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烈士公园的最初记忆，应该是在五岁之前，我家住在距烈士公园南门不超过500米的一个院子里。

      那时的烈士公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满眼黄土中孤零零立着一块碑，记得是叫“烈士碑”。后来修起了烈士塔，碑就移到里面去了。由于当时尚处文盲阶段，碑上的字一个也不认得，对于碑的意义和珍贵也就不甚了了。真是惭愧，这一世人没上过学前班，没能在进小学前就识得几百字，能从一数到一百。那时的幼儿园，似乎除开玩，还是玩。现今这般愚钝，估计是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黄土之所以印象深刻，就不能不说第一个倒霉记忆了。

      那时人小，还只有跟屁虫资格，他们干什么，我干什么，他们指哪，我奔哪。一天，在公园里疯玩了半天后，大孩子命我等从一面黄土坡上 “梭” 下去，据说是插近路。我当然“梭”。这坡，比幼儿园的“梭梭板”长许多，“梭”得孩子们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有人还要爬上坡去“梭”第二回。

“梭”的结果，是屁股上无论如何也拍不掉的大片干黄。那黄，必定渗进了裤子后面部分的每一根纤维！

  于是，从进院子大门起，就只得屁股总贴着墙，好歹挪回了家。

进了家门，Z阿姨的饭菜已经摆上桌。我还是坚持屁股贴墙，这显然到不了地处屋中央的饭桌边。Z阿姨满脸疑惑，一把拖我过去，“坐下吃！”速度之快，谁也没有注意我屁股的异样。忐忑吃完饭，想继续屁股贴墙溜出去，一起身，犯罪痕迹暴露无遗——凳子上一派干黄！

Z阿姨当然火起，惩罚还是老套路——打屁股。痛不痛，不记得了，只是那黄，肯定没有因此而被打干净。Z阿姨搓了好多道，水换了好多盆，念叨了好多回。
我们兄弟姊妹可以不怕爸爸妈妈，但绝对都怕Z阿姨。于是，爸爸妈妈也放心地把我们统统交给了Z阿姨。

人小，某些神经还没长齐，某些器官还不听使唤，晚上来尿（即尿床）也就经常发生了。让Z阿姨气不过的是，晚上喊你起来尿，哼哼唧唧，半天就是不尿，一倒下去，就来尿了！

某个早上，我和哥哥同时被发现床单都尿得滴水，Z阿姨左手扯下我们的裤衩，右手抄起把大剪刀，一张一合，咔嚓咔嚓，高喊：“还来啵？！还来啵？！还来就剪吊吊！！！”可怜哥哥和我，吓得拼命捂住小鸟，在床上左右奔突，连“再也不来了”的保证也没时间作，蹿得比鸟还快。

这恐怖事件与烈士公园无关，与倒霉有关。跑题了。

五岁以后，搬离这个院子，搬进另一个院子，也离烈士公园不远。

一眨眼小学就读完了。

准备考初中，学校放几天假，嘱我们在家自己复习。很不习惯，平日读书上心，也就无所谓复习，要考就考，八九不离十的。

有同学来邀去烈士公园去复习，我虽然从无这样的雅兴，但总比在家无所事事好，高高兴兴跟着去了。

在公园的一口池塘边，各自读了一会儿书，就生倦意。有人提议，看谁搬得动塘边的圆石凳，立马群起响应。

热闹喧天，一个接一个地正显狠时，警察叔叔怒吼着出现了！

一串人乖乖地跟着警察叔叔进了公园派出所。我们被指控“搞破坏”——要把石凳推到塘里去。因为之前已经有人这样干过，且没抓到。

一人关一间，以防攻守同盟。审了半天，不可能有“结果”。饥肠辘辘好久后才被释放，一个个垂头丧气回了家，也不知道该埋怨谁。

好在这倒霉没影响几天后的考试。

几十年了，警察叔叔的凶，蛮横不讲道理，总挥之不去。

一眨眼又文革了、下乡了、招工了、当班主任了。学校地处远郊——东边乡里，学生吵着要去烈士公园玩。我虽无多大兴趣，拗不过这群乡下孩子，其实他们家的周围，都有比公园更美的景色。

一个班独自外出活动，跟领导说一声，就同意了，也没怪我耽误课。估计现在是绝对不行了。

事先嘱孩子们自由组合，分成若干小组，没人要的跟我一组。最后竟是我这一组人数最多。不是没人要他们，是他们要我。

那天自然玩得尽兴。特别是分组划船，比赛，打水仗，都玩疯了。个个衣服湿透，幸亏天气不凉。

以后又几次带孩子们出去野炊。

现在想来，我一个人带这么一大班孩子出去，只想如何让孩子们玩得高兴，绝没把什么安全问题当第一考虑，也有点后怕呢。但是，为了所谓安全，就把孩子们死关在学校里，恐怕也不是良策啊。

这快乐事件与烈士公园有关，与倒霉无关，又跑题了。不过，我们不是总讲究有个光明的结尾吗。