边的太阳穴。因此,他一来到集体户,立刻就显得很扎眼。 其实严格讲,张志并不算知青。据说他父母当初是同一间研究所的工程师,因为被查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一家人就被遣送回原籍农村。后来不知为什么,张志才辗转来到我们知青集体户。因此张志就有些自卑,每天只是闷着头扛锄下田,在集体户里从不多说少道。但他那两道又浓又黑的粗眉却时时显出另类,让我们看着很不舒服。 我们很快发现,连老黑也看不惯他。 老黑是村里侯书记家豢养的一条大狗,由于身材魁梧,又长着一身黑亮的皮毛,很受我们知青宠爱,当然,我们宠爱它也是冲着它的主人,侯书记的手里毕竟掌握着将来选调的生杀大权。因此老黑平时就以我们集体户为家,无论谁有什么好吃的,都喜欢喂它一口。侯书记一家人的眉毛也都很淡,灰白中还掺杂一些微黄,看上去与皮肤浑然一色,所以,据高建设分析,老黑看不惯张志,很可能也是眉毛的缘故。先是政治学习。那时按照惯例,我们知青每到月初和月中有两次政治学习,顺便要开总结会,由侯书记点评每个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这时老黑也会列席参加,如果侯书记在,它就蹲在他身旁,侯书记不在则坐到侯书记的位置。那天是张志第一次参加学习,老黑一见到他,两只耳朵立刻竖起来,然后用力扭了几扭,呼地就冲他扑过去。当时张志并不清楚老黑的家庭出身,更不了解它的政治背景,于是就伸脚不轻不重地踹了它一下,又用手轻轻一拨,老黑就被摔到地上。老黑哪里遭过如此待遇,立刻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一下就恨上张志的那只脚,它呜嗷一声再次扑过去,一口咬住张志的鞋。张志穿的是一双绿色解放鞋,这种鞋的鞋底和包头都是用橡胶制作,于是立刻在老黑的嘴里发出像皮球一样咯吱咯吱的声音。张志平时下田,只有这一双鞋,连忙心疼地躲来躲去。老黑却不依不饶,仍还拼命地追着咬。这时侯书记才说了一句话。侯书记笑着说,我家老黑这样啃你,是稀罕你,拿着你那脚当猪肉骨头咧!
张志直到这时,才明白了老黑的特殊身分。 但为时已晚。老黑从此就与张志结怨。
不久以后,这种积怨又上升成一种仇恨。
起因是高建设。高建设吃了一盒午餐肉罐头。 其实在以往,高建设吃东西都是会给老黑一口的,但这一次他实在太馋,又是仅剩的一盒罐头,所以就吃得很干净,连肉汁也没有剩。老黑一直蹲在他跟前期待地等着,这时看看那只空罐头盒,咂咂舌头,就闷头趴到一边打盹去了。高建设由于刚吃了肉罐头,心情很好,一下就来了恶作剧的兴致。他突发奇想,将那只空罐头盒拴了一根细绳,然后又将这绳子轻轻系到老黑的尾巴梢上,做完这一切,就蹲到老黑跟前,突然冲它哇地大叫一声。老黑从梦中惊醒,尾巴本能地摆动了一下,那只空罐头盒也随之发出哐啷一响。这一响使老黑大吃一惊。它立刻蹦起来,那只罐头盒又随着响起一串哐啷哐啷的声音。老黑受了惊吓,回头朝身后看去却又摸不清底细,就一圈一圈不停地转,越转那只罐头盒也就越是在它身后不停地响。老黑终于暴躁起来,将头一昂咆哮几声,就冲向门外的田野一路叮叮哐哐地狂奔着绝尘而去。但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就在老黑跑出门外的一瞬,刚好看见了张志。张志正坐在炕上笑得前仰后合,两只手还在用力拍着自己的大腿,嘴里发出一串哈哈哈哈的声音。这就给了老黑一种错觉,使它认定,在自己尾巴上做手脚的人就是张志。 那天直到傍晚,老黑才怒冲冲地回到集体户。 老黑的样子可想而知,它的尾巴由于甩掉那只空罐头盒已被弄得鲜血淋漓,浑身沾满尘土和草屑,两只耳朵也疲惫地耷拉在额头上。令我们大感意外的是,它一进门并没去看高建设,而是呜地一声就扑向张志。当时张志正在吃饭,手里还拿着一个玉米面饼子。这个玉米面饼子被他切成薄薄的两片,里面均匀地抹了一层黄酱,还夹了几根葱叶,一片咸菜,最上面又放了一块臭豆腐,看上去非常讲究,很像今天“麦当劳”里的“猪肉照烧汉堡包”。在老黑扑过来的一瞬,张志以为它是对自己的“猪肉照烧”发生了兴趣,还举着冲它晃了晃,像要逗它的意思。但张志立刻就明白不是这么回事了,老黑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显然是动了真格的,他刚要把手缩回来,老黑的嘴也到了,在咬住他手腕的同时,也一下就将他扑倒。这一次张志被咬得很惨,手腕上有几个很深的牙印,衣服也几乎被撕成碎片。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 在老黑的身上有着和侯书记一样的性格,就是对有些事会耿耿于怀。这一点张志并不了解。接下来没过多久,陈卫国和李大锤就进一步激化了老黑和张志的矛盾。那是一天中午,老黑正趴在我们集体户的炕上睡觉。当时刚吃过午饭,还没到上工时间,陈卫国和李大锤一边抽烟觉得无聊,就将一只墨镜给老黑戴上,然后又用一根橡皮筋给它勒牢。老黑被他们摆弄醒,一抬头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也就在这时,它透过墨镜又发现了坐在一边的张志。其实自从上一次事后,张志已对老黑敬而远之。但此时老黑又盯住张志。也许它认定又是张志在捉弄自己,也许从墨镜里看去,张志的那两道剑眉显得更加刺眼,总之,它突然就发起怒来。当时它离张志大约有三米左右,竟然纵身一跃就跳过去将他按倒。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这一次并不叫,也不撕咬,只是用两只前爪拼命去抓张志的眉毛。张志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手忙脚乱,一边用手捂住脸就滚到了地上。 这一次事后,虽然张志被抓得满脸是伤,但还是受到侯书记的严厉批评。侯书记沉着脸说,你不要只说老黑不对,是不是也找一下自身的原因?你来之前,老黑一直是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可它咋就偏偏看你不顺眼呢?侯书记一边这样说,就又冲张志那两道又粗又重的眉毛狠狠看一眼,鼻孔里发出哼的一声。 后来的事情究竟是谁干的,始终是一个谜。总之,高建设陈卫国和李大锤,他们三个人都有可能。但事情发生后,他们又都矢口否认。 事情是从一个下着大雨的上午开始的。那时每到雨天,生产队里没活,我们就经常在集体户里玩一种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大家将衣服脱光,须一丝不挂,然后挤到炕上相互推搡,被推下去者即为输,惩罚方式是喝酒。这个游戏有些像日本的“相扑”。它看似荒唐,其实极其残忍,被推下去的人越是被推下去,就越是要喝酒,而越是喝得晕头转向也就越是会不停地被推下去,直到摔得遍体鳞伤几乎爬不上炕来。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更令人难堪的惩罚方式,输者要去村里的小卖店买酒,而且不准穿衣服,只能光着身子穿一件塑料雨衣,如此被雨水一淋,里面的内容也就纤毫毕现。在那个雨天的上午,高建设陈卫国和李大锤,他们又拉我玩这个游戏。以往挨摔的总是李大锤,因为李大锤酒量很小,只要将他摔下去一次,让他喝了酒,也就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所以最后被罚去村里买酒的也永远是他。但这一次,他们显然想摔张志。张志身材虽不魁梧,却很灵巧,于是陈卫国和李大锤就事先与高建设商定,届时大家一起不动声色地配合。游戏一开始,张志果然被频频地摔下炕去,因此他也就不停地喝酒。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张志的酒量竟然很大,半斤酒喝下去还若无其事,而且越喝越精神,状态也越好。等高建设他们几个人发现了这一点,张志已喝得满面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不仅脚下像生了根一样地越站越稳,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大。就这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他摔下炕去,然后爬上来再被摔下去,直到最后把酒喝光,又轮番通心粉似地穿着雨衣跑去村里的小卖店买酒。 这一次事后,高建设一直咬牙切齿。陈卫国和李大锤也都感觉受了屈辱,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再将张志狠狠整一回。后来高建设就想出一个主意。他去村里找到赤脚医生,塞给他一包“海河牌”香烟,要了一小瓶医用酒精。回来后又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酒瓶子,都装了地瓜烧酒,然后再将其中的一瓶里兑了酒精。那时的医用酒精质量还很差,纯度却极高,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兑进地瓜烧酒,酒的度数也就可想而知。 这时已进入雨季。没过多久,又有一天下雨。于是在高建设陈卫国和李大锤的共同提议下,我们就又在集体户里玩起“相扑”游戏。张志自从上一次玩过之后,反而迷上了这个游戏,当然,他主要是想喝酒,他的手头一向很紧,几乎没有什么钱,玩儿这种游戏可以白喝酒,自然何乐而不为。所以在这个雨天,当高建设他们一提出来,他立刻就积极响应。 但是,他这一次却被摔惨了。起初他为了喝酒,还故意总输,有时不等别人推他就自己往炕下跳。但他哪里知道,我们喝的是地瓜烧酒,而他喝的那一瓶里却兑了医用酒精。于是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就明显不灵活了,手上越来越没力气,脚下也有些凌乱。高建设给陈卫国和李大锤丢个眼色,就趁机越发使劲地往炕下摔他,然后再让他喝酒。张志渐渐已站立不稳,就这样像个口袋似地被他们摔来摔去。我担心这样闹下去会把张志摔坏,更怕他喝了这种兑过酒精的白酒会出什么问题,就一再提醒他们适可而止。 最后,张志终于人事不省地趴在了地上。 高建设他们几个人一见张志醉得像死了一样,才有些着慌,赶紧去村里套了一辆驴车,冒着雨将张志拉去公社的卫生院。那天一到卫生院,医生见张志这样精赤条条地被抬进来,还昏迷不醒一身酒气,先是吓了一跳,待问清事情原委,就埋怨我们胡闹,说你们知道医用酒精的纯度是多少吗,这样喝会喝死人的。然后又问我们,谁会抽烟。我们说都会。医生立刻警告说,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抽烟,他现在呼出的都是易燃气体,划根火柴就能点着。 事后我想,张志的眉毛应该就是在那一晚被刮掉的。因为用驴车拉他回村的路上,李大锤曾说,这小子的眉毛,我怎么越看越别扭。陈卫国也说,他一喝了酒,好像眉毛都竖起来,是不是看着更重了?这时高建设就哼了一声,说干脆,给他刮掉算了!然后大家就都笑起来。不过据我分析,虽然高建设这样说,但他动手的可能性却极小。以往他无论出了什么主意,都是陈卫国去实施,如果陈卫国也不想动手,就让李大锤去干。 总之,张志一连昏睡几天。 再醒来时,他的眉毛就不翼而飞了。 那天早晨,张志醒来时并没觉出有什么异常。我们集体户的人看见他也都没动任何声色。这是高建设事先叮嘱大家的,说谁看见张志的样子都不准笑。当然,这里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张志起来后没有洗脸,否则他肯定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张志醒来时已经很晚,生产队的扩音器里已在招呼社员上工,于是他拎起锄头就匆匆去了村里。 这一来笑话就闹大了。在这个早晨,张志出现在村里时的情形可想而知。正在等着下田的社员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先用惊讶的目光盯着他看,就这样看了一阵,突然有人忍不住,扑哧一笑,大家立刻就都跟着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乱成一团。张志脸上的两道眉毛虽然不太顺眼,但人们毕竟已经看惯了,这时突然没有了,而且显然是被刮脸刀刮去的,一点痕迹都没留,两个眉骨溜光油亮,一下就显得脸盘很大,看上去非常怪异。
张志似乎也已意识到什么,连忙跑去井台,趴着朝水里照了照,立刻就明白了。
这时大家都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将张志围在当中,指指划划地像看一只动物。张志拎着锄,呆呆地站在人群里,没了眉毛的脸上先是涨得通红,渐渐就苍白起来。他朝周围的人们看了看,又看了看,然后慢慢转过身,低着头走了。 侯书记曾给张志出了一个偏方。侯书记说,把蛤蜊油抹在眉骨上,然后用火烤,如此每天三次,每次半小时,这样很快就能长出眉毛。但张志尝试了一段时间,不仅没见效果,眉骨反而更加油亮。后来高建设告诉他,说有一种喂麻雀的方法,刚出壳的小麻雀还没长毛,给它的全身涂了凡士林然后用火烤,每天三次,这样它就只长肉而永远不会长毛,直到最后,能长成一只很肥很大的肉蛋,放到灶膛里烧了非常好吃。 高建设说,你用的蛤蜊油,其实就是凡士林。 张志听了想一想,立刻瞪起眼,你是说…… 高建设微微一笑,我什么也没说。 他这样说罢,就转身走开了。 我不知高建设所说喂麻雀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也搞不清侯书记的偏方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效果。但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志的眉骨上确实再也没生出毛发。 张志从此不再去生产队上工。我们白天下田,他就独自坐在集体户的门槛上,看着远处的田野发愣。有时就这样从早晨一直坐到傍晚。他的脸上没了眉毛,在阳光下显得更洁净,看上去白白嫩嫩的很光鲜。老黑发现了张志脸上的变化,反而跟他亲呢起来,经常围在他身边转来转去,还总是用两只前爪搭到他肩上,试图去舔他的眉骨。 后来有一天,张志突然不见了。 据看见的人说,就在张志失踪的那天下午,在我们集体户的门前曾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看见的人是村里的羊倌,在那个下午,他正在我们集体户的附近放羊。据羊倌说,当时张志正呆呆地坐在门槛上,老黑又凑过去跟他亲呢,由于张志正在出神,并没注意到老黑,于是老黑的舌头就叭地舔到他脸上。这让张志吓了一跳。羊倌说,当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张志出手也很快,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而他与张志还相隔一段距离,所以也就看得不很清晰,只见张志伸出手,猛一下抓住老黑的一条后腿,轻轻一掀将它放倒,然后又用脚踩住它的另一条后腿,就那样用力一劈,又狠劲一扯,就将老黑扯成了两半。羊倌心有余悸地说,尽管离得很远,但他还是听到了嘶啦一声巨响,非常骇人,老黑的身体就像一只被掰开的西红柿,一股血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立刻喷溅起来,一直飞出很远。但由于张志用力过猛,还是劈得偏了一些,那老黑的头在其中一半上还用力叫了两声。然后,张志就那样一手拎着一半老黑,朝田野的深处走去,一根粉红色的肠子还被拖在他身后,在地上拉出一条血淋淋的印迹。高建设听羊倌说完这件事,沉吟半天没有说话。 陈卫国和李大锤却都不肯相信。 陈卫国摇头说,这不像张志干的事。 李大锤也说,就算他有这样的气力,也不会有这种胆量。 但在我们集体户的门前,的确还留有一摊黑紫色的血迹。 这以后一连几天,田野的深处总飘来一阵阵可疑的香气。 高建设点点头说,像烧狗肉的味道。 张志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回来的。他身上脏稀稀的,头发和胡须都已很长。但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的眉毛,仅仅几天时间,他的眉骨上竟又长出两道黑黑的眉毛,看上去比当初还要粗重,而且更加浓密。张志进来时,侯书记正为我们开会,会议内容是防汛。侯书记说,今年雨水勤,预计会发生大的汛情,公社已下发紧急通知,让做好防汛准备。 侯书记这样说着,一回头就发现了张志。 侯书记看看他问,这几天,你去哪了? 张志没说话,就在门口坐下了。 侯书记又看一眼他的眉毛,脸色就难看下来。 侯书记说,我正想问你一件事。 张志低着头,没吭声。 侯书记说,老黑不见了。 张志慢慢抬起头,不见了? 不见了。侯书记嗯一声,又问,你知道是咋回事么? 张志没回答,只把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抠了抠牙缝。 这时,高建设陈卫国和李大锤也都有些诧异,他们相视一下,又看看张志。张志的眉毛的确有些异样,看上去油黑发亮。我也很认真地看看他。我发现,他这一次的眉毛无论色泽还是形状,都已完美得无可挑剔,但不知为什么,却总让人感觉不太自然。 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侯书记原本还要继续追问老黑的事,却突然被打断了。先是外面的雨大起来,雨点打到窗户上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就听到村里的扩音器在招呼,让全体社员立刻赶去大堤防汛。侯书记又用力看一眼张志,就扔下烟头站起来,说老黑的事,我不会就这样算完的,等防汛回来吧,我还要仔细追查。 他这样说罢,就带领大家赶往大堤。 我和张志抬着一副筐走在后面。他的神色有些疲惫,一边走着,脖颈还不时抽动一下,嘴里发出咕地一声。我立刻明白了,他是在打饱嗝,他嘴里呼出的气味在雨中飘过来,隐隐还有一丝肉香。就在他回头的一瞬,我突然发现,他的眉毛被雨水一浇竟像涂了黑色的油漆,不仅更显黑亮,还一根根地直竖起来,粗硬的眉梢上挂了一层晶莹的水珠。 我想,他怎么会长出这样的眉毛? 我们来到大堤上,立刻投入抢险。起初,并没有谁注意到张志的眉毛。这时雨已越下越大,河里的水势也越涨越猛。社员们都在忙着抬土筑堤,谁也顾不上跟我们知青打招呼。就这样一直干到接近中午,终于排除了险情,大家才稍稍松一口气。 这时,突然就有人笑起来,说张志呀,你那眉毛咋长出来咧? 张志在雨中闷头挖土,并不回答。 又有人说,你抬起头,让大家看看呀! 张志就停住手,慢慢抬起头。 也就在这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突然一下都睁大眼,瞪着张志愣住了。高建设扔下手里的铁锹,走到张志面前,把头歪过来又歪过去,一下一下地端详着他。只见张志的两个眉毛不知什么时候都已竖起来,随着雨水冲刷,像两片树叶贴在眉骨上。 你…… 你…… 陈卫国和李大锤也走过来,伸手指指他的脸。 张志慢慢回过头,发现侯书记也正在雨中盯着他。 若干年后,张志的父母落实政策,他也终于回城了。 他临走的那天晚上,请我喝了一次酒。后来他有些醉了,就含混地告诉我,说他曾经听人说过,只要从活狗身上割下皮,带着热血贴到眉骨上,就能长在一起。 然后,他沮丧地说,都怪那场雨啊。 接着哼一声,又说,还有那盒蛤蜊油。 我听了只是笑。显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张志对我说这些话时,眉骨上仍还没长出毛发。那里的皮肤已很细嫩,也很光洁,看不出一点毛孔的痕迹。但他已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只要没有下雨,就总要用毛笔精心勾勒出两道眉毛的形状,看上去不仅自然,也很正常,而且非常的精致。 我想,今天的“纹眉”,也许就是从那时发展来的。 2005年3月16日 定稿于天津木华榭
作者: 李政协 时间: 2011-11-9 22:18
烟盒上的月光
王 松
1
于非有一只皮制烟盒。据他说,这只烟盒是用公牛生殖器的外皮制作的,看上去细腻别致,闻着也有一股特殊味道。那时中学生还严格禁止吸烟,吸烟的多是流氓学生。于非一向很规矩,从没有流氓行为,但他很讲究时髦。他那时经常在学校的厕所里吸烟,因为厕所里的气味重,可以将烟味遮盖住。我曾经见过他吸烟时的样子,他总是将身子斜倚在厕所的窗前,一边跟蹲着屙屎的同学闲聊,一边从上衣兜里掏出那只皮制烟盒。他打开烟盒的姿态也很优雅,把烟盒放在掌心,用中指轻轻一抠弹簧啪地弹开,从里边捏出一枝烟叼在嘴上,看上去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懒散。那时的香烟一般还不带过滤嘴,但于非总习惯用牙齿咬在嘴上,点燃之后甩掉火柴,再深深地吸一口。他喷吐烟雾的样子很老练,从嘴里吐出来立刻就被鼻孔吸进去,然后再吐出来再吸进去,一口烟可以这样循环很多次。他吐烟圈也很在行,能将旋转的烟圈一个接一个地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空间几何里的欧几里得螺旋线。何军却对此表示不屑。他曾跟于非打赌,说他一口气吐出的烟圈最多不会超过八个。于非听了只是笑一笑,他问何军,如果自己吐出八个以上的烟圈怎样说。何军低头想一想,一时想不出自己的身上能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下赌注的筹码。何军跟于非这样打赌是在课间休息的时间,何军正蹲在茅坑上屙屎。于是于非说,这样吧,如果我能吐出八个以上的烟圈,你就蹲在这里不准起来,一直蹲到放学。何军听了当即表示同意,但立刻又问,如果你输了呢,怎样说?于非想了想,将手里的皮烟盒一掂说,如果我输了,这只烟盒就归你。当真?当然当真。何军显然低估了于非喷吐烟圈的技艺。这一次打赌,于非竟一口气吐出十几个烟圈。那些淡蓝色的烟圈大大小小地套在一起翻滚着交织着,飘浮在厕所的空中。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都去上课了,只留下何军蹲在厕所里,就这样一直蹲到下课,蹲到放学,他才艰难地从茅坑上站起来,提上裤子跌跌撞撞地从厕所里出来。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夏老师也正在寻找何军。她一见何军从厕所里出来立刻叫住他,问他这两节课去哪了。何军想不出别的理由,只好如实地告诉夏老师,他一直蹲在厕所里。夏老师听了感到奇怪,问蹲在厕所里干什么。何军就又说出他和于非打赌的事情。夏老师听了立刻吃惊地睁大两眼。她感兴趣的并不是何军和于非打赌的内容,而是于非手里的那只皮制烟盒。于是她当即就将于非找来。夏老师找到于非并没立刻说出什么事,只是让他自己交待。于非说,是不是抽烟的事。夏老师说不止这些。于非又说,那就是跟何军打赌的事。夏老师说还有。于非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了。夏老师这才问,那只烟盒是怎么回事。夏老师见于非似乎没有听懂,就又提醒说,就是那只棕色的皮制烟盒。于非立刻就不再说话了。于非当然听懂了,他只是没料到何军竟会如此卑鄙,将这样的细节都告诉了夏老师。夏老师慢慢伸出手,意思是让于非主动交出那只烟盒。于非无奈,只好不情愿地将烟盒拿出来交给夏老师。夏老师一见到这只烟盒表情更加吃惊起来,她将烟盒拿在手里反复看了看,又抬起头看看于非,然后才问,你这只烟盒……是从哪里来的?于非当然说不出这只烟盒是从哪里来的。他想想说,是自己买的。
夏老师听了冷冷一笑,就将他带到学校的政教处来。
政教处的安主任一见于非立刻也皱起眉头。安主任在不久前刚刚因为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处理过于非。安主任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给大家讲话,提到遵守纪律的问题时说,表面不遵守纪律是不遵守纪律,暗地里不遵守纪律更是不遵守纪律,尤其是那些出身“臭老九”家庭的人,更要注意。安主任说,那些“臭老九”们仗着自己比别人多懂一点知识,就经常在暗地里搞一些阴谋诡计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种人更值得注意!安主任说到这里就点了于非的名。安主任警告于非说,不要以为自己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就自以为是,就看不起老师,就在学校兴风作浪,其实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狗屎!安主任的话立刻引起大家的哄笑。当时于非面无表情地站在下面,没说任何话。但是当天下午安主任就出了事。当时安主任正站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掏出一枝烟点燃,但刚刚吸了一口,突然叭的一声爆响,那枝烟就在他手里炸开了。幸亏安主任正好将烟从嘴边拿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显然,这枝烟里是被人放了爆竹。安主任立刻怀疑这件事与于非有关,却又找不出任何证据,而且于非平时一向斯斯文文的也不像是干这种事的人。但安主任最后还是又找了一个理由,让于非停课,在操场的太阳底下狠狠地站了一个下午。
在这个中午。安主任一看夏老师拿来的这只皮制烟盒也吃了一惊。他经过仔细辨认,确定这只烟盒正是自己在不久前刚刚丢失的。据安主任说,这只烟盒还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但他还没有用,只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放了一天就不见了。让安主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把这烟盒锁在自己的办公桌里,而抽屉又丝毫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于非用的什么办法将这只烟盒偷走的呢?于非当然不承认这只烟盒是他偷的。他说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捡的。他为安主任分析,很有可能是偷窃者误将这只皮烟盒当成了皮钱夹,等拿出来才发现并不是钱夹于是就随手丢弃在外面了。但于非这样说显然不符合情理,且不论这只皮烟盒的外形与钱夹有多大差异,就算是偷窃者看错了,也不会舍得将一个做工如此精美的烟盒随便扔掉。于非面对夏老师和安主任的审问,最后不得不如实说出,这只烟盒的确是他拿的,就是在安主任办公桌的抽屉里拿的。这一来就越发勾起了安主任的好奇心。安主任一定要让于非再演示一下,他想看一看,于非当时究竟是用什么方法从抽屉里拿出这只烟盒的。于非就在安主任的办公桌跟前蹲下来,缩起头钻到里面去。安主任的办公桌是对面连体,也就是上面一张很大的桌面,两边都有抽屉,也都可以坐人。于非从底下钻到办公桌的中间,然后从抽屉的后面伸进手去,轻而易举地拿出一些东西来。这显然是一个超出常人想象的偷窃方法,安主任看了立刻大吃一惊。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看似很坚固的办公桌竞然也有这样大的漏洞,更没想到这个叫于非的学生竟会有如此高超的偷窃技艺。
于非最终为这只皮制烟盒付出了代价,被学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这件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很微妙的逻辑问题。据安主任说,这只皮烟盒是一个朋友送他的,他一天还没有用就在抽屉里被人偷去了,这也就是说,他有这只烟盒应该并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的班主任夏老师在得知于非的手里有一只皮制烟盒之后却立刻就准确地说出了这只烟盒的颜色,而且在看到这只烟盒时竟一下就认出是安主任的,她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夏老师很可能早就知道这只烟盒。再进一步想,这只烟盒会不会就是夏老师送给安主任的呢?夏老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丈夫长年在外地工作。安主任则是一个清清瘦瘦很帅气的男人,虽然早有家室,却经常因为学校的事住在教师的单身宿舍,平时也经常跟夏老师一起研究工作,有的时候还研究到很晚。这就不能不让大家往多处想一想了。但接下来随着事情的发展,人们很快就无暇再去猜想夏老师和安主任的关系了。安主任在查出于非偷窃自己皮烟盒的事情以后,没过多久又突然检查了他的书包,这一查就又查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其中有一枝钢笔最引人注意。这是一枝“英雄牌”金笔,在笔杆上还镌刻着一行小字:“奖给市级劳动模范朱大成同志”。也就是说,这枝金笔原来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叫朱大成的市级劳动模范。安主任立刻问于非,这个朱大成是谁,跟他是什么关系。
于非支吾一下,想了想一时回答不上来。
安主任又问,这枝金笔,是从哪里来的。
于非眨一眨眼,仍然无法解释。
安主任当即就对这枝金笔展开了调查。
这件事的线索显而易见。那时的市级劳动模范就像今天的歌星或娱乐明星,经常会在报纸或新闻广播里露面,安主任几乎没费多大气力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朱大成的市级劳模。经朱劳模仔细辨认,这枝“英雄牌”金笔果然是他的。但朱劳模说,他的这枝金笔是被人偷去的,至于具体是怎样偷的,他至今仍想不明白。朱劳模回忆说,他在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劝业场逛街,经过一个书店时,儿子一定要进去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这让他很生气,他训斥儿子说花钱买书是最不值得的事情,书上又没有怎样盖大楼怎样造机器,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将来应该做一个光荣的工人,不要学那些知识分子的臭样子整天去啃书本。他正这样说着,忽然有一个年轻人迎面走过来,只轻轻碰了他一下。等他回家之后就发现这枝别在胸前的金笔不见了。安主任听了点点头,问朱劳模是否还记得这个年轻人的样子。朱劳模想一想说,应该还有一点印象。于是安主任当即就将朱劳模请来学校,让他来我们班上辨认。朱劳模一下就认出来,果然正是于非。安主任送走朱劳模立刻将于非叫来办公室,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非先是沉默一阵,接着就承认,这枝金笔的确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但他说并不是偷。于非说,他那天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卷在手里出来时无意中与一个中年男人碰了一下,回来后就发现,在这卷地图上竟然挂着一枝金笔。安主任听了将信将疑,当即让于非演示一下当时的情形。于是于非就将一卷报纸竖着拿在胸前,与安主任擦肩而过时只轻轻一碰,安主任别在上衣兜里的钢笔就被于非不动声色地用报纸挑过去了。但是,于非所说的误会显然并不成立。可以想象,一个人的手里拿着一卷地图,如果不是出于故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别人胸前的钢笔挑过去的。而就在这时,何军又一次主动来政教处作证。他告诉安主任,于非在此之前还用这种办法偷过学校别的老师的钢笔,曾经有人表示不相信,他还在班里为大家做过示范表演。何军说,于非的确只用一卷报纸就可以轻易地将人家别在胸前的钢笔挑过去。
这一次事后,学校对于非的处理又加重了一步,由严重警告改为记大过处分。
于非对此没说任何话。他只是问何军,你就这样恨我吗?
2
于非的第二只烟盒是一只黄色的金属烟盒,亮闪闪的。那时的电镀工艺还很简陋,这种颜色的金属除了镀金,还有一种叫电化铝。但据于非讲,这只烟盒绝不是电化铝的,而是真正的镀金,十八K金。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还特意用牙齿在烟盒上咬了一下。他解释说,一般的电镀有很强的硬度,而镀金则不然,镀金相对要软一些。他说罢将烟盒拿给大家看,烟盒上果然有几个清晰的牙印。但是,当于非在何军的面前摆弄这只烟盒时,何军却立刻鼓起两眼盯住于非的手。他看了一阵当即断定,这只烟盒是他父亲的。他告诉大家,他父亲当年曾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时认识了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副连长。后来这副连长牺牲了,在l临死前将这只烟盒送给了他父亲。当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何军关于他父亲的这段经历只说了一半,实际情况是,何军的父亲在那个朝鲜人民军副连长牺牲后,又曾去他的家里看望过他的妻子,后来还跟那个朝鲜女人发生了一段恋情。按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规,志愿军士兵是绝不允许与当地妇女有任何感情瓜葛的,何军的父亲为此受到很严厉的处分,并提前回国转业了。我们想,如果这只烟盒真是何军父亲的,那么就应该是当初那个朝鲜女人送他的定情物。于非当然不同意何军的这种说法。于非说,如果何军说的话属实,那么这只烟盒就应该是朝鲜的,但烟盒上并没有朝鲜文字,怎么能说明是朝鲜的呢?何军说朝鲜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有朝鲜文字。于非立刻说不对,除非是朝鲜的明太鱼,你见过哪样朝鲜的东西没有文字呢。于非告诉何军,这只烟盒是一个铁匠铺的铁匠送给他的,据这铁匠说,他的师傅当年是一个很有名的首饰匠,这只烟盒就是他师傅亲手制作的。所以,于非说,在这烟盒上不可能有朝鲜文字。
于非和何军这样争执时,已经是在农村。
于非原本是可以不插队的。他有一个哥哥去了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按当时的政策,他应该留在城里分配工作。但于非因为那只皮烟盒的事曾受过学校处分,而更严重的是,这只皮烟盒还牵扯出了我们班主任夏老师与政教处安主任的微妙关系,给夏老师和安主任带来很多麻烦,也让安主任很恼火。于是安主任就以于非的家庭有政治问题,本人也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为由,让他和我们一起下乡插队了。何军也和我们一起下来,而且分到同一个村里。何军插队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父亲不仅在抗美援朝时犯过生活作风错误,在解放天津时还是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兵,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因此,尽管何军在学校时一向表现很积极,不仅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努力为班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向老师汇报一些同学的动态,最后还是和我们一起下来了。
于非和何军关于这只金属烟盒的争执最终也没有一个结果。但何军始终为此事气不过,他认定是于非到他家去玩时,趁他不注意随手将这只烟盒抄走的,于是就将此事汇报给我们村的马书记。我们村的马书记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似乎很精明,其实头脑却经常犯糊涂,而且是一个很爱贪小便宜的人。我们来村里之后,不知何军暗里给了他什么好处,平时就总是对何军格外关照。马书记听了何军说的这件事倒并不以为然。马书记对何军说,现在村里人对你的印象都很好,认为你虽然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但本人表现积极,在生产队里不仅埋头苦干,也能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所以,马书记提醒何军说,生产队正准备让你去负责村里的小卖店,可不要在这种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再生出别的枝节来。何军接受了马书记的忠告,果然没再纠缠此事。但没过多久,于非的那只金属烟盒就被人莫明其妙地踩扁了。于非是在一天早晨发现这只被踩扁的烟盒的。在前一天晚上,他发现烟盒突然不见了,当时也没太在意。但第二天早晨就在屋子的门口发现了这只烟盒。发现时这烟盒是在几片高粱叶子的底下,已经被人踩成两块薄薄的金属片。这就使人很难判断,既像是被人无意中踩的,又像是被踩过之后,故意用高梁叶子遮盖起来做出这样一种假象。
于非捡起这只烟盒只是看了看,没说任何话就随手扔掉了。
接下来没过多久,我们村里的小卖店就发生了失窃案。
3
这时何军已经接管小卖店的工作,刚刚将账目整理清楚。
经查看,被窃物品主要是香烟。当时小卖店里卖的香烟有四种牌子,“战斗”、“永红”、“恒大”和“前门”。其中“前门牌”香烟最昂贵,要三角五分钱一包,也就是三元五角一条,因此被窃的就都是:‘前门牌”香烟。据何军清点,大约丢失了六条。小卖店里一下丢失了二十多元的货物,而且还都是香烟一类高档商品,自然是一件大事。马书记当即向公社报了案。公社专政组的罗组长得到消息,当天上午就冒雨赶来我们村调查此事。罗组长是复员军人,身材不高,但很精干,两个眼睛一闪一闪的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他当年在部队时曾当过侦察员。关于罗组长,有很多极富传奇色彩的传说。据说当年有一次,在我国某沿海地区的沙滩上发现一条橡皮艇,经检查分析,很可能是美蒋特务偷渡登岸时丢弃的。上级派当时罗组长所在的侦察连去参加搜捕行动。那时的罗组长还是罗班长。罗班长带领战士在附近的一座山上一连搜索几天,但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一直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一天深夜,罗班长率领几个战士来到一片橡胶林。突然,他耸耸鼻子,回身做了一个手势。战士们立刻散开将树林包围起来。果然,天亮时就从树林里搜出几个美蒋特务,其中一个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少校副组长。事后开庆功会时,部队首长让罗组长讲一讲,他在那天夜里是根据什么判断出敌情的。罗班长说其实很简单,他当时闻到一股梳头油的气味,战士们都是短平头,而且部队有规定,平时不准涂抹这类东西,当地老百姓则都是渔民,也不会用,而在这种偏僻的山林里,又是深更半夜,自然更不会有卖梳头油之类的小商贩,所以他当即断定,应该是敌人潜藏在这里。罗班长的这段英勇事迹后来被广为流传。罗班长从部队复员回来,专门负责公社专政组的工作,又一连破获了几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因此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还经常被县里调去协助破案。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上午,罗组长带人来到我们村。他先对小卖店的现场进行了勘察。小卖店是在村里的十字街口,紧靠大队办公室,后面是一所小学校,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现场没留下任何泥水痕迹。罗组长据此推断,窃案应该是发生在前半夜,也就是说,是在下雨之前。但偷窃者还是在一张包装纸上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脚印。罗组长根据这个脚印的长度和印痕特征分析出,偷窃者是一个男性,应该有些O形腿,身高大约在一米七五左右。让罗组长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仅从印痕看,这个人的体重只有五十公斤左右,这与从足迹长度推测出的身高不符,因为一个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的男人,体重至少应该在七十公斤以上。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此人很瘦,体重比普通人要轻很多,或者身体比例严重失调,虽然个子不高,却长着一双出奇的大脚。罗组长经过对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分析,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偷窃者很可能是一个知青。罗组长这样推断的依据是,从现场遗留的脚印看,此人穿的应该是一种高腰球鞋,但当地人一般不穿这种鞋。此外,在现场还有很多更实用的生活用品,可是此人都没有动,却惟独选择了“前门牌”香烟,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平时很可能只习惯吸卷烟,而当地人一般都吸旱烟,习惯吸卷烟的大多是知青。经罗组长这样一分析,怀疑目标立刻就集中到我们集体户来。
罗组长首先考虑的是监守自盗。
小卖店的售货员是何军,而何军正是知青,因此他就成为第一个被怀疑对象。罗组长首先利用何军去井台打水的机会远远地观察了一下他的体貌和走路的步态,立刻发现,何军的体貌特征与现场的分析结果并不吻合。首先何军的身材比较矮小,只有一米六0左右,其次他走路的样子有些外八字,也并不是o形腿。何军基本是一个矮胖子,体重大约在七十公斤左右,这与对现场足迹的推测结果也大相径庭。这时村里的马书记也为何军辩解。马书记说何军平时并没有吸烟的嗜好,因此不可能是何军。罗组长听了却不同意马书记的这种说法。罗组长说,案犯偷香烟,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会吸烟,他也可以将这些香烟拿去卖掉,或者去跟别人换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马书记立刻又说,即使这样也不会是何军,因为村里刚刚让他负责小卖店,他不可能自己偷自己,这样只会给他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罗组长听了微微一笑,说这个逻辑还说得通,何军也可能恰恰利用了这个逻辑,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罗组长又说,我们现在这样说还只是初步分析,在没有真正查明事实之前,一切可能都仅仅是可能,而且其他与何军有关联的人也可能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罗组长的最后这句话,突然提醒了马书记。马书记立刻想起何军在不久前刚刚对他说过的那只烟盒的事。他连忙将此事告诉了罗组长。马书记最后又强调说,据何军说,这个于非从在学校时手脚就不干净,还曾经因为偷东西被学校处分过。
马书记的话立刻让罗组长警觉起来。
罗组长稍稍考虑了一下,当即让马书记安排一个机会,想侧面观察一下这个于非。马书记想一想说,要想观察于非很容易,他去田里耪地了,中午收工回来时,只要等在村口的水塘边就可以看到他。罗组长听了点点头。到临近中午时,就来到村口水塘边的一丛灌木后面。等了一枝烟的时间,果然就见于非远远地从田里回来了。于非走过水塘时并没有发现罗组长,扛着锄头径直朝集体户走去。罗组长很认真地观察了他一下,发现他的身材与自己的分析倒有些接近,但他也不是O形腿,而且体重显然远远超过五十公斤。
4
这一来案情就陷入了僵局。
罗组长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对案情的分析在哪里出了问题?比如,是调查方向出了偏差,还是自己对现场脚印的分析不够准确?但罗组长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当年在部队时,最善长的就是痕迹分析,甚至曾被身边的战友称为鹰眼,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罗组长又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最后决定,开始正面接触我们集体户的人。
罗组长首先接触的自然是何军。
其实罗组长刚剐来到我们村里时,已经向何军了解过一些情况。何军没想到罗组长还会再找自己谈话,一下就有些紧张起来。他不等罗组长提问就先表示,一定会积极配合公社专政组的调查工作,只要是他知道的保证全说出来。罗组长并没有理会他说的话,只是不动声色地问,你叫何军?何军听了立刻感到浑身一紧。他明显意识到,罗组长跟自己说话的口气已经跟先前有所不同,分明带有了一些审问的意味。
于是,他只好点点头,说是,我叫……何军。
小卖店售货员?
是……售货员。
出事那天夜里,你在哪?
我在,在集体户。
你平时睡在哪里?
睡在……小卖店。
那天夜里为什么没在小卖店?
我,喝酒了,太晚就没回去。,
跟谁一起喝酒?
跟……跟于非。
还有别人吗?
还有几个人。
都是谁?
都是,集体户的人。
你们一直在一起?
是,一直在一起。
后来呢?
后来就都喝醉了。
何军说到这里忍不住委屈地流下泪来。他对罗组长说,不要跟他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件事不是他干的,他说无论集体户还是村里,很多人都可以为他作证,他在那天晚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怎么可能还有气力去干那种事呢?何军流着泪说,他如果真想拿小卖店里的几条香烟也可以有很多办法,何苦搞得这样满城风雨。
罗组长立刻问,你还有什么办法?说出来我们听听?
何军被这样一问更加慌乱起来,连忙解释说自己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具体办法。罗组长这才点点头,说好吧,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出事那天在你身边还发生过什么可疑的事情。何军连忙答应,说他回去一定认真地想,仔细地想。这时罗组长的口气也缓和下来,拍拍何军的肩膀说,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管怎样说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罗组长接下来又调查了我们集体户的每一个人。在调查过程中,确实证实了何军说的一部分话。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于非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老母鸡,据他说是一只瘟鸡,去外村办事时从一个当地人手里买来的。于是我们就将这只鸡炖了,又让何军从小卖店带回二斤地瓜烧酒,就这样大家一直喝到很晚。后来何军先喝醉了,接着于非和我们大家也都醉了,所以后面的事就什么都记不清了。不过罗组长还是了解到后来的一个细节,据我们集体户里的一个人回忆说,他半夜起来撒尿时,曾看到于非扶着何军在墙根呕吐。当时何军确实已醉得很厉害,摇摇晃晃几乎站立不稳。这个细节显然没有太大意义。首先,一个人在喝酒之后,醉与没醉是很难辨别的,只要他不是喝得太多,即使真醉了也可以硬挺着表现出没醉,同样,他也可以并没有喝醉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装成喝得烂醉的样子。其次。经常喝酒的人都知道,即使是真喝醉了只要把手指伸进喉咙轻轻一抠吐出来,立刻就会清醒过来,这是一个常识。因此就算喝醉酒也不能说明就不会再干出别的事来。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个细节似乎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至少将最值得怀疑的对象集中到何军和于非两个人的身上来,因为在那天夜里大家都醉了,只有于非还搀扶着何军在外面呕吐,何军吐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于非又去了哪里,就没有人能说得上来了。
于是罗组长当即决定,下一步正面接触于非。
5
罗组长凭经验意识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于非不同于何军,跟他接触很可能比较棘手。因此,他在找于非谈话前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让罗组长没有想到的是,跟于非谈话竟然出奇的顺利。于非很配合,态度也很好,在谈话的过程中一直是有问必答。他甚至还主动向罗组长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在那天夜里大家喝醉酒之后,何军曾又回小卖店去拿过几包香烟。于非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已经下起小雨,这也就是说,如果按罗组长的分析,盗窃案是发生在下雨之前的话,那么何军这一次回去拿烟就应该发现失窃了,但他却似乎毫无察觉,回来之后也没说任何话。再比如,于非说,何军第二天早晨酒醒之后就回小卖店去了,当时大约是五点多钟,而他在小卖店里闹起来,说发生了失窃案已是早晨七点多钟的事情,那么这中间的将近两个小时他在小卖店里干什么,难道就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吗?
罗组长听了很认真地想一想,觉得于非说的也有些道理。
于是罗组长就又将何军找来,问他关于这两个情况该做如何解释。何军听了先是一脸的茫然,想了想才说,那天夜里因为喝醉了,具体的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他好像确实回过一次小卖店,是于非让他回去的,他当时连灯也没有开,迷迷糊糊地拿了几包烟就又回来了。至于第二天早晨再次回到小卖店的事,由于脑子还昏昏沉沉的也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一回到小卖店就又趴到床上睡着了,一直到七点多钟醒来时,才突然发现小卖店里失窃了。罗组长对何军的这番解释并不满意。罗组长对何军说,一个人在醉酒之后确实会出现暂时失忆的情况,但他就是再失忆也不可能什么事都想不起来。罗组长很明确地告诉何军,关于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早晨这两个细节很重要,一定要回忆起来,否则有些问题就很难说清楚了。罗组长这样说过之后就又向何军提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罗组长说,还有一件事你始终还没做出合理的解释,从小卖店失窃的现场看,门锁没有任何被撬过的痕迹,窗板也都是好好的,这就让人产生怀疑,案犯究竟是怎样进入小卖店的呢,是不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去的?小卖店的钥匙只有你一个人才有,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显然是一个更致命的问题,何军张张嘴立刻无言以对了。
罗组长点点头,说好吧,你先回去,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吧。
罗组长跟何军这样谈完之后,就又来村里找马书记。罗组长对马书记说,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案情的很多疑点都越来越集中到于非和何军的身上来,不过何军的嫌疑显然更大一些。马书记听了立刻大感意外,说怎么会是何军的嫌疑更大一些呢,难道于非的嫌疑就小吗?我倒觉得,这件事怎么想怎么应该是于非干的。罗组长不动声色地说,问题是于非的嫌疑都可以解释,而何军却无法解释,这就不好办了。罗组长说到这里又向马书记强调了一句,他说,现在可以很明确地讲,何军已经有重大嫌疑,如果他想证明这件事与他无关,那他就要拿出证明自己与这件事无关的强有力的证据。
其实公允地讲,罗组长当时所说的这番话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符合法理的。今天在法津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无罪推定”,当面对一个被怀疑对象时,在没有寻找到证明他有罪的证据之前只能先推定他无罪,而这个有罪的证据也只能由指控方去寻找。现在罗组长把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推给了何军,这用今天的说法也就等于“举证倒置”,显然是有悖法理的。但在那个时代还不讲无罪推定,也没有举证倒置这样的说法,因此罗组长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就显得理直气壮,马书记即使不同意,也拿不出任何理由来反驳他。罗组长这样做也是采取了一个很聪明的策略,何军要想证明这件事不是他干的,就要拿出不是他干的证据,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能证明这件事是别人干的。因此他一定会拚尽全力去寻找别人的证据。如此一来罗组长只须以逸待劳,坐收渔人之利了。
罗组长的这个办法果然很奏效。
第二天上午,村里的马书记就匆匆来找罗组长,说何军正等在小卖店里,有很重要的情况要向罗组长汇报。罗组长正在和一起来的几个人商议别的事情,一听马书记这样说立刻就跟他来到小卖店。何军已经等在这里。他一见罗组长连忙关上小卖店的门,然后有些神秘地说,他已经知道那个偷窃的人在那天夜里是怎样进来的。罗组长听了立刻精神一振,其实这也正是一直困扰着罗组长的问题。罗组长曾经反复勘察过现场,小卖店的门窗都完好无损,又没有任何被撬动过的痕迹,如果这件事确实与何军无关,那么案犯又究竟是怎样进来的呢?
罗组长立刻问何军,案犯是怎样进来的。、
卸门板,何军说,他是卸掉门板进来的。
罗组长没有听懂,说卸门板,怎样卸门板?
何军当即为罗组长演示,他先将小卖店的两扇门板重新锁起来,然后在外面使出浑身的气力搬起其中的一扇门板。在我们插队的这个地方,房屋的门板在安装时大都不用金属合页,只在门框的上下方各凿出一个洞,然后将门板一侧凸起的地方插进去,这样即使锁了门,只要将门板从圆孔里拔出来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卸下来。罗组长看了立刻惊讶地睁大两眼。他没有想到,两扇看似如此坚固的门板竟然也能这样轻易地就被卸下来。但接着罗组长就又想到一个问题,这种卸门板的方法绝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而何军又是如何想到的呢?他既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会不会这件事就是他干的呢?何军似乎从罗组长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立刻又有些紧张起来,他连忙说,这件事不可能是他干的,再说他就是想干也干不了,因为他的身材矮小,胳膊也短,所以不可能把门板搬起来。况且……何军说到这里忽然支吾了一下,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罗组看看他问,你还想说什么?
何军又迟疑了一下,然后才说,他已经猜到这件事是谁干的了。
罗组长立刻问,是谁?
于……于非。
何军迟疑了一下,说。
何军想一想又说,除了他,别人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的。
6
何军这一次学聪明了,他并没将所有的事都对罗组长讲出来。
何军当然知道,于非不仅能卸门板,甚至还能干出更多的事来。当初在学校时,我和何军还有于非,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所以,班里只有我和何军最了解于非。于非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专门研制飞机心脏部件的设计院里工作。于非的家就住在这个设计院的职工宿舍院里。那时于非曾告诉我们,他家有一个邻居,他们设计院里的孩子都叫他刘叔叔。这个刘叔叔非常了不起,也很神秘,据说当年曾在国外搞情报工作,也就是特工,所以他平时在设计院里虽然不很起眼,但给人的感觉却总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于非说,这个刘叔叔还有一个警卫员,平时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跟在身边。但这个警卫员的工作不仅是保护刘叔叔,同时也为了监视他,据说,他甚至随时都可以打死他。当时我和何军都觉得于非的话有些夸张了,不管怎样说一个警卫员还不至于亲手打死自己负责保护的首长。但我们又想,如果这个刘叔叔确实曾被派往国外去做特工,那么就一定会掌握许多不为人知的高度机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边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我和何军的一再要求下,于非就带着我们去了这个刘叔叔的家里。这个刘叔叔四十多岁,看上去相貌平平,几乎放到人群里就再也认不出来,只是眼睛很大,而且一转一转的非常有神。当时何军向刘叔叔提出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让刘叔叔看一看,在我们三个人中谁最有当特工的潜质。刘叔叔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说这个问题一下很难回答,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潜能,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他这样说罢想了一下,然后就告诉我们,在他的书架上放着一套《毛泽东选集》,每一本的第七页和第八页之间都夹着一张书签,让我们去给他拿过来。我和何军听了连想都没想就立刻朝书架走过去,只有于非却站在那里没动。刘叔叔立刻笑着摇摇头。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件事上我和何军都比不过于非。何军有些不服气,立刻问刘叔叔为什么。刘叔叔问,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何军说听清楚了。刘叔叔又问,那为什么你们过去,而于非却站在这里没动呢。我和何军也感到奇怪,相互看了看,又看看站在那里始终没有说话的于非。刘叔叔又笑了一下说,还是让于非告诉你们吧。于非这时才说,按书本的通常印刷规格都是从右页开始,所以在第七页和第八页之间不可能夹任何东西。何军朝我看了看,似乎仍然没有听懂。我却已经明白了,如果书是从右页开始,也就是说第一页是在右页,那么第一页和第二页也就应该是同一页,同样道理第七页和第八页也应该是同一页,所以这中间是不可能夹什么东西的。何军听了仍然表示不服气,说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要看就看真本事。刘叔叔点点头,说好吧,那现在就看一看你们的真本事吧。他这样说罢从书架上拿过几副相同的扑克牌,从其中一副里抽出一张“草花K”,先让我们看清楚,然后就和另几副牌里的“草花K”混在一起,再让我们把刚才的那一张挑出来。何军看了一下立刻说,这几张牌都是同一版印出来的,应该一模一样。刘叔叔却摇头笑一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张牌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墨色还是线条都会有区别。果然,于非很仔细地看了一阵,就将刚才的那张“草花K”挑出来。刘叔叔说,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如果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当特工了。那天从刘叔叔的家里出来,于非告诉我和何军,他曾听刘叔叔的那个警卫员说过,当年刘叔叔在国外工作时,曾凭借他超凡的职业能力出色地完成过一次任务。当时他接到从国内发来的一张传真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亚裔男子,据说是在我们国家窃取了重要机密跑到国外去的,因此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个人抓住。但就相貌辨别而言,男人通常比女人要难,而四十多岁的亚裔男人就更加困难,因为亚裔男人都是扁平脸,铲形齿,而且到四十岁以后从外表看就更加趋同,这也就给从照片到本人的辨认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刘叔叔虽然根据上级指示立刻将这张传真照片销毁,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一天傍晚还是在街上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并迅速将他抓捕归案。
后来有一次,我们又去刘叔叔那里,何军再一次不知深浅地向刘叔叔提出一件事,他说想学跟踪。何军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他不仅不具备观察能力。甚至连起码的记忆能力都很差,在学校时经常因为忘记带课本或作业本受到老师的惩罚。但刘叔叔还是当即答应了何军。刘叔叔说,如果想学跟踪就要先练基本功。何军问基本功是什么。刘叔叔说这样吧,你先试着憋十天不屙屎,何军听了不解,问为什么。刘叔叔告诉何军。这是对一个特工最起码的要求,否则你正在跟踪目标,突然想起要屙屎,等你屙完了屎目标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何军起初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当即表示没问题。但他很胖,饭量也很大,这样光吃不拉只忍了一星期就坚持不住了。一天他捂着肚子对我和于非说,现在他的肚子里已经全是屎,照这样下去就要变成茅坑了。我当然没练这种基本功。我发现何军的脸色已经又黑又绿,就劝他不要再坚持了,我警告他说,照这样憋下去搞不好会憋出病来。但何军这一次却表现得很顽强,他说再坚持一下就到十天了,他一定要挺住。就这样,到十天以后何军再想屙屎也已经屙不出来了,他的肚子里像是装满了石头,用手按上去一块一块的很硬,而且每按一下他都会疼得叫出声来。我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连忙陪他去了医院。医院的医生为他检查之后皱着眉说,现在他的肠子里积存的已经不是大便,而是粪结石,如果再不尽快将这些石头弄出来会形成肠梗阻,那就要有生命危险了。医生为何军掏取大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肮脏的过程,他们先让他喝了一小杯香油,待那些粪结石在肠子里有了松动,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医生就戴上胶皮手套将手指伸进何军的肛门,然后将大便一点一点地抠出来。那些大便果然都硬如顽石,每抠出一块扔到托盘里都会发出哨啷一声。幸好何军的肛门比较松弛,也比常人的要大一些,那个男医生几乎可以将几根手指同时伸进去。事后刘叔叔听说了此事,就摇摇头对何军说,看来你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刘叔叔说,一个正常人像你这样十天不屙屎肯定会出问题的。何军听了立刻委屈地说,我十天不屙屎,当初不是你让我这样做的么。刘叔叔笑笑说,我让你十天不屙屎,可没让你这样不屙屎,于非也坚持了十天,他怎么就没出问题呢。刘叔叔这样说罢,就让于非告诉何军他是怎样做的。于非这时才告诉何军,如果决定十天不屙屎,就要尽量控制进食,而且每天都要大量饮水,这样才能保证肠道通畅。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再想起这个刘叔叔就感到有些可疑,也许他当年确实曾被派去国外搞过什么特工之类的工作,但决不是“007”或《碟中谍》里的那一类特工高手,他只会搞一些扑克牌或不屙屎之类的简单把戏,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他对何军和于非的评价却很准确,无论从智商还是应变能力看,于非都远远要高于何军。
7
何军告诉罗组长,虽然他分析出案犯很可能是卸掉门板进入小卖店的,但他自己却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最大的嫌疑应该就是于非。何军说,在此之前,有一次我们集体户的库房钥匙找不到了,于非就曾经卸过一次门板,而且卸得很婀熟。当时不仅是他,很多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于非甚至没用任何人帮助,他先是搬起一扇门板的一侧,然后轻轻一翘又用力一抬,那扇门板就轻而易举地被卸下来。罗组长听了虽然表面没动任何声色,心里却立刻振奋起来。他觉得何军提供的倒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思路,如果这个偷窃者果真是用卸门板这种方法进入小卖店的,那么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也就都可以解释通了。
何军接着向罗组长说出一个新的情况。
何军说,他并不是无端怀疑于非的,就在出这件事之前,刚刚发生过烟盒的事。罗组长立刻问,什么烟盒的事。于是何军就把自己父亲的那只烟盒不知怎么跑到了于非的手里,而于非又拒不承认,后来这只烟盒又被人莫明其妙地踩扁的事都对罗组长讲出来。何军信誓旦旦地对罗组长说,这只烟盒不是他踩的,绝对不是他踩的,他怎么可能踩扁自己父亲曾经用过的烟盒呢。但罗组长这时对究竟是谁踩扁的这只烟盒已经不感兴趣,他立刻又问何军,你能确定,这只烟盒就是你父亲的?何军说当然能确定,他从小就在父亲的跟前玩这只烟盒,怎么可能认错呢。接着何军就又将于非在学校时曾经偷过政教处安主任的一只皮制烟盒,还偷过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枝金笔而且为此还受过学校处分的事情都对罗组长讲出来。罗组长听了越发感到吃惊。他凭经验意识到,如果何军说的这些情况的确属实,那么这个于非的嫌疑就真的应该很大了。首先,他在学校时曾经干过类似的事情,而且据何军说,他在偷那只皮烟盒和那枝金笔时,用的都不是一般的手段,这就说明于非不仅有前科,而且干这种事也应该有相当的经验。其次,罗组长在此之前也曾怀疑过于非,但总觉得于非的动机不够充分。因为罗组长经过观察发现,于非虽然吸烟,但烟瘾似乎并不大,平时吸的也不多,一个吸烟并不很多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铤而走险去拧门撬锁盗窃香烟的。那么现在根据何军所说,于非的动机就应该很充分了。当初在学校时,于非跟何军曾有过宿怨,而这一次他又因为那只烟盒的事跟何军发生了激烈争执,接着这只烟盒又被人莫明其妙地踩扁,这一定会使于非很恼火,于非会认定这件事就是何军干的。而这时何军刚刚接手村里小卖店的工作,于非去偷小卖店是想为何军制造一些麻烦,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是出于报复何军的目的才这样干的。此外还有一点,罗组长从部队转到地方以后,毕竟参与过一些大大小小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因此已经养成一种职业上的直觉。他来村里以后,曾跟于非有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很可能跟于非有直接关系。
于是罗组长当即决定,再次正面接触于非。
但就在这时公社传来消息,在公社的大院里也发生了一起失窃案,而且失窃的正是罗组长的住处。罗组长的家是在县城,所以他平时就住在公社的单身宿舍。由于宿舍是在公社大院里,因此罗组长对门锁也就没太在意,只是安了一个门吊,然后挂了一把很普通的铸铁锁。罗组长得到消息的当天早晨就匆匆赶回公社。据公社大院值班的人说,失窃案应该是发生在后半夜。因为在午夜十二点左右他曾经到后面的院子巡视过,还一切正常,天快亮时再过来就发现出事了。当时罗组长宿舍的门敞开着,值班的人以为是罗组长回来了,待走到跟前才发觉不对了,他看到屋里并没有人,那把铸铁锁也扔在地上。罗组长立刻将自己的屋里仔细检查了一下,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门吊上没有任何被撬过的痕迹,铸铁锁也完好无损,显然,这个人又是用的什么特殊方法将门锁打开的。屋里也没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罗组长又查看了一下抽屉,只丢失了几包“前门牌”香烟,而放在旁边的钱夹和一些粮票却都没有动。这个人进来之后似乎不慌不忙,他呆了一会儿,竟然还吸了一枝烟,临走时还将罗组长忘记拔掉的电炉子给拔掉了。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个人打开门锁进来只是想让罗组长知道,他来过这里了,仅此而已。但罗组长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还是发现丢失了一只拉链包。这只拉链包是人造皮革的,并不值几个钱,但里面的东西很重要。有罗组长从部队转业的一些证件,还有几枚立功奖章,都是很心爱的东西。罗组长沉下心来仔细分析,立刻联想到我们村里的案子。他想,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似乎有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村里小卖店的失窃现场门锁没有被撬,而自己这里的门锁也没有被撬,这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什么必然联系?其次,村里小卖店丢失的是“前门牌”香烟,而自己这里丢失的也是“前门牌”香烟,这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这个来这里作案的人有意这样做,目的就是想暗示自己,村里小卖店的事跟这里的事是同一个人所为?罗组长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如果这两件事确实是同一个人所为,那么这件事就应该有些意思了,这说明自己在村里已经触摸到了事情真相的边缘,很快就要将盖子揭开了。也正因如此,这个人才跑来这里搞出这样一件事。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把水搅浑,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村里吸引出来。
罗组长想到这里更加坚定了信心,当天下午就又赶回我们村来。
8
罗组长回到我们村并没有立刻找于非谈话,而是召集全村人开了一个大会。罗组长在会上很严肃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夜里,他的住处也被盗了,虽然没受太大损失,但这件事毕竟是发生在公社大院里,而且偷的还是他专政组长的住处,所以影响极坏。现在公社领导已经提出要求,要限期破案,因此村里这边的事就只能先放一下了,他要立刻赶回公社去,全力以赴处理那边的案子。罗组长说到这里很威严地朝会场上的人扫视了一下,然后又说,他是军人出身,也算个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但他最不怕的就是跟有文化的人较量,正如毛主席所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些年他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还从没有遇到过较量的对手,美蒋特务也好,再狡猾的阶级敌人也好,都没有逃出过他的掌心,所以这一次他也有把握,一定能侦破这两个案子,同时他也要警告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更不要低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罗组长接着又说,他已跟马书记商量过了,这段时间村里一直在调查小卖店的事,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他回公社这几天就先让大家放松一下,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放几场电影。罗组长告诉大家,他已跟公社放映队的人说过了,下午就带几部片子过来。
村里人一听说要放电影都很高兴。当时放电影还是大事,大家听说公社放映队的人要来,而且能一连几天看到电影,立刻感到兴奋不已。
但是,散会以后何军立刻来找罗组长。何军问罗组长,小卖店这边的事是不是就这样放下了。罗组长说当然不会放下,他只回去几天立刻就回来。何军摇摇头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村里的事已经调查这些天了还没有头绪,公社那边的事会这样快吗。罗组长昕了笑一笑说,你也太低估我们的破案能力了。何军苦着脸说不是我低估,这边的事要赶快有个说法,否则我刚接手小卖店就出了这样的事,不光跟村里没法交待,我自己也有脱不掉的嫌疑。罗组长听了点点头,说好吧,你这几天也先放松一下,暂时不要想这件事了。罗组长沉了一下又说,我已经想过了,也许,我们前一段都想错了。
何军立刻问,想错了,哪里……想错了?
罗组长说,这个作案者,也许是外面的。
外面的?你说……是……别的村的?
唔,有这个可能。罗组长点点头说。
不会吧……?
何军一下有些糊涂了。
罗组长说好了,这件事先不要说了。
罗组长这样说罢,当天傍晚就带着人回公社去了。
罗组长这样做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是想缓解一下村里的气氛,同时也让那个看不见的对手松懈一下。罗组长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只要对手松懈了就会放松警惕,而一旦放松警惕就有可能露出马脚。罗组长想给对手制造一种错觉,自己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他已无暇再顾及村里这边,要赶紧回公社去处理那边的事情。罗组长估计,如果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放电影的这几天晚上村里就肯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罗组长想看一看,这个对手下一步还准备做什么。
所以,在这天晚上,就在村里小学校的操场上放映电影《奇袭白虎团》时,罗组长就又从公社悄悄地潜回村里来。但罗组长并没有发现,这时于非正坐在操场上的人群里,一边吸着“前门牌”香烟朝他这边看着。
9
于非在这个晚上看到罗组长悄悄回来,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就起身朝放映机这边走过来。放映机是安放在学校操场的后面。马达沙沙地转着,一束变幻不定的光柱朝前面的银幕投射过去。于非来到放映员的跟前,先递过一枝烟,叉问是不是想喝水。放映员是个胖胖的年轻人,也不客气,接过香烟一边抽着说,的确有些渴了。于非立刻说他去烧一些水来。然后就径直朝村里的牲口棚走来。村里的牲口棚也是生产队办公室,这时何军正坐在这里跟生产队的会计说话。生产队的会计姓马。叫马小雨,是村里马书记的女儿。马小雨长得不太好看,但嘴角两边有两个酒窝,一笑起来很甜。何军平时有事没事总喜欢来办公室找马小雨说话。但马小雨却并不爱理睬何军。她认为何军总来向自己献殷勤动机不纯。她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过何军,如果自己不是马书记的女儿,何军还会不会这样爱跟自己说话。何军被马小雨问得有些尴尬,但想一想还是厚着脸皮说,他喜欢跟马小雨说话是因为马小雨可爱,这跟她父亲是不是村里的书记没有任何关系。马小雨听了并不相信,她笑一笑对何军说,她早已看出来了,何军是集体户里最聪明的人。她这样说罢又问何军,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最聪明的人吗?何军想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知道。马小雨说,其实最聪明的人也就是最傻的人。于非在这个晚上来到生产队办公室。何军一见他稍稍愣了一下。马小雨却立刻高兴起来。马小雨平时很喜欢跟于非说话。她喜欢于非说话时的样子,漫不经心,懒散懈怠,但给人的感觉又很认真。于非一见马小雨就问,为什么没去看电影。马小雨说正在算账。接着又笑笑说,不过也算不下去了,何军一直在这里说话。何军一听就知趣地站起来,看看于非没话找话地问,不去村里看电影,来这里干什么。
于非说,要在这里烧一些开水。
何军问给谁烧开水。
于非说放映员,是给放映员烧水。
马小雨站起来说,我来帮你烧吧。
于非笑笑说好吧,那就让何军和你一起烧吧,然后把水送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去。于非这样说罢就从牲口棚里出来。事后何军对罗组长说,在这个晚上,他是亲眼看着于非从牲口棚里出去的,而且一出去就不知去向了。但于非却说并不是这样。他从牲口棚里一出来就碰到了村里的醉鬼杨三儿。醉鬼杨三儿四十多岁,是村里的一个羊倌儿,平时总是喝得烂醉,而且一喝了酒就找人赌钱。他赌钱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翻扑克牌比大小。醉鬼杨三儿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越是喝醉酒手气越壮,因此村里人见到他就都远远地躲开。于非在这个晚上一遇到醉鬼杨三儿立刻就被缠住了。醉鬼杨三儿一定要跟他赌一赌。于非没办法,就跟着醉鬼杨三儿来到他家里赌起来。醉鬼杨三儿这一晚的手气又很好,很快就赢了于非四元多钱,于是他一高兴就又拿出一瓶酒,一边跟于非赌着一边兴致勃勃地喝起来。后来醉鬼杨三儿就喝醉了,歪在炕上搂着一堆揉得皱巴巴的钞票昏睡过去。于非又推了推醉鬼杨三儿,见他不动了,才从他家里走出来。这时小学校的操场上已经在放第二部电影。第二部电影是《南征北战》,激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响彻全村。于非悠闲地朝村东头走来,想到这边透一透气。
但于非这样的说法只是他的一面之辞。
关于这一晚的事,何军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何军说,有人看见,在这个晚上,就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演到第二部电影时,有一个人来到村东头的麦场。在一个麦秸垛的后面放着一辆自行车,于是这个人骑上车就出了村口,直奔东面的东马村来。东马村与我们西马村相邻,两村的距离不过三里,所以这人在夜色里很快就到了。他先将自行车放在附近的一个小树林,然后就朝村里走来。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东马村的街上很静,也很黑,因此这个人就不得不用手摸着街边的土墙,踮起脚尖一步一步试探地走。就这样走了一阵,就来到东马村小卖店的门前。由于东马村比我们西马村要大,所以这里小卖店的规模也更大一些,不仅卖烟酒食品,也卖一些简单的日用百货。这个人先在小卖店的门口站了站,又朝街的两头观察了一下,然后凑到近前看一看门上有锁,说明店里没人,于是就搬起一扇门板轻轻挪到一边,侧身闪进去又将门板重新装好。小卖店里很黑,借着窗纸透进的夜色隐约能看清货架上摆放的货物。这个人似乎想了一下,先拿起几条“前门牌”香烟,想了想又拿了一包花头巾,然后就从小卖店里出来。他来到村口骑上自行车,一直骑出一段路才在道边停下来。借着夜色将这包头巾打开看了一下,这是一种方形的麻织头巾。农村妇女普遍都爱使用,平时戴在头上可以防晒,下田干农活时也可以防土。这时,这个人是站在由东马村通往我们西马村的路上。就在他将这些头巾重新包好时,突然看到后面不远的路上有个人影轻轻一闪。这个人显然也有一辆自行车,但没有骑,他先是走走停停,然后从路的一边绕到另一边,又从那边绕回到这一边,却犹犹豫豫地始终不敢过来。于是,这边的这个人稍微想了一下就拿出一条头巾包在自己头上,然后蹬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面骑去。他先从我们西马村南边的小路斜插到前面的大道,然后就朝常家店的方向一直骑去。常家店是我们公社的革委会所在地。这里是一个小镇,镇上有一个供销社。所谓供销社也就是综合商店,卖一些食品烟酒服装衣料,还有日用百货土产农具一类商品。这个人来到供销社时天色已经微微放亮。他想了想拿出那包头巾,朝四周看了一下就扔到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然后自己躲到一片蓖麻地里去吸烟。就这样等了一阵,只见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自行车走过来。这个年轻女人显然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在这个早晨是来上班的。她来到供销社的门口刚要开门进去,突然发现了那包扔在台阶上的头巾。她立刻愣了一下,先抬起头朝四周环顾了一遭,然后就弯腰将这包头巾捡起来。但就在她打开这包头巾时,躲在蓖麻地里的人朝她走过来。
这个人来到这女人的跟前说,你不该打开它。
年轻女人充满戒备地看看他问,为什么?
这人说,这包头巾不是你的。
这女人说,它是……是我的。
这人笑了,问,你说是你的?
女人说,当然……是我的。
这人说,我看到它是放在这台阶上的,如果你晚一步,我就捡到了。
年轻女人立刻不说话了,低头想了一下,抬起头问,你想……昨办?
这人又笑笑说,这样吧,你便宜点卖我一条,这件事就算我没看见。
年轻女人问,多少钱?
这人说,一毛钱。
一……一毛钱?年轻女人愣了一下,立刻慷慨地说,我送你一条吧。
这个人摇摇头,说不,我花一毛钱,这条头巾就是我买的。
那……好吧。
年轻女人又犹豫了一下,只好同意了。
于非对何军的这个说法并不承认,却也不否认。因为他在这个早晨的确从公社的供销社买回一条头巾,同时还去猪站买回两斤猪肉。他先把猪肉放回到集体户,然后就不慌不忙地来牲口棚找马小雨。当时马小雨正在整理账目,抬头看见于非进来就问他,有什么事。于非笑笑说,送你一点小东西。马小雨听了感到奇怪,抬起头看看于非,问他要送自己什么东西。于非就拿出那条头巾,抖了抖扔给马小雨。这条头巾是天蓝色的,有一些白格子,看上去非常鲜艳。马小雨接过头巾看了看脸立刻红起来,她问于非,好端端的干吗要送自己头巾。于非说,早晨去公社办事,在供销社看到这条头巾很漂亮就买回来。
马小雨问,可是你买回来,为什么……要送我呢?
于非说,这条头巾的颜色很好,你戴了一定好看。
他说罢又朝马小雨笑了笑,就转身走了。
10
罗组长是当天下午得到消息的,说东马村的小卖店也失窃了,经盘点丢失了几条“前门牌”香烟,还丢了一包头巾。罗组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太意外。他立刻意识到,这件事肯定是前两件事的延伸。他这几天故意让村里的气氛松懈下来,原本是希望那个作案的人能在村里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却没料到,他竟然又跑到东马村的小卖店去搞了一下。罗组长立刻赶来东马村的小卖店,经对现场勘察,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东马村的小卖店由于比我们西马村要大,因此各种商品也更加齐全,在小卖店的货架上明明摆放着更高档一些的“郁金香牌”香烟,但这个偷窃者拿走的却仍然是“前门牌”香烟。罗组长想,这些“郁金香牌”香烟就放在“前门牌”香烟的旁边,这个人不会看不见,可是他为什么放着好烟不拿,却偏偏还要拿前门烟呢?他是不是想以此来告诉自己,这件事仍然是他干的?这让罗组长有些恼怒起来。罗组长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躲在暗处的对手非常狡猾,他作案的动机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拿几包香烟或一点什么东西,而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战。罗组长咬一咬牙在心里想,好吧,如果是这样,那咱们这次就斗一斗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我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你的阴谋诡计力量大,还是我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大!
罗组长在查看小卖店里丢失的头巾时,突然感觉这种蓝白相间的花色有些眼熟。他仔细想了想,才想起我们村的生产队会计马小雨也戴了一条这样的头巾,而且看上去很新。罗组长想到这里向小卖店要了一条头巾,就立刻赶回我们村来。但罗组长毕竟是罗组长,考虑问题总要更周密一些。他想,马小雨是村里马书记的女儿,因此跟她谈话就要谨慎一些,况且就算马小雨戴的这条头巾真跟东马村小卖店丢失的一模一样,也不能说明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她去东马村的小卖店买的呢?如果是别人买了送给她的呢?所以,罗组长在这个下午来生产队办公室找到马小雨时,就故意绕了一个弯子跟她说话。
马小雨这时果然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头巾,像红领巾似的围在脖颈上,再配上绿上衣显得很好看。罗组长故意作出不经意的样子朝马小雨的头巾看了看,然后笑了一下似乎开玩笑地问,现在天气并不凉,你戴头巾干什么,就为漂亮啊?
马小雨一边整理着账本随口说,戴着玩的。
罗组长又问,你这条头巾……是哪里买的?
马小雨说不是买的,别人送的。
罗组长立刻问,哦……谁送的?
马小雨一笑说朋友,朋友送的。
罗组长又问,什么时候送的?
马小雨放下手里的笔,慢慢抬起头说,怎么,这条头巾有啥问题么?
罗组长这才说,是……是这样,东马村的小卖店刚刚发生了失窃案。
马小雨立刻睁大两眼问,你怀疑……我这条头巾是从东马村偷来的?
不不……罗组长连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只是随便问一问。
好吧,我告诉你,马小雨说。这条头巾是于非送我的。
于非?你说是……于非送给你的?
罗组长看着马小雨,立刻又叮问一句。
是啊,怎么,他也是偷来的吗?
他……是什么时候送你的?
就是今天,今天上午。
他没说,这头巾是哪来的?
说了,他说是买的。
在哪买的?
公社的供销社。
供销社?他说,是从供销社买的?
是啊,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问他。
罗组长立刻从生产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罗组长的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想,这件事的线索终于跟于非联系起来了。于非送给马小雨的这条头巾究竟是不是从公社的供销社买的,应该很好印证,只要去问一下立刻就会清楚了。于是罗组长这样想着当即就来到我们集体户。于非在这个下午没去下田。他将买来的那两斤猪肉切成很薄的薄片,然后放在一个小盆里用盐码起来。他码肉的方法很细致,先铺一层粗盐,然后放一层肉片,再铺一层粗盐,再放一层肉片。罗组长进来时于非似乎并没有察觉,仍在埋头做着手里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无意中抬起头看到罗组长,才笑了笑解释说,这是最简单的腌肉方法,冬天蒸熟下酒,非常好吃。罗组长面无表情地看看他,然后说,你应该知道,我来找你是什么事吧。于非想了想,眨着眼摇一摇头说,不知道……什么事?
罗组长盯住他,又问了一句,你,真的不知道吗?
于非一笑说当然不知道,你没说,我怎么会知道。
好吧,罗组长说,那条头巾是怎么回事?
于非似乎没听懂,愣一下问,头巾,什么头巾?
罗组长说,就是马小雨戴的那条头巾。
哦,于非说,那条头巾是我送给她的。
你是哪来的?
买的。
哪买的?
供销社。
从哪个售货员的手里买的?
一个年轻的女……
于非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看看罗组长问,怎么,这条头巾有什么问题吗?
罗组长仍然用两眼盯住于非,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条头巾,可能牵扯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能跟我去一趟供销社,找到那个卖你头巾的售货员吗?
当然可以,于非立刻说,可是……你要告诉我,究竟牵扯到什么事了?
罗组长点点头说好吧。罗组长先朝于非的脸上看了一下,然后告诉他,就在昨天夜里,东马村的小卖店也失窃了,这一次丢失的又是几条“前门牌”香烟,还有一包头巾。于非一听就笑了,把手里的肉片扔到盆里,很认真地看着罗组长问,你是怀疑,我送给马小雨的那条头巾也是从东马村小卖店里偷来的?罗组长刚要说什么,却立刻被于非伸手拦住了。于非点点头,说好吧,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去公社的供销社指认那个卖我头巾的售货员。
他一边说着洗了手,就和罗组长一起出来,骑上自行车直奔常家店的供销社。
这时已将近傍晚,供销社已经下班。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推着自行车走出来,抬头看见于非朝这边走过来,身后还跟着罗组长,立刻怔了一下。这个女售货员当然认识罗组长。她慢慢停住,看看于非,又看了看罗组长。于非径直走过来,伸手朝她指了指对罗组长说,呶,就是她,我早晨就是从她手里买的那条头巾。然后又回过头去问那女人,我今天早晨,是不是在你这里买了一条方头巾,天蓝色的,还有一些白格条纹?
年轻女人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只是茫然地点点头。
罗组长走过来问,早晨那条头巾,是你卖给他的?
是……
头巾是哪里的?
当然是店里的。
于非立刻在一旁说。
对,是……店里的。
罗组长立刻回过头。用力朝于非看了一眼。于非就不再作声了。罗组长又拿出一条头巾,朝这个年轻女人抖了一下问,你看清楚,是不是这样的花色?
年轻女人很认真地看了看,说是。
这种头巾,你们供销社里还有吗?
应该……还有。
年轻女人一边说着立刻打开商店的门,柜台里果然还挂着几条这样的头巾。年轻女人又说,下面村里的小卖店也有卖这种头巾的,都是从我们这里进的货。
罗组长听了没再说话,回头看一眼于非,就从商店里走出来。
11
罗组长再次来找于非是在第二天早晨。
这时于非拎着锄头,正准备和生产队里的人一起下田去耪地。罗组长走到他面前说,你今天上午不要下田去了。于非停住脚步,回头问罗组长又有什么事。罗组长说走吧,去你们集体户里说话吧。说罢就头前走进集体户。于非只好放下锄头也跟进来。罗组长先掏出烟朝于非递过来,说抽烟吧。罗组长由于在外面当过几年兵,所以也养成吸卷烟的习惯。但他只吸一角八分钱一包的“战斗牌”。于非看一眼罗组长手里递过的香烟,摇摇头,就掏出自己的“前门牌”香烟,抽出一枝点燃吸起来。罗组长眯起眼看看他问,你只吸“前门牌”香烟吗?于非朝手里的烟灰吹一下说,如果有“前门”,就不吸别的牌子。
罗组长点点头,忽然说,前门烟的价钱挺贵呢。
于非立刻抬起头,很认真地朝罗组长看了一眼。
罗组长这才说,好吧,咱们今天就不绕弯子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条头巾,是昨天早晨在公社的供销社买的?于非说是,昨天咱们去供销社,已经找到那个售货员了。可是,罗组长立刻又问,你昨天早晨去公社干什么呢?于非听了笑一笑,很认真地说,去买猪肉,我腌的那一小盆猪肉你看见了,就是昨天去公社的猪站买的。
罗组长点点头,想了一下又问,前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于非眨眨眼说,前天晚上?
对,就是村里演《奇袭白虎团》和《南征北战》的那个晚上。
于非认真回忆了一下,说,我在……小学校的操场上看电影。
可是后来有人看见,你只看了一半就走了。
对,后来放映员想喝水,我去给他烧水了。
我也问过那个放映员,他说你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是在牲口棚烧的水,当时何军和马小雨也在那里。
我也问过何军了,据他说,你并没有烧水,只在那里晃了一下就走了。
于非听到这里就不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吸烟。
罗组长接着又说,据何军说,后来水是他和马小雨一起烧的,你从牲口棚一出去,就不知去向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在那个晚上从牲口棚出去之后究竟又去了哪里吗?于非又想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我那天晚上从牲口棚出去之后遇到了醉鬼杨三儿,他把我硬拉去他的家里,跟他……赌钱去了。
一直在他家里赌钱吗?
对,一直在他家赌钱。
于非对罗组长说,醉鬼杨三儿一喝了酒就爱赌钱,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那天晚上他将他拉去家里,一边喝酒硬按着他用扑克牌赌钱,就这样一直赌到后半夜,后来醉鬼杨三儿喝醉了,他才从他家里出来,在街上走了走就回集体户来了。于非这样说着,无意中朝窗外看一眼,恰好看到醉鬼杨三儿正赶着一群羊从窗外走过。于非立刻对罗组长说,那就是醉鬼杨三儿,你现在就可以问问他,我前天晚上是不是在他家里。罗组长朝窗外瞥一眼,想了想,就走出来叫住醉鬼杨三儿。醉鬼杨三儿一大早显然刚喝过酒,浑身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酒气。他来到罗组长的跟前,问有什么事。罗组长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立刻皱了皱眉,然后让他回忆一下,前天晚上都干什么了。醉鬼杨三儿以为罗组长又要抓赌,连忙说没干什么,前天晚上喝了酒就睡觉了。这时于非就走过来,在一旁说,你放心,罗组长今天不抓赌,你只要实话实说就行,前天晚上,我是不是在你家赌钱了?醉鬼杨三儿看一眼于非,又看一眼罗组长,吭哧了一下才点头承认,说前天晚上,是跟于非在一起赌钱了。罗组长盯住他问,赌到什么时候?醉鬼杨三儿翻一翻眼皮,一会儿说赌到半夜,一会儿又说赌到天亮。罗组长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喝醉了?醉鬼杨三儿立刻说没喝醉,他如果喝醉了怎么还能赢钱,他赢了于非五块多钱呢。罗组长看一看醉鬼杨三儿说话颠三倒四的样子,没再问什么,就让他走了。
这时于非看着罗组长,又问,还有什么事吗。
罗组长想一想说,暂时没有了。
于非一听就笑了,说,我们知青每年要在生产队里出多少个工,按规定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将来就没有资格参加选调,今天上午就因为你问我这几句话,就耽误了我半天出工,这应该怎样算呢,总不能算我是无故不出工吧?
罗组长说,这件事,我会去跟马书记说的。
于非点点头,就起身将罗组长送出来。
在这个上午,罗组长直到从我们集体户里出来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觉得不应该这样直截了当地来跟于非谈。他应该知道于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在这个层面上跟他谈话,就是再谈也不会谈出什么结果的,相反还会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暴露给他。罗组长反省自己,是不是由于这段时间始终没有理清事情的头绪,自己的情绪有些急躁了?他仔细在脑子里梳理了一下。在东马村小卖店出事的那天晚上,于非的行踪看似没有任何问题,几乎每一步都可以找到一个人为他作证,但也恰恰是这种表面的没有问题,却总让人觉得似乎有什么问题。罗组长感觉到,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真的已经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如果照这样下去恐怕会越来越被动。恰在这时,公社突然打来电话,通知罗组长马上回去开会。但罗组长这时还不想回去。我们西马村小卖店的失窃案还没有侦破,又出了他自己住处被窃的事情,而就在这两件事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东马村小卖店又被窃了,罗组长这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躲在暗处的对手的确是在有意向自己挑战,因此在这种时候,他决不能走。可是公社领导在电话里说,这几个案子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一百多元的事,虽然影响很坏,但现在簧时放一放并不是说就这样放下去了,事情迟早还要解决,只不过现在上级下来更重要的指示,要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所以只能先抓主要矛盾了。罗组长一听公社领导这样说才无话可说了,只好立刻赶回公社去。
12
转眼进入秋收季节,村里开始忙碌起来。
但就在开镰不久,何军却突然回城去了。
这段时间,何军的心情一直很不好。村里小卖店的事情始终没有着落,因此还不能开业,何军就只好仍回生产队下田参加劳动。但他的身体很差,有慢性肋膜炎,稍稍累一点就会不停地咳嗽。村里的马书记看他实在坚持不住。就只好又安排他去看仓库。
何军回城十几天才回来。他看上去精神似乎好了一些,理了发,刮了脸,还穿了一身洗得发旧的绿制服。就在这天晚上,他来到集体户找于非。于非已经睡下了,何军把他叫起来,从挎包里拿出一瓶六十五度的“芦台春”和几个午餐肉罐头。他向于非解释说,他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在这个晚上跟于非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于非并没有说什么,揉揉眼爬起来就跟何军一起喝起来。就这样喝了一会儿,他才放下酒杯说,说吧,什么事。
何军的酒量并不大,这时已喝得有些红头涨脸。
他对于非说,这件事……不要再闹下去了。
于非听了皱皱眉,似乎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他问何军,闹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事?
何军苦笑一下说,你跟别人可以这样说话,跟我就不用了,咱们从小学就在一起,谁对谁还不了解,我今天请你喝酒,就是想把事情摊开了,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于非听了先是低下头去沉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好吧,你说吧。
何军说,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村里小卖店的事就是你干的,对不对?
于非看着他,没说话。
何军又说,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恨我,当初在学校时,我在老师那里没少打你的小报告,可是我也有苦衷,我家里有政治问题,这你是知道的……后来你因为恨我,才偷了我的烟盒,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烟盒就是我踩扁的,我是心里气不过,既然你不承认,又不肯还我,那咱们大家就谁都别要,接下来你是因为想报复我才去偷小卖店的,对不对?
于非看着何军,仍然没有说话。
何军接着又说,不过后来的事情就有些变了,罗组长在全村大会上说他这些年还从没遇到过对手,你是存心想跟他作对,所以才去公社偷了他的住处。何军说到这里喝了一口酒,又歪嘴一笑说,当然,我知道,你后来这样做也是想转移罗组长的视线,不过我告诉你,罗组长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这件事你最好趁早收手,否则再这样闹下去就不好收拾了。
于非始终不说话,只是一边喝酒,一边看着何军。
这时何军已喝得有些醉意,额上的青筋也暴起来。
他探过身来告诉于非,说自己已经在这里呆不久了,最近公社有消息传下来,这一年的秋季选调已经开始,村里的马书记已明确告诉他,只要村里有一个选调名额就会让他走。不过……何军又摇摇头说,他很清楚,他家里的政治问题在这次选调时也是一个障碍,所以他为这件事很费了一番周折,他父亲曾告诉他,当年他投诚过来时,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还立过一次战功,只是当时没来得及颁发奖章,也没有凭证,所以他这次想,如果能找到他父亲当年的老上级,哪怕是老战友给证明一下,对他选调的事也会有些帮助。何军告诉于非,就在他这次回去的这几天,竟然真的找到了他父亲当年所在班的那个老班长,但这人已经患了晚期癌症,躺在医院里,他赶去在他咽气之前总算让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按了手印。何军说着打开自己的挎包,很神秘地拿出一张纸,在于非的眼前抖了一下连忙又收起来。他说,所以,现在有了这个证明材料就好办了,他这次选调一定可以走了。
于非一下一下地看着何军,仍然没有说话。
这时何军又想了想,对于非说,咱们做个交易吧。
于非问,什么交易?
何军似乎有些犹豫,迟疑了一下才告诉于非,他知道于非的一个秘密。
于非一听就笑了,说你能知道什么秘密,我这人从来就没有秘密。
不见得吧?何军诡谲地一笑说,我如果能说出来呢?
于非不动声色地说,你如果知道,当然可以说出来。
何军说好吧,村里放电影的那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于非想想说,放电影,哪天放电影?
何军说,就是放《奇袭白虎团》的晚上。
于非就笑了,说,你怎么也问这个问题。
何军立刻问,还有谁问过?
于非摇摇头说,没有谁。
何军又叮问,你还没回答我,你那天晚上究竟去哪了?
于非说,你去问一问村里的醉鬼杨三儿,他会告诉你。
何军哼一声说,我不用去问醉鬼杨三儿,那天晚上的事,他大概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呢。当时我已经觉出你有什么事,所以你从牲口棚出去之后,我随后也跟出来,我看到你去醉鬼杨三儿的家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又出来,你后来又去了哪儿呢?
于非慢慢放下酒杯,面无表情地问,你,看到什么了?
何军嘿嘿一笑说,我看到一个人溜出村,朝东边去了。
于非为自己的杯里斟了酒,端起来喝一口,没再说话。
何军又说,我找了一辆自行车,随后也跟着出了村,后来就看到这个人又骑着自行车从东马村那边回来了,这个人担心被人认出来,还在自己的头上包了一块花头巾,接着他又去了常家店,在那里跟供销社的一个年轻女人说了一阵话,好像还在她的手里买了一条头巾。
何军问,你猜一猜,这人……是谁?
于非放下酒杯,坦然地说,这人是我。
何军立刻愣了一下。显然,他没料到于非竟会如此泰然自若地承认这件事,这样一来,他准备在后面要说的一些更重要的话反而说不出来了。
于非说,不错,那个在供销社门口买头巾的人就是我。
于非漫不经心地告诉何军,那一包花头巾是他在去公社的路上偶然捡到的,他原本是去公社的猪站买肉,不想在路上拾了一包这样的头巾,看一看又没什么用,就给供销社送去了,供销社为了感谢他,就很便宜地卖了一条给他。他回来之后就将这条头巾随手送给马小雨了。何军听了张一张嘴。于非说的这番话似乎合情合理,让他一时无法反驳。他想了一下,又说,好……好吧,就算那包头巾是你在路上捡的,这件事不说了,可是在那个晚上,去东马村的那个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从麦秸垛后面推出的那辆自行车,总不会也是捡的吧?
何军笑一笑问,这个人又是谁呢?
于非问,是谁?
何军说是啊,是谁?
于非就又不说话了。他低着头喝了一会儿酒,就放下酒杯站起来,到外面去撒了一泡尿,然后回来又坐到何军的面前,点点头说,你要跟我做什么交易,说吧。何军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说,这件事,我在罗组长回公社之前,已经告诉他了。
于非立刻皱皱眉,说,你已经……告诉罗组长了?
何军说,不过,我说没看太清楚,只是像某个人。
于非沉了一下,说,好吧,你究竟……想怎么样?
何军说,这件事很简单,我能让罗组长相信,也能让罗组长不相信,比如我可以告诉他,那天夜里是我看错了,其实是东马村的一个妇女,夜里有急事来咱们西马村找人的。
条件呢?于非问,你要什么条件?
何军说,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条件。
于非笑笑说,我怎么会知道。
好吧,何军点点头说,那我就明确告诉你,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去马书记那里,承认村里小卖店失窃这件事是你干的,我已经跟马书记讲好了,只要你承认,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他保证不会告诉罗组长,更不会为难你。于非一听就笑了,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承认?我承认不承认还有什么意义呢?何军说当然有意义,你如果咬住口,坚持死不承认,就算罗组长相信了我的话这件事也不会立刻有一个结果,而村里小卖店是由我负责,如果这件事不能立刻有一个最后的结果,我这一次选调的事就要耽误了。
于非听了端起酒杯,跟何军碰了一下扬头一饮而尽。
然后说,可是,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何军咽下一半的酒立刻呛了一下。
不是你?你说……不是你?
于非说,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你对罗组长说那天夜里看到的是我,他不会轻易相信,你说不是我,他也不会轻易相信,你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说那天夜里看见的人一定就是我或者一定不是我呢?于非说着又为何军斟了一杯酒,也为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端起来跟他碰了一下喝下去说,你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就算罗组长相信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何军并没有喝酒。他端着酒杯盯住于非问,你……想好了?
于非笑笑说,你威胁我?
何军拧起脸说,就算……威胁吧。
好吧,我告诉你,我想好了。
那你就等着瞧吧!
何军这样说罂,就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13
何军深知这次的秋季选调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偷偷告诉我,他已经认真分析过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集体户里所有人的条件都不如他。何军说于非当然更没有希望,且不论村里人对他是如何评价,只凭他父母的情况就不会通过政审。于非的父母由于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还在工作,但一直被单位控制使用,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终没有定论,他这样的家庭背景不要说选调,就是哪里也去不成的。所以,何军对我说,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决不能让小卖店失窃的事影响选调。而且他也明白,事不宜迟,小卖店的事如果再拖下去,说不定会夜长梦多又生出别的枝节来。
何军毕竟了解于非,因此这—次跟于非喝酒之前就已经想到有可能会谈不拢,所以已经做好第二手准备。他想,如果谈不拢就只好破釜沉舟,去公社找罗组长摊牌。既然于非自己不肯承认这件事是他干的,他就去对罗组长把那天晚上看到的事原原本本都说出来,只要罗组长相信东马村的事是于非干的,那么西马村的事就应该也是他干的。这样村里小卖店的事自然也就可以了结了。但是,让何军没有想到的是,他第二天一早赶到公社时,却并没有见到罗组长。罗组长这段时间很忙。眼看秋收季节已过,公社正在布置兴修水利和挖丰产田的事。何军一直等到下午,看一看罗组长还没有要散会的意思,才只好饿着肚子回村来。
何军并不知道,在这个下午,村里这边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在等着他。
何军一回到村里就看到马书记。马书记正在焦急地等着他,一见他回来就说,你这一上午跑到哪去了,再不回来就要把大事耽搁了。何军连忙问是什么事。马书记这才告诉他,他们事先的估计果然没有错,何荤报上去的选调材料已被打回来,理由是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点,如果他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确曾立过战功,那就要有相应的证明材料,而且必须是当时在场的见证人最直接的证明材料,否则就不足以采信。马书记说,你要赶快想办法,如果几天之内拿不出证明材料,这个选调名额就要落到别人头上去了。何军一听是这件事立刻松了一口气。他告诉马书记,他这一次回城就是办这件事去了,证明材料已经搞到了,他马上就可以拿给他。马书记一听立刻跟何军一起来到集体户。但是,当何军打开自己的箱子时,却发现昨天晚上还在的那份证明材料竟不翼而飞了。何军先还以为是自己放错了地方。也许压在衣服底下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下面了。但他满头大汗地将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也没有发现那张纸片。马书记问,你是不是记错了?何军哭丧着脸说怎么会记错,他昨天晚上还把这张纸拿出来给于非看过。他说到这里突然愣了一下,连忙拿过箱子上的锁看了看。锁是完好的,再仔细查看一下箱子,箱子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但何军已经意识到了,事情很明显,应该只有一种可能。
何军立刻来找于非。于非在这个下午正在田里收玉米。杂交玉米只有齐胸高,因此在田里走起来就比较费力。但于非掰玉米的技术很娴熟,脚步也很轻盈,远远看去就像是漂浮在庄稼里。何军用手拨着庄稼走到于非的面前,一把拉住他说,你……你还给我吧。于非站住了。把背上的箩筐慢慢放到地上,歪过头看看何军问,还给你什么?何军已经快哭出来,他说,你应该知道的,这份证明材料对我有多重要。于非想一想问,你是说,昨天晚上给我看过的那份证明材料吗?何军说是啊,你赶快把它还给我吧,只要你把这份材料还给我,我立刻就去对罗组长说,我那天夜里看到的不是你。于非一听就笑了,转过身来说,你这样说话有些莫明其妙,第一,那份证明材料是你的,没在我这里也不可能在我这里;第二,你去不去跟罗组长说。说什么,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何军立刻虎起脸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去报案了!于非说报不报案是你的事,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你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何军这才告诉于非,他的那份关于他父亲曾立过战功的证明材料突然不见了。
何军说,我昨晚只给你一个人看过,然后明明放在箱子里,怎么会不见了呢?
于非听了沉一沉,说,你仔细回忆一下j你能保证这东西只给我一个人看过吗?
何军立刻说当然能。但想了想,似乎又有些不敢肯定。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很差,这时一着急脑子就更加混乱起来,他皱着眉想了想说,好像……没给别人看过。
于非说,如果确实没给别人看过,那就应该不会丢。
何军说,可是……我已经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啊。
于非说,你再去找一找,也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何军一听立刻鼓起眼,他觉出于非的话里似乎有话。
他连忙问,我……再去找一找……就可以找到吗?
于非笑笑说我怎么知道,你去找找就是了。
那,那好,我……再去找一找……
何军说罢就转身又跑回村里来。
但何军又将箱子里的东西仔仔细细地翻找了一遍,几乎将箱子拆了也没有找到那份证明材料。他这时才终于明白了,这份证明材料绝不是自己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它肯定是被人用什么方法偷去了。无论这个偷证明的人出于什么目的,他既然偷走它就不可能再让自己找到。马书记一看也很着急,说如果没有这份证明,选调材料再报上去肯定还会被打回来。接着又想一想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何军连忙问什么办法。马书记说,你立刻赶回城里去,再开一份证明来。何军听了想一想,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于是,他赶紧收拾起东西就又回城里去了。
14
何军这一次回去没能开来证明。
他父亲当年的那个老班长在上一次为他写了那份证明材料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位老班长的家人很热情,看到何军焦急的样子,当即表示他们可以代逝者为他出一份证明,或者出一份逝者曾经出过这个证明的证明。但这样的证明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何军在向他父亲当年的那个老班长表示过哀悼,又向他家人表示过慰问和感谢之后,准备立刻往回赶。但就在这时,他的家里又出了事。他父亲听说自己当年的老班长去世之后心里很难过,又听说这一来无法再为何军出具证明材料,一着急也病倒了。何军的父亲有很严重的胃痉挛,平时情绪稍有波动就会发作。何军赶紧将他父亲送去医院。就这样又耽搁了几天时间,看看他父亲的病情稍稍缓解了一些,才赶紧又回村来。
但何军刚回到村里,马书记就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何军的这个选调指标果然已经落到别人的头上去了,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于非。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于非在村里的一贯表现并不突出,而且在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连串失窃案中还有重大嫌疑,这个选调指标就是给我们集体户里的任何一个人也不会轮到他头上的。但是,马书记告诉何军,于非这一次并不是单纯的选调。他的父母已经被落实政策,而他们工作的那个单位又属于特殊机构,因此允许将本单位职工的适龄子女按招工指标招进去。而于非正在农村插队,就算被他父母的单位招工也要占用选调指标,这一来也就正好用了何军的这个名额。何军昕了张大嘴瞪着两眼,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但马书记又告诉他,不过事情也没有这样简单,首先,于非在办理手续时村里是不会为他盖章的,而且公社的罗组长也已经明确表示,在这几起失窃案还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公社也不会为他盖章,而如果没有村里和公社的这两级公章,就算于非父母的单位同意招工,于非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会办成手续离开这里的。
但是,马书记和何军还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这样说话时,于非已经带着一应手续去公社的粮站办理粮食关系了。公社粮站为他办好粮食关系,又给我们西马村打来一个电话,正式通知我们村知识青年于非的粮食关系已经办结,可以为他结算了。村里的马书记一听立刻吃了一惊,说他办粮食关系?我们村还没有给他盖章,你们凭啥为他办粮食关系?公社粮站的人听了感到奇怪,说他所有的手续都很齐备,而且明明已盖了你们村里和公社的两级公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给他办粮食关系呢?马书记一听连忙又给公社的罗组长打电话。罗组长也在电话里坚称,在于非的事还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公社是不会也不可能为他盖公章的。
马书记听了越发感到奇怪,既然这样,于非的这两个公章又究竟是怎样盖的呢?
于非从公社粮站办结粮食关系并没有再回我们西马村,而是直接就回城里去了。
几天以后,于非给何军寄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打开箱子吧,看一看。何军连忙打开自己的箱子。他这时才发现,自己苦苦寻找了很久的那份证明材料竟然就在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人造皮革的拉链包。这个拉链包被擦得干干净净,而且开线的地方也都被仔细地缝上了。包上压着一叠钞票,还有一张字条,上写:请转交罗组长,谢谢。
作者: 孟晓 时间: 2011-11-9 22:42
谢谢版主转来,待有时间再细看。
作者: 剑胆琴心 时间: 2011-11-9 23:31
谢谢政协兄。只是请您把字放大点好不?老眼昏花,看几个字就不行了呢。
作者: 李政协 时间: 2011-11-10 12:33
字放大排版就乱了.我戴眼镜看得蛮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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